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劉青山遭槍決，40多年后親弟坦言：當初毛主席殺他是正確的

1951年冬至，保定北風獵獵，街角茶攤上有人壓低嗓門：“劉青山完了。”一句話迅速傳遍城里巷外。誰也沒料到，這位在華北赫赫有名的“戰功干部”會被推到風口浪尖。

劉青山1931年參加革命，那年才十五歲。闖過長征雪山、淌過冀中澇洼，他的勇敢毋庸置疑。可戰爭結束后，權力與金錢像溫水一樣，將曾經的熱血悄悄煮沸。1949年9月，他被任命為天津地委書記，榮光加身，腳下的路卻變了方向。

天津城見證了他的“變臉”。機關干部依舊穿著粗布灰衣，他卻開始出入洋行，買來進口皮大衣、鋼絲床、真皮沙發，還從香港運回兩輛小汽車。彼時，很多人騎車上班，連中央首長也多是吉普車，他卻早已坐進了轎車后座。抗美援朝號角震天，后方節衣縮食，他的飯桌卻夜夜魚翅燒鵝。有人勸他收斂，他反問一句：“革命勝利了，為什么不讓人享受？”語氣輕飄，卻透出骨子里的麻木。

權力染上奢靡，必有侍從附和。張子善與他一唱一和，擠占救濟款、克扣筑壩經費、倒賣緊缺物資。短短兩年，他們握在手里的黑錢高達一百七十余萬元，這在當年差不多等于一噸黃金。更要命的是，河工工程因偷工減料垮塌，十多條人命無辜喪生。百姓的哭聲一陣緊似一陣，終于傳到省城，又越過石家莊，直達中南海。

1951年秋，河北省政務會議上，副專員李克才當著眾人遞上了足以“壓塌桌子”的材料。會場氣氛凝固，有人咬牙，有人冷汗直冒。劉青山趕回國，剛踏下飛機，就被帶走審查。以往那些阿諛奉承的笑臉瞬間消散，只剩冰冷手銬。

中央很快掌握全部證據。周總理拿著厚厚卷宗來到香山臨時辦公地，神情沉郁：“不少老同志寫信，說劉青山戰功卓著，能不能寬大處理？”毛澤東放下手中文件，回答只有十四個字：“必須處死。殺二人，救萬人。”言語平靜，卻重若千鈞。

1952年2月10日，保定市體育場人頭攢動，兩萬群眾靜候宣判。宣判書念完，劉青山面色煞白，張子善低頭無語。行刑前，警衛隨口問他可有遺言，他只吐出一句：“算我糊涂。”槍聲三響，塵埃落定。當天夜里，劉青山的小弟劉恒山趕到保定，在燈光昏黃的停尸間替兄長整理遺體，抬出的棺木沉甸甸，卻裝滿教訓。

值得一提的是，處決命令頒布后，華北不少基層干部徹夜無眠。有人私下商量：“這下得收手了。”昔日流行的推諉、私分、請客送禮，短時間內驟減。老紅軍王震后來回憶：“那一槍，值。”

回溯我黨應對貪腐的傳統，早在1928年井岡山就有“貪污一分，軍法從事”的規矩。紅四軍司務長因吞下一頭豬被立斃；大革命時期的謝步升案，更讓蘇區上下觸目驚心。之后，中央明確提出：“貪污五百元以上者，必殺。”這條鐵律伴隨部隊轉戰南北，誰敢越雷池，誰就得付出代價。

進北平前，1949年3月，毛澤東在滹沱河畔輕聲說了一句“進京趕考”，意在警示：取天下難，守天下更難。糖衣炮彈比鐵炮大炮可怕，因為它無聲無息，卻能蠶食肌骨。劉青山恰是最直觀的反面教材。

他死后，留下年邁妻兒。中央指示，孩子可以領到每月十五元的生活費，戶口、上學不受牽連，一切按革命后代對待。決不搞株連，是原則；絕不姑息，是底線。這種“嚴與慈”的并存，讓無數干部冷汗之余，也看見了組織的溫度。

時間走到1980年代，撥亂反正中，許多歷史人物復原名譽。劉青山的三個兒子找到李克才，希望重新評價父親。面對昔日部下的子女，李克才沉吟片刻，只說：“歷史定了性，無法抹去。”隨后便起身告辭。劉家兄弟中，唯一仍在體制內的劉恒山受訪時坦言：“主席殺我哥，是對的。要不，禍害可就大了。”

在劉青山身上，能看到兩條截然不同的軌跡：一條是革命年代的英勇，一條是和平時期的深淵。戰場上出生入死的勇士，并不天然免疫金錢誘惑；槍口能頂住敵人，卻未必擋得住糖衣炮彈。更需要組織的規矩、制度的鐵閘。

試想，如果當年那場公開處決因顧念“老資格”而擱置，后來的風氣會滑到何處？中央的意志借一聲槍響傳遞：功勞簿不是護身符，誰碰紅線誰付代價。這種雷霆手段，此后多年被一再提及，并非嗜血，而是維系廉潔的最后防線。

今日再讀1952年的審判記錄，一組冰冷數字仍讓人心驚：171萬元、十余條人命、犧牲的百姓血汗。每一條賬目后面都是具體的家庭。無怪乎周總理在批示中寫道：“勿枉，勿縱。”短短四字，分量千鈞。

劉青山倒下，張子善陪葬，風聲鶴唳的同時，也讓更多干部把目光投向腳下泥土：群眾在看，后世在看，歷史更在看。槍聲不是終點，它提醒著執政的初心——不能成為李自成，這是那場公開處刑之后，黨內外口耳相傳的警句。

四十多年過去，劉恒山已鬢發雪白。有人問他是否怨恨？他擺手：“殺一個劉青山，救了一大批人，咱們再沒有什么可說的。”聲音不高，卻勝過萬語千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