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露川｜清華國學研究院與早期中國史學史學科建設

作者介紹

朱露川，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暨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文章來源

《江海學刊》2025年第6期，第199—208頁。

摘要

伴隨著中國近代學術學科化歷程，“中國史學史”日益發展成為中國歷史學重要的分支學科，至今已走過百年發展歷程。1925年清華國學研究院成立，梁啟超于1926—1927年間講授《廣（補）中國歷史研究法》，正式提出“史學史的做法”，并借助其高層次人才培養方案，培養了姚名達、方壯猷、楊鴻烈、馮德清、衛聚賢、劉節、陳守實等第一批從事中國史學史研究與教學的專業型本土人才，他們以鮮明的開創性、獨立精神和思辨意識，推動“史學史”從一種傳統的自在的學術意識轉型為一門現代的自覺的學科門類，在20世紀中國史學學科化進程中揮寫了濃墨重彩的一頁。

關鍵詞

清華國學研究院；梁啟超；百年中國史學史；歷史哲學

“中國于各種學問中，惟史學為最發達；史學在世界各國中，惟中國為最發達。”于史學之中，不獨有記述、敘事之學，更有反思、批判之學。史學之發達，可觀于史籍數量之雄厚，史家思想之豐富，史官制度之成熟，為世罕見，故古人已有對史學進行連續總結的傳統。在梁有劉勰《文心雕龍·史傳》篇縱論編年紀傳之史，在唐有劉知幾《史通》綜論史學自身結構，在宋有鄭樵《通志·校讎略》評議歷代史著，在明有李贄《藏書》專論“史學儒臣”，在清有章學誠《文史通義》辨章學術申發史意，此其犖犖大者。又有皇甫湜、洪邁、高似孫、葉適、胡應麟、王鳴盛、錢大昕、趙翼等著有高論，如星羅散珠，銀漢流輝。故此，在史學學科化時代到來前，中國人已有了悠久的“史學史”意識，為“中國史學史”立一學科之先導。

中國近代學術史上明確提出“史學史”學科建設旨趣的，梁任公為第一人，學界對此多有揭示。梁氏于1926—1927年在清華國學研究院講授《廣（補）中國歷史研究法》，與其前著《中國歷史研究法》迥然有異，側重于“使有研究歷史興味的人，對于各種專史知道應該研究并且知道如何研究”。梁氏講稿，后經周傳儒、姚名達整理，于1930年在商務印書館出版，名為《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以下簡稱《補編》）。在梁氏的直接教育及《補編》的傳播影響下，“史學史”在中國走上學科化歷程。今人論20世紀上半葉中國史學史學科之創立，嘗以清華梁氏、北大朱希祖氏、南高學派柳詒徵氏、留美何炳松氏諸先生為代表，各立“譜系”，其中尤以“梁氏譜系”影響最廣、最深、最久。追本溯源，假使沒有清華國學研究院之成立，便沒有梁氏講授《廣（補）中國歷史研究法》，更不會有《補編》的出版，也便難以產生在梁氏影響下的“史學史”學科譜系。

學界探討清華國學研究院與近代史學發展史，多將研究院作為人才培養機構納入“現代史學制度建設”主題下加以考察。其實，清華國學研究院之成立，直接推動了“中國史學史”學科在近代中國的起步，但受材料所限，這一方面尚未得到深入發掘和論證。2009年以來，隨著“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史工程”、“清華國學書系”以及“中國近代史學文獻叢刊”相繼啟動，《姚名達文存》[含《中國史學史講義（遺稿）》]、《馮永軒文存》（含《中國史學史講稿》）、《楊鴻烈文存》（含《回憶梁啟超先生》）、衛聚賢《中國史學史講義》等一批新材料經整理編輯出版，中國史學史學科“清華譜系”的面貌漸為明朗，百年前清華園里發出的“史學史”志愿得以越過重重時光蕩其回聲，清華國學研究院對于早期中國史學史學科建設的推動作用愈加突顯。

