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宏運：風雨鑒真純——記與吳老廷璆共同走過的歲月

12月3日17時，俞辛焞來電話告我，吳廷璆先生3個小時以前仙逝，我當即啼泣成聲，難以抑制的悲痛。

吳先生是1949年初冬由武漢大學來南開的，他得到武漢軍管會文教部長潘梓年同意，北上北京，與當時教育部副部長錢俊瑞面商，決定來南開任教，從此吳先生在南開園生活了54個春秋，南開記下了他的功績和足跡。

吳先生是我尊敬的師長，又是一起共事的同事。我們一起參加了校內外數不清的各種會議和各種活動，一起商議歷史系的各項工作，一起參加歷次的政治運動，一起去鹽山參加“四清”一年。在鹽山，吳先生住在南隅，我住在西隅，都在縣城內，我常看望吳先生，他很樂觀。“文化大革命”開始，我被內定為“黑幫”,成了“牛鬼蛇神”,這是當時一位領導到系里宣布的。吳先生仗義執言，找那人說“魏宏運不是那樣的人”。后來他也成為“敵人”,我們都被抄家，飽受種種災難。“四人幫”垮臺后，我們去北京開會，人民出版社邀請部分人座談，我們一起去了，見到千家駒、吳于廑等，彼此相互握手，不約而同地說：“我們都是幸存者。”后來，中文系為葉嘉瑩向范曾求畫，也是吳先生、鄭老(鄭天挺)和我聯名給范曾寫信，范曾見信慨然應允。歷史將我和吳先生安排在一起，成為忘年莫逆之交。

每一個人的品格都是從其所參與的歷史事件中表現出來的，別人了解他主要是從其所從事的社會活動中的言和行來了解的。吳先生是中國20世紀歷史的積極參與者和見證人，在93個漫長又短暫的歲月中，有著豐富的閱歷，也有著異于尋常的表現，他既是一位革命者，也是一位學者，他的一生充滿著時代的烙印，有挫折也有喜悅。

20世紀20年代，吳先生就讀于北京大學。那時，他就是一位向往民主，充滿崇高理想的青年。他曾講過，楊沫《青春之歌》一書中有他的形象。這不是戲言，也不是自我標榜，當時他和千家駒、卞之琳很要好，3人志同道合，經常在一起議論救國之道。當時的青年知識分子憂國憂民之心甚為迫切，不滿國民黨誤國政策。他們3人都參加了反帝大同盟。1931年“九一八”事變，國民黨實行不抵抗政策，舉國震驚，北京大學組織南下示威團，到了南京。吳先生積極參加并遭逮捕，他并未因此氣餒，反而更認識到前進道路上有艱難險阻，決心充實自己，勇往直前。在范文瀾資助下，獲得機會，東渡日本，就讀京都帝大。1936年回國后任教國立山東大學。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國難當頭，他立即投筆從戎，投奔南京八路軍辦事處，經葉劍英介紹，徑往太行山八路軍總部，受到朱德接待，安排在八路軍總部敵工科，和張香山等人共事。1939年他的一名不太熟悉的學生出了事，胡亂供認吳是他的后臺，周圍的人開始對他疏遠起來，有人還監視他，他申辯無門，決定離開部隊。到了西安，在王捷三主持的陜西省教育廳工作，和陜西教育界人士李瘦枝、亢心栽、武伯綸等交往甚密。當他的生活剛剛穩定，意外得知范文瀾被捕。抗戰初期，范先任教河南大學，后任第5戰區豫鄂邊區抗敵工作委員會委員兼豫南特派員，這個組織被國民黨強令解散，范先生遂至竹溝，在那里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隨后在奔赴延安途中，被國民黨逮捕，投入西安集中營。該集中營設于西安城門附近，為掩人耳目，叫什么“戰干團”。中共地下組織展開了營救活動。吳先生也托人，多方斡旋，奔走營救。他的行動引起國民黨的注意，指令他到重慶“中訓團”受訓，他設法逃脫了這一災難，跑到四川，任教于四川大學。這一決定，影響了他以后的大半生。他先后在幾所著名大學執教，并得以和大后方的文化教育界進步人士有了廣泛的接觸和來往，和葉篤義、鄧初民、許德珩等人的友情就是這時建立起來的。國事日非的現實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促使他參與民主同盟的建立，他把自己融入到民族解放運動的大潮流中。每當談及這一經歷，他都感到很自豪，他說那時他很希望能重新找到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勝利后，他到了武漢大學，始終和學生愛國運動在一起，他曾寫了兩三篇論述民主運動的文章，曾展示給我，只是年代久遠，已記不清發表在什么刊物上。

