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那場送別與抗爭，為何成了歷史的轉折點？

1976年的冬天特別冷，長安街的寒風裹著嗚咽聲，數十萬北京市民自發站在道路兩側，望著緩緩駛過的靈車，淚水凍在臉上。當周恩來總理的靈車消失在視線盡頭時，沒人能想到，這場“十里長街送總理”的哀悼，會在三個月后引爆一場震動全國的群眾運動，成為一個時代的情感出口與歷史拐點。

要讀懂這場全民情感爆破，得先看清1976年的中國時局——那是一個矛盾交織、人心惶惶的特殊年代。十年文革的動蕩讓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社會秩序混亂，普通百姓盼著安定日子卻求而不得。

當時的政壇形成了鮮明對峙：周恩來、鄧小平為首的務實派，一心抓生產、穩秩序，是民眾眼里的“定心丸”；而江青、姚文元等人組成的“四人幫”，掌控宣傳輿論，熱衷于政治斗爭，讓本就緊張的局勢雪上加霜。

周恩來的存在，是這場對峙中最關鍵的平衡砝碼。這位一生鞠躬盡瘁的總理，在病榻上仍堅守崗位，1975年四屆人大上提出的“四個現代化”綱領，像一束光照進了黑暗，讓民眾看到了未來的希望。可“四人幫”早就將他視為眼中釘，1974年的“批林批孔”運動中，明里暗里喊著“批周公”“批黨內大儒”，把矛頭直接對準周恩來。這種明晃晃的政治打壓，讓百姓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卻敢怒不敢言。

1976年1月8日，9時57分，周恩來總理與世長辭。這個消息像驚雷般傳遍全國，億萬民眾的悲痛瞬間決堤。但更讓人寒心的是，“四人幫”對悼念活動的刻意壓制：姚文元下令禁止媒體報道首都的悼念盛況，在四人幫控制下的《人民日報》、新華社集體失聲，《紅旗》雜志甚至不刊登總理遺像和悼詞。1月14日追悼大會前一天，《人民日報》頭版竟刊發《大辯論帶來大變化》，宣稱“全國人民都在關心清華大學的大辯論”，公然漠視全民悼總理的熱潮，無數讀者怒而撕報，質問電報如雪片般涌向報社。2月13日，“四人幫”寫作班子在《光明日報》發表《孔丘之憂》，將悼念群眾污蔑為“舊制度的哭喪婦”，更是火上澆油。這種冰冷的漠視與公然挑釁，成了點燃民眾情緒的第一根導火索。

1月15日，總理骨灰送往八寶山的路上，數十萬群眾自發涌上長安街，沒有組織，沒有號召，大家只是靜靜地站著，揮動著自制的小白花，哭喊著“總理一路走好”。這一刻，個人的悲痛與對時局的不滿交織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情感洪流。而按照總理遺愿，鄧穎超將他的骨灰分三次撒向密云水庫、海河與黃河入海口，這位一生無私的偉人，最終回歸了他深愛的這片土地。

三個月后的清明節，壓抑已久的情緒徹底爆發。這場抗議風暴從南京率先燃起，3月5日上海《文匯報》轉發雷鋒報道時，刻意刪掉周恩來的題詞，引發全國民眾強烈憤慨；3月25日，該報又在頭版發文，用“黨內那個走資派”影射“周恩來要把鄧小平扶上臺”，徹底擊穿了民眾的底線。3月28日，南京大學400多名師生抬著周恩來巨幅遺像和花圈，前往梅園新村悼念，沿途工人、市民紛紛加入，隊伍越走越長，最終數萬人涌向梅園新村和雨花臺，打出“誰反對周總理就打倒誰”“揪出《文匯報》黑后臺”的標語。3月29日，學生們在街頭張貼“警惕赫魯曉夫式的人物上臺”的大字報，工人朋友們則幫忙將抗議標語刷在南來北往的列車上，讓反對“四人幫”的呼聲像星火般傳遍全國，這便是震驚全國的“南京三二九事件”。面對高壓鎮壓，南京街頭很快又出現“同打著白旗反對周總理的人血戰到底”的標語，民眾的反抗意志絲毫未減。