本文提出的“清華譜系”，系指由梁啟超作為領頭人，在清華國學研究院直接受到梁氏教導而結成的史學史研究團隊，與學術界論及的“梁氏譜系”有所區別。例如，王傳將與梁啟超有師承淵源或通過閱讀梁氏著作而從事中國史學史研究著述的學人（包括金毓黻、王玉璋、魏應麒、姚名達、衛聚賢、董允輝、趙超玄、陸懋德等）統稱為“史學史著述的清華傳統”，這一概括雖凸顯了梁啟超對于中國史學史學科的影響力，但不宜以“清華傳統”名之，稱之“梁氏傳統”較為準確。此前，周文玖也討論了梁啟超對中國史學史學科的開創性貢獻，重點在于“梁氏影響”而非清華園的培養。本文通過對“清華譜系”的考察，揭示中國本土第一批“中國史學史”專業研究人才團隊之客觀形成，闡發“清華譜系”在中國史學史研究上因革有跡的研究特點，并且由“清華譜系”對“歷史哲學”的關注揭示早期中國史學史研究之思辨性特點的奠定及其轉型。

梁啟超與“史學史”研究專業人才的養成

20世紀20年代，清華大學經費獨立、基礎深厚，校長曹云祥積極推動改制。1924年10月通過的《清華大學之工作及組織綱要》規定設立“研究院”，面向全國頒布招生簡章，群賢畢至，斯一時之美。據《清華周刊》所刊《清華學校研究院章程》等，招考時已公示研修學科范圍和考試科目，便于有志之士報名時根據自身興趣和知識結構做出選擇，為專業型人才的培養提供學制保障。研究院的宗旨是：“備清華大學或他校之畢業生，對特種問題為高深之研究；其研究由專家指導之。”1925年9月前，王國維、趙元任、李濟、梁啟超諸先生先后到校并出席國學研究院第1次教務會議，1926年7月陳寅恪到校，可謂名師云集。《清華學校研究院選考科目表（民國十五年）》公布的專修學科有23門，梁啟超指導“中國文學史”“中國哲學史”“宋元明學術史”“清代學術史”“中國史”“史學研究法”“儒家哲學”“東西交通史”“中國文學”等9個學科。據朱洪斌統計，研究院第一學年學生32人，梁啟超指導23人，王國維指導9人；第二學年學生36名（上屆留校繼續研究者7人，新生29人），梁啟超指導22人，又與趙元任共同指導1人，王國維指導12人，李濟指導1人。王國維辭世后，其負責指導的學科悉付梁啟超，學生歸入梁氏名下。可見，梁啟超是導師之中指導科目最多、指導學生人數亦最多者。

盡管梁氏一再謙遜地表示自己學問不如諸教授高深，“誰都比我強，我誰都趕不上他”，但他樂于與學生交流，“對于諸同學的工作中間也有我所知道的，我當然很高興地幫幫他們的忙”，即便疾病纏身，卻始終堅持對學生們提供指導幫助，還計劃每年暑假前與研究院學生同游北海。王國維指導的學生衛聚賢在寫成《春秋的研究》后，呈送王、梁二人觀閱，二人均提出了修改建議，“靜師云前后次序應另行排置，并指導甲骨金石文的證據。任師云其中閑話應去。是以將原稿另行改正。而轉瞬間任師離校靜師棄世，此文雖成將復呈誰指示！”衛氏在所撰畢業論文《左傳之研究》中，征引梁氏《儒家哲學》《要籍解題及其讀法》，言必稱“梁任公師”，又稱在清華求學時“承王靜安、梁任公、李濟之、趙元任、陳寅恪諸先生指示很多”。方壯猷在所著《中國史學概要》中引用梁氏《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新史學》等凡16次，言必稱“新會梁先生謂”，足見梁氏在清華國學研究院諸生心中之地位。由于王國維辭世，梁啟超病重，李濟赴美，趙元任外出調研，研究院第三、四學年人丁寥落，遂于1929年停辦。總之，在短短四年間，清華國學研究院諸導師之中對人才培養貢獻最大者，當推梁氏。

