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國民黨“模范縣長”想要謀工作，毛主席：已為你安排妥當

1951年3月的一天清晨，永定門城樓下的積雪尚未完全融化，一列由長沙開來的綠皮車緩緩駛入京師。車門打開，劉策成拄著一根老式龍頭手杖，略顯局促地跨下臺階。相較三十年前意氣風發的“模范縣長”，此刻的他發須已經花白，只剩一股在寒風里仍不肯低頭的倔勁兒。有人認出他低聲嘀咕：“那不是當年給縣里修水渠的劉青天嗎？”人群很快散去，老縣長提著行李消失在南中軸線上。

他此行只有一個目的——核實一件在信里聽說卻遲遲沒有著落的“安排”。兩年前，1949年10月1日，他給毛澤東寫過一封短短三百字的求職信。信中沒有寒暄，直接點出自己“雖年逾六旬，仍愿效綿薄之力”，末尾落款仍用“劉武”，而非當年那響亮的“策成”。信寄出不到十日便得回音，毛澤東只寫了十來個字：“不要來京，長沙找程潛，工作已辦妥。”口吻簡練，卻透著難得的妥帖。劉策成揣著這張紙條，起先滿懷欣慰，怎奈消息遲遲沒有下文，他琢磨半天，干脆親自跑一趟。

列車上顛簸三十多個小時，他想得最多的，還是三十八年前那堂歷史課。1913年，湖南省立第一師范。開學第一天，一個身穿粗布短褂、腳蹬草鞋的男子，一頭扎進講臺。學生們以為是勤雜工誤闖課堂，誰想到不到兩刻鐘，整個班就開始奮筆疾書——從《春秋》到《漢書》，從墨家到莊子，順手拈來。這就是劉策成，那年三十九歲，剛從日本回國，帶著同盟會會員證與滿肚子求變的火氣。

坐在第二排靠窗位置的毛澤東，被這股火氣點得通體發熱。下課鈴聲響起，他躥到講臺邊，小聲試探：“老師，可否借閱《莊子集解》？”劉策成爽快答應，兩人隨即跌進滔滔不絕的思想碰撞。用學生后來的話說，“那年夏天，長沙最熱的不是街頭，而是劉師與毛同學的屋檐”。師生情誼，由此刻下最初印記。

時間掠過五年。1918年冬，毛澤東北上考察，臨行前撂下一句“日后若成事，當報師恩”。劉策成擺擺手：“日后之事皆未知，你先做你的文章。”兩人沒想到，這一別就是整整二十年。期間，劉策成官至湖南某縣縣長，廉潔自守，一度被蔣介石冠以“模范縣長”。他引水修渠、裁并陋規，百姓吃水不要錢，修田不收稅，在沅湘一帶留下“劉青天”的匾額。政聲很快傳到南京，蔣介石在黃埔臺階下拍著他肩膀：“國民黨要多幾個你這樣的人。”殊不知這句贊譽竟成了日后劉策成最大的顧慮。

1920年春，毛澤東在長沙籌辦文化書社，囊中羞澀，翻遍通訊錄，最終寫信給昔日老師。信封背面只寫“劉武啟”，連郵資都是向朋友借的。不到半月，一位茶商送來回批兼銀票：“三百大洋，即付即用，不必言謝。”當時一名縣長月俸不足三十元，這三百大洋若非傾其所有，斷無可能。毛澤東收下錢，卻把回執改成一張借據，鄭重塞進書箱，隨行一輩子。

再往后，1922年，反動當局密謀在長沙逮捕毛澤東。消息傳到省政府，劉策成正與趙恒惕開會。趙揮手示意警備司令：“務必速捕速決。”劉策成面色一沉，心里算盤打得飛快——硬攔絕無可能，只能暗中周旋。會后，他“按程序”上報抓捕計劃，又偷偷派人夜半通知毛澤東，“速離長沙，山高水長”。演戲做足，一番貓鼠游戲，竟讓趙恒惕毫無察覺。毛澤東乘船奔往上海，給老師捎來一句口信：“傍水而行，未曾落網。”寥寥十字，道盡感激。