南京的抗爭像一聲號角，喚醒了全國民眾。3月下旬起，杭州西子湖畔、鄭州二七紀念塔下、西安古城鐘樓下，各地群眾沖破禁令，以清明節祭祀為名，自發舉行悼念活動，花圈、挽聯擺滿了城市的紀念場所，“打倒野心家”“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口號此起彼伏，形成了席卷全國的抗議浪潮。而北京，作為這場運動的中心，更是匯聚了全國的目光。從3月底開始，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就陸續出現花圈、詩詞和悼文，成千上萬的人從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門廣場，即便“四人幫”污蔑“清明節是鬼節”“送花圈是四舊”，并下達禁令，也擋不住民眾的腳步。

4月3日，天安門廣場最多時聚集了10萬人，累計100多萬人參與悼念；4月4日清明節當天，高潮如期而至，200多萬人次涌入廣場，形成了共和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花山詩海”。普通工人、農民、戰士、學生自發創作的詩文，成了最鋒利的武器：“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杰，揚眉劍出鞘”，直白地將矛頭指向“四人幫”；“總理遺志我們繼承，‘四個現代化’實現日，我們一定要設酒重祭”，喊出了民眾對國家未來的期盼。一人振臂，萬人應和，震天動地的口號聲中，是民眾對正義的堅守和對暴政的反抗。

“四人幫”早已坐立難安，王洪文直言“南京事件的性質是對著中央的”，姚文元也憂心“會很快影響到北京”。4月1日，中央政治局將南京事件定性為“轉移批鄧大方向的政治事件”，要求各地追查“幕后策劃人”，北京市則開始逮捕廣場悼念者，房修二公司工人韓志雄因寫下《悲情悼總理，怒吼斬妖魔》的小字報被捕，成為第一個犧牲者。4月4日晚，在江青等人左右下，中央政治局將天安門廣場的群眾運動定為“反革命事件”，決定連夜清理花圈、抓捕“反革命”。

4月5日凌晨，大批民兵、警察和衛戍部隊帶著卡車開進廣場，將所有花圈、詩詞、挽聯全部運走，徹夜守衛花圈的群眾被強行帶走，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布上了三道封鎖線。當清晨趕來的群眾發現寄托哀思的花圈不翼而飛、戰友被抓時，憤怒終于失控，數萬人聚集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外，高呼“還我花圈，還我戰友！”“誰反對周總理就打倒誰！”，部分群眾與執勤人員發生嚴重沖突。下午，位于廣場東南角的“工人民兵指揮部”小樓被點燃，四輛汽車（包括公安局宣傳車）化為灰燼，群眾與民兵、警察均有傷亡。

當晚6時25分，天安門廣場的高音喇叭反復播放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吳德的講話，污蔑群眾“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要求立即離開廣場。9時30分，一萬多民兵、五個營的衛戍部隊和三千名公安人員手持木棍、皮帶，奉命進入廣場暴力清場，數十人受傷，二百多人被拘留，廣場上留下了血跡與傷痛。事后，“四人幫”將事件定性為“解放以來最大的反革命事件”，鄧小平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但歷史終將還原真相。1978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為天安門事件徹底平反，明確這是一場反對“四人幫”的正義革命運動；同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撤銷相關錯誤文件，為鄧小平平反，這場全民運動，最終為半年后粉碎“四人幫”奠定了堅實的群眾基礎。

50年，轉眼半個世紀過去，當我們再回望1976年的那場情感爆破，會發現它從來不是一場單純的悼念活動。民眾悼念的，是那位一生為民、鞠躬盡瘁的好總理；反抗的，是破壞安定、倒行逆施的“四人幫”；期盼的，是國家安定、人民幸福的好日子。周恩來總理用一生踐行了“為人民服務”的誓言，而這場運動則證明了：民心所向，便是歷史的方向。

如今，長安街早已車水馬龍，國家日益強盛，我們早已實現了總理當年期許的“四個現代化”。每當想起1976年的那場送別與抗爭，總能感受到穿越時空的力量——那是人民對正義的堅守，對美好的向往，更是對偉人精神的傳承。這盛世，如您所愿；這山河，因您更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