梁啟超講授《廣（補）歷史研究法》應屬研究院所設立的“史學研究法”學科，他提出要做“學術思想史”，包括道術史（哲學史）、史學史、自然科學史、社會科學史四大門類。從篇帙上看，梁氏于“史學史的做法”所論文字最多，足見其對這一學術領域思考之用心最重，亦最成熟。其之所以將“史學史”獨立出來，梁氏的考量是：“在中國，史學的發達，比其他學問更利害，有如附庸蔚為大國，很有獨立做史的資格。”梁氏細數中國書籍，認為“十之七八，可以歸在史部”，“中國傳下來的書籍，若問那部分多，還是史部”。因此，對于這幾千年積累的成績，“應該有專史去敘述他”。在就任研究院導師之前，梁氏已著有《新史學》《中國史敘論》《中國歷史研究法》等專議史學，高舉“科學”旗幟，對中國傳統史學多持否定、消極態度。但自其旅歐歸國，在如何看待傳統學術問題上發生轉變。1922年1月，梁氏《中國歷史研究法》出版。同年12月，他為《新聞報》三十年紀念作《研究文化史的幾個重要問題》（亦為南京金陵大學第一中學演講所用），對《中國歷史研究法》提出補充及修正，重在區分“自然系的活動”和“文化系的活動”，重視“心能”“意志”“直覺”之于后者的意義。也是在這一年，梁氏發起籌劃創辦一所“文化學院”。梁氏將“史學史的做法”置于“文化專史及其做法”之下加以討論，是這一時期他的研究興趣向“文化史”轉移的具體展現。對于中國傳統史學，梁氏從批判、解構轉向遺產整理，多處申發中國史學之發達、偉大，突出了“史學史”在中國文化體系中的特殊地位。

梁氏提出要從四個部分開展“史學史”的研究。第一，史官。這部分梁氏首先列舉先秦史官建置及代表性人物，強調“一代根據一代，所以才能把遠古史事流傳下來”，肯定了先秦史官用文字記錄歷史方面的文化傳承貢獻。梁氏又指出史官在中國地位甚高，遠異國外，因而形成一種“史官獨立的精神”和人們對這種“獨立精神”的敬畏，由此帶來了中國史學對“直筆”的孜孜追求。史官地位之尊、精神之獨立、人才之優選，造就了中國史學的發達。第二，史家。這部分意在從史學家在不同時代的分布、史家優劣、史家對史書體裁的開創和變革等方面看待史學的發展，故雖以“史家”總領，但所論不局限于史學家個人生命，而是涵蓋史家的史學活動、史學創造及其時代的史學面貌。第三，史學的成立及發展。這里梁氏特舉劉知幾、鄭樵、章學誠三人對于推動中國史學之成立的貢獻，又討論了史學與明道、史學與文字表達的關系。第四，最近史學的趨勢。梁氏對在“科學”和僥幸心理作用下出現的鉤沉、輯佚、考古等煩瑣化考據發出警覺，認為“真想治中國史，應該大刀闊斧，跟著從前大史家的作法，用心做出大部的、整個的歷史來”，與其關于“中國通史”編撰的追求相合。雖然梁氏提出了“史學史的做法”四步，但并未寫成一部《中國史學史》。

清華國學研究院成立后，梁氏廣納俊賢，研究院諸生受其浸潤而于“史學史”研究興致盎然，更于業成后將“史學史”撒播至復旦大學、南開大學、暨南大學、中山大學、東北大學、云南大學師范學院、上海持志學院等各地高等學校，凝結為中國史學史學科的第一代建設者。“史學史”學科的“清華譜系”，乃由梁氏開創，經國學研究院姚名達、方壯猷、楊鴻烈、馮德清、劉節、陳守實、衛聚賢諸子弟兢兢其業，蔚然大觀。