然而歷史的風向往往說變就變。1930年前后，蔣介石對于“聯共”愈發不耐，劉策成的立場在南京眼里變得尷尬。先是調離縣政，接著被安排到省府空頭職務，實為冷置。劉策成識趣，索性辭官，搬回岳麓山巔潛心鉆研諸子，于求仕之途再無過問。也正是此時，他完成了那本嘔心瀝血的《莊子集解內篇補正》初稿。可惜兵荒馬亂，書稿卷入戰火，部分頁碼被燒得模糊不堪。

1949年，上海解放，國共對峙局勢塵埃漸定。10月1日下午長沙專門設置了廣播擴音器，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宣讀新中國成立的那段話，經無線電傳來，帶著濃郁湘音。廣場人山人海，劉策成亦在其間。他沒有揮旗，只靜靜地聽完全部宣告，然后轉身回到竹木舊屋，一夜未眠。天亮時，他鋪紙研墨寫信，開篇四個字：“毛潤之鑒”，落款“昔師劉武”。寥寥三百字，把心緒梳理得干凈：年六十五，愿仍以一介書生之身，為新政權整理典籍、培養師資，或能稍補窮廬只影之感。

毛澤東收到信的日期有據可查——10月12日。見到“劉武”二字，他順手放下手頭文件，對機要秘書說：“這封信，務必今日回。”于是便有了那張傳世便箋，“不要來京，長沙找程潛，工作已辦妥”。意思很直白：在人事尚未完全交割的關口，北上并非上策，本地就能安置。讓程潛出面，也有顧及：程潛是湖南行轅主任，熟人辦事更快。

遺憾的是，好事終究被繁瑣耽誤。原本答應的文化部門顧問一職，壓在程潛桌案的公文山里遲遲未獲批，湖南省政府又經歷多輪機構調整，劉策成等待近一年毫無動靜。思來想去，他覺得親赴北京當面請示才最穩妥。于是便有了1951年那趟北上列車。

劉策成抵達北京第三天，周恩來在中南海西花廳接見他，簡短寒暄：“主席很快會見您，住處已安排在釣魚臺。”當晚毛澤東得聞消息，特意推開手頭批件，騎車過來看望。“老師，這里冷不冷？北京春風不及長沙，但精神好。”他把熱水袋往老先生懷里一塞，帶著幾分孩童般的親昵。劉策成笑道：“年紀大了，心不冷便行。”兩人并肩行至院中，燈影照著梧桐，少了官場套話，多的是友情余溫。

次日午后，一份由中央文史研究館起草的正式任命書送至劉策成手中：聘請其為首批館員，專責莊學研究與先秦諸子典籍編校，待遇比照二級教授。密封的紅頭文件里，還有《機構供給登記表》、糧油本、書籍津貼表。所有手續，一日之內走完，俐落得仿佛早已排好隊，靜等主人拿號。

1952年春，劉策成在北海公園側門租下小四合院，書架上重新擺滿久違的線裝書。他帶著年輕助理，用一年半時間，把燒殘的《莊子集解內篇補正》補齊，又加注二十萬字，改名《莊學續編》。中國社會科學院史學所收藏的手稿封底，仍能看到他寫給毛澤東的一行鉛筆字：“昔日借書，今日還人。”春風吹皺湖面，四周靜得能聽見翻頁聲。

晚年有朋友問他，在國民黨系統當過官，后來再回來，會不會擔心政治阻隔？劉策成只是擺手：“天地至公，誰做事，誰擔責；誰讀書，誰傳薪。至于品頭論足，它們跟書案上的塵一樣，吹吹就散。”

1963年6月18日傍晚，劉策成在案頭批注“逍遙游”時忽然心絞，筆尖停在“天地與我并生”那行字上，再無下文。噩耗傳到中南海，毛澤東沉默良久，提筆寫下八個字：“師道長存，書卷長留。”未署職務，也未蓋章，就那樣夾在悼文里。秘書試問是否再加頭銜，毛澤東搖頭：“朋友而已，多余的不用。”

翻閱劉策成的一生，曾為縣長，亦為師者；被國民黨捧作旗幟，也給共產黨遞過援手；先以功名救民，再以學問自救。山河變幻半世紀，立場可以換，操守不能丟，這正是那個時代讀書人的底色。有人說他轉身太快，也有人說他躲得太巧。可若把目光移向那本補正本《莊子》，紙頁泛黃卻筆力勁健，字里行間盡是“齊物論”“大宗師”的寬闊視野——于喧囂世局中走出一條飄逸而堅定的小徑。或許，這才是對“模范縣長”三個字的另一種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