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崗身亡多年，周總理為其妻子安排工作，毛主席為何表態：不同意

1971年春，北京城仍帶著料峭寒意。中南海西門的車輛來去匆匆，周恩來卻在門口停步，伸手替身旁的灰發女同志理了理圍巾。她叫李力群，昔日東北局婦女工作能手，也是高崗的遺孀。周恩來叮囑一句：“先在招待所住下，等房子收拾好再搬。”李力群輕聲應了一句“好的，總理”，便隨工作人員上車。誰也沒想到，這趟被視作“照顧老同志”的返京之旅，會牽出毛澤東一句干脆利落的“不行”。

車子剛駛離中南海，往事就像冷風灌進腦海。1937年，17歲的李力群帶著“救國”兩個字，從江蘇武進一路奔赴延安。先到中央黨校，后被陳云分配到邊區黨委秘書處，她與高崗第一次并肩工作。那年高崗25歲，個子高，嗓門也高。毛澤東在窯洞里拍著桌子笑，對李力群說：“這小伙子能打仗，你跟著他，放心。”一句“跟著他”既是關心，也是撮合。大生產運動、整風學習、前方后方頻繁往來，兩人幾乎沒有所謂戀愛，直接在組織決定下結婚，后來常被朋友打趣“是毛主席牽的紅線”。

1945年日本投降，高崗奉命入關東，主政東北，李力群把嬰兒背在身后，在松江省委婦女部一干就是兩年。她主持創辦東北第一育才小學，徐特立贊她“有條理”。然而東北戰場硝煙未散，高崗已因果斷與勇猛在軍中聲名鵲起。1949年新中國成立，他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東北局書記兼軍區司令員。彼時，人們似乎看不到暗礁。

1953年底，高崗奉調中央，搬入東交民巷8號。毛澤東為了工作方便，曾建議他住進中南海，高崗覺得“太近”婉拒。高崗忙，周恩來干脆讓李力群“先別上班，照顧孩子”。然而，高饒事件在1954年驟然爆發，高崗被指“分裂黨、破壞黨中央集中統一”，旋即跌入深谷。8月17日深夜，他服藥自盡，年僅42歲。毛澤東當時在杭州，電話里只說六個字：“厚葬，不火化。”周恩來連夜趕往東交民巷主持善后，棺木最終安放在萬安公墓。那天送靈隊伍不多，李力群強撐著抱小兒子，在屋內跪別。

高崗的政治評價塵埃未定，遺孤的生活卻要繼續。毛澤東指示：房子、生活費、學雜費一律由國家負責；孩子入學不得設卡。組織部很快安排一處舊四合院，配廚師和勤雜。李力群把大兒子送入北京十三中寄宿，自己帶著襁褓里的幺子，屋檐下的日子平靜又漫長。

風浪并未就此停止。1966年起，李力群被下放至安徽鳳陽干校，早晚扛著鋤頭，偶爾寫字，內心卻總惦念“何時能回江蘇老家看一眼”。消息逐級上傳至毛澤東案頭。1971年，周恩來請示：“把她接回北京，便于照顧。”毛澤東同意，隨即又交代：“要給她安排能發揮特長的崗位。”于是，就有了開頭那幕。

李力群到京第二周，周恩來親自挑了什剎海北沿一處帶影壁的老四合院，又問她想干什么。她笑說：“當年讀過點書，能不能去圖書館？一邊看書一邊學習。”周恩來欣然點頭，交文化部辦理。不到半個月，她戴著工作證準時入館，整理舊善本，十分安穩。

然而，4月下旬，一份簡短的工作動態報送到毛澤東辦公桌上：李力群已在北京圖書館上崗。毛澤東眉頭一挑，只說兩個字：“不行。”隨即批注：“她有教育經驗，應調教育部，圖書館用不著她。”第二天，中央辦公廳電話打到文化部，李力群班還沒下，就接到通知：明早去教育部報到。對話只剩一句：“首長有變動安排，請理解。”

教育部學生管理司正缺一位辦公室主任。李力群在延安、東北主持婦女教育，又當過小學第一任校長，履歷恰合。她到崗后，先著手清理全國高校學生檔案，常在夜里九點仍伏案。有人勸她保重，她擺手：“人家信得過，我就得干好。”

1975年，全國人大四屆一次會議召開，李力群當選人大代表；兩年后轉任政協委員。彼時毛澤東已病重，周恩來也在與病魔抗爭，但“不因身份影響子女升學”的指示依舊有效。她的大兒子順利考入中國科技大學，二兒子進入清華大學，檔案上不加任何特殊注解。在登記表最下方，一排小字寫著：“與歷史問題無關。”

轉眼到1983年，按照干部離休政策，李力群退出領導崗位。她收拾桌面時只拿走一枚木質印章，那是學生管理司成立時刻的紀念品。此后她很少公開講話，只在寒暄中偶爾提到高崗：“他有功，也有過，這事總會弄明白。”2010年代初，有研究者登門口述，她抬手制止：“不要再寫我個人，多寫學生工作。”話音很輕，卻透著一絲不容置疑。

2020年9月，李力群在北京逝世，享年一百歲。訃告用最精煉的字句概括她的一生：中央黨校學員、基層干部、教育工作者、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沒有“高崗夫人”這一稱呼。或許，這正是她寧愿在圖書館默默翻書，又被毛澤東一句話拉去教育部的真實心愿：與其被動注腳，不如做一行字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