在梁啟超的主導和培養下，清華園孕育了中國近代學術史上最早一批從事史學史研究的專業型人才：姚名達專修“歷史研究法”學科，進行章學誠史學專題研究，撰寫《邵念魯年譜》《章實齋之史學》兩篇畢業論文；方壯猷作詩三百篇文學研究，撰寫《儒家的人性論》《章實齋先生傳》《中國文學史論》三篇畢業論文；吳其昌專修“宋元明學術史”，進行宋代學術史專題研究；謝國楨專修“中國文學史”，進行清代學術史征專題研究；陳守實專修“史學研究法”，進行明史稿考證專題研究；徐繼榮專修“中國史”，進行中國歷史學稿專題研究；顏虛心專修“清代學術史”，進行浙東學派專題研究。另有第三屆學生藍文徵進行“中國史學史”專題研究，畢業論文《逸周書謚法篇疏證》。他們之中有不少在畢業后繼續發揚梁氏所提倡的“史學史”研究與教學：姚名達于1933—1934年在國立暨南大學講授“中國史學史”課程，編有《中國史學史》，未及出版，現收于《姚名達文存》；方壯猷畢業后曾在北京大學、南京中央大學執教，抗戰時期在武漢大學開設“史學概要”“中國史學史”課程，有油印版《中國史學史講錄》，后經孫季明、解冠三整理以《中國史學概要》為題出版；陳守實于20世紀30年代開設“史學概論”“歷史哲學”等課程，20世紀60年代初在復旦大學開設“中國史學史”課程，留有講義。此外，梁氏指導的劉節、楊鴻烈，以及王國維指導的衛聚賢、馮德清，畢業后在“史學史”領域各有造詣。衛聚賢專修“中國上古史”，進行《左傳》專題研究，在學期間時時求教于梁啟超，畢業后于1932—1933年先后在上海暨南大學、上海中國公學、上海持志學院開設課程，編寫《中國史學史講義》，同期他還計劃撰寫一部仿紀事本末體的《中國通史》，其首類《史學史》于1933—1934年間撰畢。馮德清在研究院時做“諸史中外國傳”專題研究，并在王國維指導下撰寫《匈奴通史》畢業論文，他于1946年受聘西北大學歷史學教授，撰有《中國史學史講稿》（現收于《馮永軒文存》）。劉節在研究院時專修“中國哲學史”學科，做中國古代哲學起源專題研究，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在中山大學歷史系開設史料學與史學史課程，留有講稿《中國史學史稿》，經門人曾慶鑒、林道南、劉繼章等整理出版。楊鴻烈1919—1925年已到北京高等師范學校（1923年更名為北京師范大學）史地部和英語部學習，其間與梁啟超交往密切而成為梁氏“私淑弟子”，研究院開辦后遂報考“中國文化史”學科方向。畢業后，楊鴻烈先后到天津南開大學、上海中國公學、云南大學師范學院任教，后東渡日本留學。1939年楊氏受聘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出版了《史學通論》《歷史研究法》，同樣貫徹梁氏的歷史哲學、史學理論、史學史理路。

總之，上述諸人在學期間深受梁啟超史學觀影響，業成后把梁氏“史學史”做法傳播至全國各地，方域萬里，云川列列，“史學史”學科的“清華譜系”在實踐中建立起來。

史學史學科“清華譜系”傳承中的因與革

“史學史”學科的清華譜系，經師傳授，而又有因有革，體現出鮮明的創新意識和獨立精神。在梁氏的嫡傳弟子中，方壯猷于新中國成立以前即出版了《中國史學概要》，姚名達更是集畢生之力于中國史學史宏大撰述，他們二人較早地執行并發展了梁氏的“史學史做法”。

梁啟超在清華國學研究院招收的第一屆學生方壯猷，畢業后長年講授史學概要、史學史課程，并有《中國史學概要》一書出版。方氏在跋語部分介紹是書為其所撰《中國史學史講錄》之簡編，但從內容上看，《中國史學概要》是融其所講授的“史學概要”和“史學史”兩部分而成，故不同于純粹的“史學史”著作。究其緣由，大概是20世紀40年代已經有王玉璋、魏應麒、金毓黻等多家“史學史”著作問世，又有盧紹稷、羅元鯤、傅振倫等多家“史學概要”著作問世，對方氏必有所觸動，使其著作兼有“史學概要”和“史學史”雙重性質而偏重于“史學史”一端。

方氏的“史學史”研究與撰述是在對梁氏“史學史做法”的繼承與突破中完成的。書中不僅多處征引梁氏觀點，在具體行文中也很鮮明地以梁氏“史學史做法”為指導。例如，在對史學名著進行介紹后，即交代關于此種著作的歷代研究史，對于同時代的最新研究亦多提及：于“第二章 第二節 漢書”末尾詳細羅列孫德謙、顧實、許本裕、王重民、楊樹達、姚光漢、繆鳳林、沈昌佑、朱闇章9家漢書學著作；于“第三章 第十節 宋史”最后講“近人葉渭清君撰元刊宋史校記若干卷，鄧廣銘君撰宋史諸志考正若干卷”；于“第十一節 遼史”最后講“最近國立東北大學東北史地經濟研究室正撰輯遼史補注，必有可觀，吾人甚盼其能早成也”，均系對梁氏“史學史做法”之第四步“最近史學的趨勢”的貫徹。又如第一章《中國史學之起源》第七節專論“中國編年史發達獨早之原因”，即是對梁氏論“史學史做法”時所提出的“編年體發達在先”觀點的具體闡發。凡此，均顯示出方氏作為史學史“清華譜系”傳承者的學術淵源和思考特點，是其繼承性的一面。