新中國成立那天，他剛剛40歲，其學術地位和社會影響已是眾望所歸，到了天津立即擔負起許多重任，如南開大學歷史系主任，1952年任總務長，后又任職科研處，參與全校的規劃和建設，在校外擔任天津史學會會長，《歷史教學》總編，隨著時間的推移，從地方到全國性團體的職務越來越多，忙得不可開交。但無論多忙，從不拒絕就教于他的人。

新中國成立初期，學校成立了理論學習小組，負責全校的理論學習。這一組織就是由吳先生、陳舜禮、張士英組織的。曾請艾思奇等著名學者來校講社會發展史，他們常去北京聽報告，然后回校傳達。那時候沒有錄音機和電腦，全憑手記，吳先生有速記才能，他的筆記細致入微，字又寫得清秀，傳達起來從不走樣。

吳先生最大的長處之一是和社會聯系密切，他總是把自己所得的知識及信息傳給南開，特別是傳給歷史系的師生分享，他參加抗美援朝訪問團，到了最前線，回國后，多次述說前線的情況，感人至深。他到前蘇聯、波蘭和當時民主德國訪問，歸國后，把自己所見所聞，詳盡地介紹給南開人。

吳先生主講的課程有中國近代史、日本史、印度史、亞洲史。還和王贛愚、滕維藻合作，講授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他講課的特點是緒論特長，一講就是好幾個星期，那是他要把有關這一課題的知識，包羅進去，開闊學生的視野，讓學生學到課本上難以盡述的學問。他極為關心年輕人的成長，對學生要求嚴格，不管本科生還是博士生的論文，他總是逐字逐句地改。吳先生是一位嚴師，蒙他教育的學生無不受惠，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學生返校必登門問候。記得1950年底，吳先生領著我們八九位同學到北京東廠胡同見范文瀾，聆聽教誨。范老講求學之道，一定要有坐冷板凳精神，至今我仍銘記在心。吳先生愛護青年，提拔青年的事，不勝枚舉。青年人有什么要求和困難，他總是鼎力相助。

應該特別一提的是，他為了我國的文化事業和歷史科學的發展，幾十年來，把自己的心血傾注于《歷史教學》這一刊物，他籌劃刊物的方向和內容，經常組織編委討論普及與提高、歷史與現實諸問題。他和先后任天津市委文教書記的梁寒冰、王金鼎經常商議刊物的地位。因為他和市委書記吳硯農是同學，常把吳的意見傳達給大學，他寫信向國內著名的學者約稿，有的聘請為編委，他自己到北京，爭取教育部領導的支持。他制定出集體審稿制度，以保證質量，這就使這一刊物在20世紀60年代時，發行5萬多份，蜚聲海內外。

吳先生留下的學術遺產是《吳廷璆史學論集》(人民出版社，1997年),主編的《日本史》(商務印書館，1997年),《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卷》的亞洲史。學界公認他是新中國亞洲史和日本史的奠基者之一。公正地講，沒有吳廷璆先生的開創和聲望，就沒有南開日本研究院現在這個樣子，南開日本史的研究聲望是和吳廷璆的名字聯系在一起的。

吳先生走了，其事業是永存的。

原載《南開大學報》,2003年1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