五十年前那場青春悼念

今天路過文具店，指尖碰到一盒白色粉筆的瞬間，突然就被一股熟悉的寒意拽回了五十年前。不是空調吹出來的涼，是1976年內江冬天特有的、帶著沱江濕氣的寒風，刮在臉上像小刀子割，卻偏偏凍不住心里翻涌的熱乎勁兒。那年我還是內江九小的學生，半大不小的年紀，對“死亡”沒太多概念，卻因為周總理的離去，第一次嘗到了心口發悶、鼻子發酸的滋味。五十年過去，當年的教學樓早就因為麻柳壩大橋的修建拆得干干凈凈，可那些藏在粉筆灰里的細節、寒風里的哭聲、還有老師們紅著的眼眶，反倒像被時光磨亮的珠子，越擦越清晰。現在的年輕人可能沒法理解，為什么一群孩子會為一位國家領導人的離去如此悲痛，可在那個年代，周總理就是我們眼里“為老百姓操心到底”的代名詞，他的離去，像是家里少了一位最親的長輩。

最讓我難忘的不是追悼會本身，是會前那頓沒吃踏實的午飯，還有和陶進超在寒風里“搶時間”辦黑板報的經歷。那天第二節課的電鈴剛響，王家瓊老師就頂著風在籃球架下朝我使勁揮手，圍巾被吹得像面小旗子。平時她總愛笑著摸我們的頭，那天眉頭皺得能夾死蚊子，睫毛上都掛著白霜，開口說話時聲音都在抖：“快去找陶進超，跟他一起找劉校長問清楚，追悼會的黑板報還按原計劃辦，兩點半前必須搞定，這是咱們全校師生的心意，不能出半點差錯。”說完她就急匆匆往校外走，說是要去市文教局開會，腳步快得像在跟風賽跑。

我拽著陶進超往校長辦公室跑，一路上冷風往領口里灌，我倆縮著脖子，邊跑邊搓手。辦公室里空無一人，百無聊賴的時候，我們翻起了報夾里的《四川日報》，剛看到副刊的詩歌，就聽見“咚”的一聲巨響，管總務的高國民老師怒氣沖沖地推開門闖了進來，衣角還沾著幾片枯葉。他往劉校長的座位上看了一眼，重重地坐在椅子上，整個辦公室的空氣都像凍住了似的。我倆嚇得趕緊低下頭，假裝認真看報紙，其實眼睛都在偷偷瞟他，心里直犯嘀咕：這是誰把高老師惹成這樣了？

上課鈴響了我差點站起來，被陶進超一把拉住。他用眼神示意我“任務還沒完成”，我才反應過來，乖乖坐了回去。沒過幾分鐘，劉校長端著個冒熱氣的搪瓷杯走了進來，一看到高老師的樣子就笑了：“這是怎么了？誰惹我們高老師生氣了？”高老師憋了半天，猛地站起來，喉結動了好幾下，眼眶紅得嚇人：“剛才去發備課本，聽見有老師說，給周總理開追悼會和反擊‘右傾翻案風’不協調。”他越說越激動，聲音都在顫，“周總理一輩子為黨為人民，鞠躬盡瘁的，我們悼念他天經地義，憑什么不能辦？”

劉校長趕緊把門關上，輕聲安撫他：“別生氣，她們就是思想上有點迷糊，我已經跟她們談過了，會來參加悼念的。”等高老師走了，我們趕緊湊上去問黑板報的事。劉校長眼神特別堅定，從文件夾里拿出一疊稿子遞給我們：“辦，必須辦得漂漂亮亮的。這八天里，老師們備課間隙寫悼文，眼淚都把稿紙打濕了；同學們放學后趴在桌上謄抄詩句，墨汁瓶都凍住了，一共收了一百多篇，最后選了六篇最情真意切的。”她頓了頓，有點不好意思地說：“其實你們倆寫的詩也很好，老師們都夸了，就是版面有限，之前總登你們的文章，這次就把機會讓給其他同學了。”

我倆趕緊點頭說沒事，心里卻有點小感動，原來老師還記得我們寫的詩。劉校長看了看手表，催我們：“快回家吃飯，十二點半前必須返校，時間緊，任務重，一定要保質保量。”她拍我們肩膀的時候，掌心的溫度透過棉襖傳過來，暖乎乎的，一下子就不覺得冷了。

回家扒了幾口飯，陶進超就在院子里喊我。路上我們商量黑板報的標題，我隨口說：“要不就叫‘把思念藏進筆墨里，跟著總理的腳步往前走’？”他一聽就拍了大腿：“這個好！比干巴巴的口號有味道多了。”趕到學校大門對面的黑板前，離十二點半還差三分鐘，黑板邊緣都結了細小的冰凌，泛著冷光。陶進超拿出鉛筆和直尺，蹲在地上丈量比劃，頭發被風吹得亂七八糟也不管。我翻開稿子，剛讀到蘇政勛老師的《十六字令·花》，忍不住念出了聲：“花，赤誠兒女為你扎……”

“別光顧著念，快來幫我看看格子畫得勻不勻。”陶進超頭也不回地喊我。我搓了搓凍得發木的手指，哈了口熱氣，仔細看了看他畫的格子：“左邊再留寬一點，不然楊老師的文章寫不開。”我們分工明確，他寫老師的文章，我寫同學的，商量著把楊清芳老師的文章放在最左邊，蘇老師的放在中間，小學部同學的兒歌跟在旁邊，這樣左右對稱，看著舒服。粉筆在黑板上沙沙作響，寒風里，我們的手凍得通紅，寫一會兒就要放在嘴邊哈口氣，可誰也沒喊累。