與此同時，方壯猷《中國史學概要》在編纂結構、知識來源和研究視域等方面，都有意識地突破梁氏“史學史”的做法。首先，該書內部結構按照史書體裁劃分為紀傳、編年、紀事本末、制度文物史及方志與家譜諸章（計劃中還有圖譜傳狀及史理、史法等章，因逢抗戰未能整理完畢），明顯區別于梁氏“史學史”體制。按照方氏自己的說法，在對“史學史”的講授過程中，他經歷了一個從最初的“以史體分類為綱”到后期“以時代為經”的轉變歷程。鄧廣銘在為該書作序時非常注重這一謀篇布局的特點：“方先生精究宋遼金元諸代之史，夙著聲名，十余年來，掌教于南北各大學，近歲則主國立武漢大學史席。為導史系學子以先路，于所專精部門之外，復旁及史學概論及中國史學史諸科，嗣復綜匯二者著為講稿，名曰《中國史學概要》，以史體為經，時次為緯，條析繩貫，區為章節，各章后又附載后人考校、注釋、訂補諸作。匯萬殊于一編，馭繁碎于簡要。別識心裁，既非專言目錄者所可幾及；參稽評騭，亦多《史通》等書之所未備。有志治史之士，手此一編，遵彼權衡而知所取舍，斯可因其指引而奠厥始基。”其次，《中國史學概要》在知識結構上十分注重吸收同時代學者的最新研究。書中所列征引文獻，除梁氏論著之外，還有鄭鶴聲《古史官考略》、柳詒徵《述宋史質》、黃云眉《明史纂修考略》、李晉華《明史纂修考》、吳晗《明史小評》、蒙文通《宋略存于建康實錄考》、朱士嘉《中國地方志綜錄》等。再次，《中國史學概要》有明確的中西匯通意識，如在“第三章 第十三節 元史”部分詳細介紹了洪鈞《元史譯文證補》、屠寄《蒙兀兒史記》，稱贊前者“于中國舊史料外，更采西方史籍以證我國舊史之未確”，后者則“承洪氏之風，采用西方史籍以補證舊史之未備未確者”。書中在討論中國編年史發達獨早之原因時，稱“西洋各國編年史之盛行乃在中世紀，而其編年史之前身則為極簡陋的年歷……中國編年史之起源則較西洋為早，而中國編年史之來源亦與西洋不同”。較之于梁氏的史學史研究規劃，這是方氏史學史撰述開創性的一面。

在梁啟超的眾多弟子中，對“史學史”最心有獨鐘者為姚名達，不過，姚氏的“史學史”思想來源是多方面的。實際上，姚氏在入清華國學研究院前，已在其父指示下購閱胡適《章實齋先生年譜》和《〈國學季刊〉發刊宣言》，1925年4月29日他在上海南洋公學求學期間聽何炳松講授《文史通義》，后與何氏通信探討史學問題。按其自述，此時已然對研究撰述《中國史學史》發生濃厚興趣。1925年9月入清華國學研究院后，姚氏師從梁啟超進行章實齋史學專題研究，并發宏愿“非待史學史成書，不得離開清華”。其間，姚氏以章學誠為核心對浙東史學深入考索，“始于章學誠，上及邵廷采、黃宗羲，以至劉宗周”，先后完成《邵念魯年譜》《章實齋先生年譜》《朱筠年譜》《劉宗周年譜》，用功不可謂不勤，這被他本人視為其史學史事業之“分段長編”。作為梁啟超的弟子，姚名達與周傳儒一同整理梁氏《廣（補）歷史研究法》講義，在“史學史的做法”部分，姚名達寫下了一段著名的“案語”：“名達案：民國十四年九月，名達初到清華研究院受業于先生，即有著《中國史學史》之志，曾向先生陳述；至今二年，積稿頗富，惟一時尚不欲草率成書耳。”這里提及從1925年9月入學“至今二年，積稿頗富”，可知“案語”寫于1927年。姚名達在周傳儒之后，接手整理《補編》，時間自1926年3月18日起至1929年5月8日完成。因此，姚氏在清華國學研究院求學期間，已著有《中國史學史》草本。

