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領巾”可以不留名，但是手握法槌的法官豈能不“留名”？

“紅領巾”做好事可以不留名，

但法槌落下時，

署名是法官最基本的擔當。

“我叫紅領巾！”——這句話，咱小時候做好事時都愛用。幫助了別人，揮揮手不留名，胸前的紅領巾更鮮艷了。

可現在，一些法官似乎也愛上了這招。

中國裁判文書網上，約2萬份司法文書里，審判員、法官助理、書記員的名字，齊刷刷變成了“XXX”。案號也玩起了消消樂，成了“（ＸＸＸＸ）京ＸＸ民終ＸＸ號”這種猜謎游戲。

做好事不留名，是美德；但裁判文書不署名，又算是哪門子事？

多地法官玩“隱名”

這事最近鬧得沸沸揚揚。

南方都市報記者去裁判文書網搜“審判員：XXX”，讓人驚掉下巴的是，搜出來20878篇文書。時間集中在2024年、2025年。

地域分布呢？四川、內蒙古、河北三地是“重災區”，浙江、山東、河南、天津、北京等地也跟上了這股“潮流”。

值得欣慰的是，本人所在地江蘇，暫時不在上述地名中。

隨便點開一份判決書，審判長、審判員、法官助理、書記員，一排“XXX”整整齊齊，跟約好了似的。有的法院更絕，連案號、裁定時間、甚至文書中的人物名字，都一并隱去。

這哪是判決書？這簡直是“三無產品”！

真的“手滑”了？

最高法審判管理辦公室負責人出來回應了。說法是：“因部分操作人員不熟悉文書隱名要求，錯誤將法官姓名和案號也都隱去，顯屬不當。”

這話你信嗎？反正很多律師和學者心里直打鼓。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郎佩娟說得挺直白：審判人員行使的是國家公權力，理應受到更嚴格的監督。名字都藏起來，監督從何談起？

有法院內部人士透露，文書上網前，通常由法官助理或書記員作隱名處理。

最高法要求的是“保護當事人隱私”，對自然人姓名“能隱則隱”。但從來沒說過要把法官自己的名字也隱掉啊！

這操作，就像廚師上菜時把自己的工號牌摘了——

菜被你一個人做壞了，卻試圖讓全體廚師集體背鍋！

“隱名”的法官咋想的？

說全是“操作失誤”，恐怕難以服眾。

咱們不妨揣摩一下“隱名”法官的心理。

第一，也許是怕了？裁判文書上網，相當于把法官的“作業”貼到公告欄上。寫得工整、判得公正，自然不怕看。可萬一有點瑕疵，被網友揪出來放大，壓力確實不小。

第二，也許是懶了？批量處理，一鍵隱名，管他是當事人還是法官，全給“XXX”了事。省時省力，至于規范？先放放。

第三，也許想渾水摸魚？名字一隱，案號一藏，這份判決就成了“斷線風箏”。以后有人想追溯、想評價、想引用，難了。“審理者裁判，裁判者負責”？人都找不著，負責給誰看？

有律師犀利評論：“這相當于把裁判文書網當成了故事會。”

故事可以匿名，判決能嗎？

隱去的名字，流失的公信

這事的危害，比想象中大。

首先，監督是否成空？

司法責任制的核心是“誰審理誰負責”。名字都沒有，公眾怎么監督具體法官？怎么評價他的業務水平？葫蘆僧判了葫蘆案，你連是誰判的都找不到。

第二，參考價值是否打折？

律師辦案、學者研究，經常要檢索類似案例。案號是判決書的“身份證”，身份證都模糊了，還怎么精準溯源？怎么保證案例的真實性？

第三，司法公信力是否受傷？

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現在陽光還在，但照到的人卻“隱身”了。這難免讓人聯想：是不是有些判決見不得光？是不是不敢承擔責任？

古代子產“鑄刑書于鼎”，把法律公之于眾，就是為了打破“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舊邏輯。

兩千多年后，如果我們的裁判文書反而走向“隱身”，那真是歷史的褶皺里，一場無奈的倒車。

署名，是最基本的擔當

最高法這次反應很快，明確要求整改，值得點贊。

但更重要的是，要從根子上解決問題。

剛性規定必須落實到人。最高法早有要求，法官姓名、案號必須公開。各級法院的領導得帶頭抓，把這當回事。技術操作不熟？那就培訓。系統不好用？那就優化。不能總拿“操作失誤”當擋箭牌。

法官必須有“署名”的底氣。判案，是行使國家賦予的神圣權力。敢做，就要敢當。一份論證扎實、說理充分的判決書，是法官最好的名片。藏著掖著，反而顯得心虛。

司法公開必須動真格。裁判文書上網，不是完成任務湊數量。它是司法公開的窗口，是法治進步的腳印。在隱名規則上，必須明確：保護當事人隱私，天經地義；但審判者的身份，必須堂堂正正。

判決書上那些變成“XXX”的名字背后，是具體的法官，是鮮活的責任。

”紅領巾“做好事可以不留名，是因為那份榮譽本身就閃閃發光。而法槌的重量，恰恰需要法官的署名來承載。

當每一份判決書

都敢于亮出審判者的姓名，

當每一個案號都清晰可查，

正義才不會“隱身”，

法治的底氣才能穿透紙張，

真正落在人們心里。

時代在看著，

人民在等著——

那些該署下的姓名，

一個也不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