周圍漸漸聚了不少早到的同學，有的不停跺腳取暖，有的湊在黑板前小聲讀已經寫好的內容，眼睛都紅紅的。幾個住校老師裹緊了褪色的棉襖，站在旁邊靜靜看著，眼神里滿是贊許。陶進超寫標題的時候，特意往后退了幾步，深吸一口氣，懸起手腕一筆一劃地寫。那十四個大字剛落筆，周圍就傳來小聲的贊嘆，粉筆灰被風吹起來，在陽光里劃出細細的銀線，像把我們的思念都飄到了天上。我忍不住跟他開玩笑：“你這手字可以啊，比字帖上的還好看，有股子剛勁勁兒。”他撓了撓頭，有點不好意思：“別打趣我了，趕緊寫你的，不然要來不及了。”

我們邊寫邊聊天，他問我最近在看什么書，我說剛把《紅巖》看完，還從同學那兒借了《小城春秋》和《苦菜花》。“周總理不是讓我們好好讀書嗎？咱們多學點東西，以后才能為國家做事。”我這么一說，陶進超使勁點頭：“看完借我看看，咱們一起加油。”現在想想，那時候的我們雖然不懂什么大道理，卻已經在不知不覺中把周總理的教導記在了心里，把“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當成了努力的目標。

最后一個標點落下的時候，我倆都松了一口氣，手凍得幾乎沒了知覺，卻覺得心里特別踏實。許可老師走過來，攬著我們的肩膀，語氣里滿是贊許：“你們這板書，堪稱咱們學校建校以來最好的一次！尤其是蘇老師這三首十六字令，以‘花’寄情，把對總理的思念和要奮斗的決心都寫進去了，太戳心了。”他的話音剛落，初三二班的羅曉明同學就帶著哭腔念了起來：“花，赤誠兒女為你扎。心悲慟，無盡思念他。”

那句話像一顆石子投進水里，瞬間激起了千層浪。大家不約而同地圍了過來，眼眶都紅紅的，跟著一起誦讀：“花，歲歲年年映早霞。人長逝，淚灑萬千家。花，耿耿忠心報國家。身先去，浩氣耀中華。”寒風裹著枯葉在腳邊打轉，嗚咽著像在哭，我們的聲音雖然稚嫩，卻異常堅定，在空曠的校園里回蕩，把墻角覓食的麻雀都驚飛了。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所謂“懷念”，不是簡單的哭泣，而是把對一個人的敬意，變成自己前進的力量。

下午兩點半，同學們端著橙黃色的長凳從教室里走出來，每個人胸前都別著一朵自制的白色紙花，在藍色的衣襟上格外顯眼。七百多朵紙花聚在一起，像一片素白的海洋，風一吹，紙花輕輕顫動，像是在為周總理默哀。操場里靜得可怕，連呼吸聲都聽得清清楚楚，只有遠處樹梢的風聲，在為這場肅穆的儀式伴奏。

三點整，徐永福老師走上主席臺，聲音沉重地宣布追悼會開始。《哀樂》響起的瞬間，全場師生都站了起來，低頭默哀。風把哀樂吹得斷斷續續，卻吹不散心里的悲痛，我看見身邊的女同學偷偷抹眼淚，男老師也紅了眼眶，有的同學忍不住抽泣起來，聲音被風吹得輕輕的。默哀結束后，劉校長走上臺，她輕輕撫平發言稿的邊角，開口時嗓音有點發顫，卻字字清晰。她給我們講周總理年少時“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故事，講他領導南昌起義、歷經長征的艱險，講他建國后夙興夜寐為國家操勞的事跡。

講到周總理重病時還在為國家大事操心，劉校長的聲音哽咽了，她別過頭擦了擦眼淚，臺下的啜泣聲越來越大。有個女老師忍不住捂住嘴，肩膀不停聳動；男同學們紅著眼眶，仰著頭不讓眼淚掉下來；我攥緊了拳頭，心里暗暗發誓，一定要好好讀書，不辜負周總理的期望。劉校長平復了情緒，目光掃過全場：“總理雖然走了，但他的精神永遠是我們的指路明燈。作為老師，我們要把總理的囑托教給每一個孩子；作為學生，你們要好好學本領，將來為祖國的發展出一份力。”

那天的追悼會結束后，我和陶進超又去看了一遍黑板報，粉筆字被風吹得有點模糊，卻依然能看清那些凝聚著思念的詩句。后來，我和陶進超都考上了理想的中學，再后來又各自參加了工作，不管遇到什么困難，都會想起1976年那個寒風凜冽的冬天，想起黑板上的詩句，想起劉校長堅定的眼神。那些記憶像一粒種子，在我們心里生根發芽，讓我們不管走多遠，都記得要做一個對國家、對社會有用的人。

現在麻柳壩大橋已經通車了，雙向六車道，還有漂亮的景觀亮化，晚上亮燈的時候，和甜城湖的夜景交相輝映，特別好看。每次路過大橋，我都會往原來內江九小的方向望一眼，雖然那里已經沒有了教學樓和操場，卻永遠藏著我青春里最珍貴的記憶。五十年過去，時代變了，生活越來越好了，可周總理的精神從來沒有過時，他依然是我們心里最敬愛的總理，依然在指引著我們往前走。那些藏在粉筆灰里的思念，那些寒風中的誓言，早就刻進了我們這代人的骨子里，成為了永遠不會褪色的精神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