在1930年11月7日致胡適的信中，姚名達稱自己“想用十年的功夫研究中國史學史”，并從“事實”“理論”“著作”三部分進行了細致的研究規劃。他說：

我這個志愿懷抱不止一年。起因是在讀《國學季刊發刊辭》時，覺得先生所列諸史尚少這種史學史。其后從任公先生游，即已決定以此自任。任公先生續講史法，（今刊于《萬有文庫》，名《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是我筆記編成的。）因我的時常談議，所以講史學史做法特詳。（但他的做法，我不愿應用，我有我的做法。）我所以寧可做個工人而不去做別的職業，也就為的要成就這個志愿。

1931年，姚名達再次致信胡適自陳：“我對于史學史的研究，早已確定計畫，認為終身事業。研究的程序和下手的路徑，都已切實規定了。”這都突出地反映他在“史學史”研究上的獨立意識。

姚氏《史學史》劃為六大部分：《中國史學通史》《中國史學年表》《中國史學論文總集》《史學家列傳》《史學大辭典》《史籍考》（《史書提要》）。如今收于《姚名達文存》的《中國史學史講義（遺稿）》即為這項計劃中的第一部分，其在清華期間著手開始的浙東史家系列年譜編纂，即為計劃中第二部分的內容。其余四部，多有草稿，惜未成書，姚氏即舍命于民族抗戰。縱觀姚氏的史學史研究規劃，可謂規模恢宏，前無古人，遠超出梁氏“史學史做法”所規定的研究范圍。由于姚氏真正開始“史學史”撰述是在清華求學期間，故其文字間不可能不折射出導師梁氏的痕跡。惟其如此，姚氏于“史學史”研究的獨立意識更顯可貴。

總之，作為梁啟超的嫡傳，姚名達、方壯猷的“史學史”研究與撰述，皆是在對梁氏“史學史做法”的繼承和開拓中建立起來的，突出表現了清華國學研究院治學之創新意識與獨立精神。

“歷史哲學”與“清華譜系”史學史研究的轉型

從思辨的角度考察特定時期史學家的“歷史哲學”，是梁啟超開創的“史學史”學科之“清華譜系”的突出特點，從而區別于同時期“史學史”學科之“北大譜系”，更與20世紀20年代以討論方法論為主的“科學主義”史學思潮有異。

清華國學研究院對“歷史哲學”科目的重視，其來有自。1906年，王國維《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后》闡發“哲學”學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倡在經學科、理學科、史學科、中國文學科、外國文學科五大文學科下均設立“哲學概論”科目，并在史學科下又設“歷史哲學”科目。在王氏倡導下，清華國學研究院自成立伊始，即設置“中國哲學”科，與“經學”“中國史”“小學”“中國文學”“外國語”“自然科學”“普通語音學”并立，系入學考題中“專門科學”的部分。在王氏之外，梁啟超更是近代學術史上較早明確提倡“歷史哲學”的人。1902年，梁氏發表《新史學》掀起“史界革命”，在界說何為“史學”時即提到“歷史與歷史哲學殊科”，認為“歷史哲學”重在“研究人群進化之現象”的基礎上“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此后他在《太古及三代載記》《中國歷史研究法》《研究文化史的幾個重要問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等論著中多次談到“歷史哲學”，尤其推重章學誠，稱“會稽章實齋學誠受‘六經皆史’之論，為思想界起一大變化，其史學蓋一種歷史哲學也”，“實齋可稱為歷史哲學家”。在清華國學研究院講授“廣（補）歷史研究法”時，梁氏于三處提及“歷史哲學”相關問題。其一，在討論“人的專史”之“合傳及其做法”時，認為對于同時或先后同做一種工作之人應當合傳，并以劉知幾、鄭樵、章學誠為例，稱三人“在中國歷史哲學上有極大的貢獻，史學觀念的變遷和發明皆與他們有密切關系”，將三人合為一傳，則“中國歷史哲學就容易敘述清楚了”。其二，在談“史學史的做法”第三部分“史學的成立與發展”時，特別對章學誠在“歷史哲學”方面的造詣予以高度評價，稱：“我們看《文史通義》有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是講哲學的，此則所謂歷史哲學，為劉知幾、鄭樵所無，章學誠所獨有，即以世界眼光去看，也有價值……若問世界上誰最先講歷史哲學，恐怕要算章學誠了。”這兩處從表面上看存在矛盾，前面說劉、鄭、章均對歷史哲學有貢獻，后面又說劉、鄭無而章獨有。實則前一說法是為了與以歷史事實為研究對象的史家區分而言（梁啟超認為司馬遷要建立一種歷史哲學，“借事實以發明”，但司馬遷的研究對象不是歷史哲學而是歷史事實），所舉劉、鄭、章皆以歷史學為研究探討對象。后一說法突出章學誠，是因章氏更多地以“史學何為”“史學何以存在”等內容為其研究對象，與劉、鄭多探討史法又有所區別。其三，在講過劉、鄭、章三人后，接著講“史與道的關系”，提出“中國史家向來都以史為一種表現道的工具”，也觸及思辨的歷史哲學。

梁氏雖重視“歷史哲學”，但其所論“史學史的做法”的四個部分，并未單列“歷史哲學”。把“歷史哲學”吸納為“史學史”著作的一個部分，是由梁氏的弟子們完成的。從目前掌握的材料來看，在“中國史學史”類著作明確敘述“歷史哲學”內容的，首創者當屬姚名達。在1933—1934年編寫的《中國史學史講義（遺稿）》中，第一編第三章題目即為《歷史學與歷史哲學》，在這里，姚氏特別強調“歷史哲學”的任務在于抽絲剝繭，尋求歷史進化的“骨子里的原因”，并專門討論了“歷史哲學”“歷史學”和“史實”三者之間的聯系。姚氏的《史學史》因規模宏大但撰者早逝，故未能最終形成計劃中的體系。姚名達之后，楊鴻烈也對老師梁啟超所看重的“歷史哲學”做了充分發揮。在受聘于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時期，楊氏發揮其語言專長（英法德日），從中外史學比較切入，將中外學人（如朗格羅亞、塞諾波、李大釗、馮友蘭、傅斯年、施亨利、佛林特等）劃為“歷史哲學”的反對派和贊成派，列舉代表性觀點，并最終指出對于類似“歷史現象還是如赫格爾（黑格爾）所說由精神主動呢？或如馬克斯（馬克思）所說由物質條件來支配呢？”“人類全部的歷史到底是治亂循環的呢？還是循序進化的呢？”“假如（歷史）是進化的話，那么是直線的呢？還是螺旋式的呢？”一類的問題，則不能不依賴“歷史哲學”而解決。

總體上，20世紀三四十年代“史學史”研究中對“歷史哲學”的發揮，尚屬梁氏史學框架體系之內。除姚名達、楊鴻烈這些“清華譜系”之嫡系外，1942年出版的王玉璋《中國史學史概論》第四章即為《歷史哲學》（第一節“陰陽五行之歷史哲學”、第二節“我國三大歷史觀念之發展”），金毓黻《中國史學史》出版后即有人指出：“本書有個地方值得補充的，第一，是中國的歷史哲學，歷史哲學雖不能視為史學的正宗，但既談史學史，似乎對于這一方面也不應該或缺的。中國的歷史哲學有許多極有價值的，本可以重寫一本中國歷史哲學史……而史學史不略為敘述，也似乎是美中不足。”還有蒙文通于1938年任教成都國立四川大學時編寫的《中國史學史（講義）》設有“晚周各派之歷史哲學”專目，強調“史者，非徒識廢興、觀成敗之往跡也，又將以明古今之變易、稽發展之程序。不明乎此，則執一道以為言，拘于古以衡今，宥于今以衡古，均之惑也”，“竊以中國史學之盛，有三時焉，曰晚周，曰六朝，曰兩宋，皆思想廓落之會也”。凡此，均表明在早期中國史學史學科建設歷程中，“歷史哲學”之重要和必要，其開創之功，當歸梁氏引導下的“史學史”學科之“清華譜系”。

隨著馬克思主義史學主導地位的逐步確立，對梁氏“歷史哲學”觀念的繼承和發展有了新的變化。新中國成立前期，方壯猷于1945年到四川三臺東北大學短期講學，其間受趙紀彬影響，學習了唯物史觀和社會發展史，“用于中國社會史、史學史的教學科研中”。馮德清于1946年編寫的《中國史學史講稿》在介紹“最近史學之趨勢”時特別提出馬克思“唯物史觀派”，并稱“吾國近三十年來，學術界受此影響甚巨……一般青年以此為法，嗜之者眾，此亦吾國史學新趨勢也。”不過，方氏1947年出版的《中國史學概要》尚未顯示出唯物史觀敘事特點，而是在多處行文中引用其師梁啟超的觀點；馮氏的《中國史學史講稿》也特別強調對梁啟超“史學史的做法”的遵循。凡此，均表明“中國史學史”的撰述處于從梁氏框架走向新形態的摸索階段。

新中國成立以后，“史學史”研究和撰述進一步轉型，把唯物史觀作為理論思考的新視域，增強對于“歷史觀”的思考和研究。尤其是20世紀60年代初期，高教部規劃指導史學史學科建設，確立了史學史在歷史學科中的主體地位，推動全國各高校歷史院系史學史課程的開設。這一時期，“清華譜系”中的陳守實、劉節等均活躍于史學史研究和教學的舞臺上。

劉節發揮了在清華國學研究院研修“中國哲學史”學科的學術專長，他在所著《中國史學史稿》的敘論中談及“史學史”的寫法，“以歷史編纂學為主，歷史哲學為輔”，與他在20世紀50年代以后進行史學史講授與研究的時代條件有關。1962年，劉節明確提出“史學史”應有三個方面，即歷史哲學、歷史編纂學和歷史考據學。《中國史學史稿》用不少篇幅討論了“歷史哲學”相關問題：如談到魏晉南北朝時期“一般史學家的哲學思想”，認為這一時期史家“沒有一個人能有一套完整的歷史哲學”，但整體上都不能脫離“玄學”的影響；論唐代和兩宋史學時，分別探討了李翱、韓愈、柳宗元等唐代史家的歷史哲學，以及南宋金華和永嘉兩個學派的歷史哲學。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劉節一方面繼續傳承梁氏“史學史做法”的基本框架，另一方面在其1948年出版的《歷史論》中嘗試把唯物史觀用于對思辨的歷史哲學的探討，如此，便明顯區別于董允輝、金毓黻、魏應麒、王玉璋等人的“中國史學史”撰述，后者主要是在體例上和內容上吸收梁氏“史學史”的規劃，而劉氏《中國史學史稿》則更多地發揮了梁氏欲使“史學史”成一“學科”的根本意圖。

陳守實于20世紀60年代初期在復旦大學開設“中國史學史”課程，留有課程講義（由姜義華隨堂記錄）。從講義內容來看，這一時期陳氏已表現出明確的唯物史觀指導下的敘事風格。陳氏講授“中國史學史”課程時正值20世紀60年代初期學界出現的“史學史”熱潮，受高等學校文科教材會議有關“史學史”教本編寫任務的直接推動，不少學人對于“史學史”研究的任務進行思考和討論，由此形成了以史學思想（包括史家政治思想、學術思想和歷史哲學）為核心的“史學史”研究新體制。例如，白壽彝在《談史學遺產》一文中明確提出“史學基本觀點遺產”是史學遺產研究的第一個花圃，其首要工作即在于“分析批判各種不同的歷史觀”。這一新體制的形成，標志著中國史學史學科從梁氏傳統向唯物史觀指導模式的轉型。陳氏的“史學史”課程講義恰值此時，他堅持以唯物史觀為指導闡釋中國史學發展史，“為向具有‘問題意識’的史學史研究過渡做出了貢獻”，系方壯猷、劉節以后“史學史”學科之“清華譜系”在唯物史觀指導下對梁氏“史學史”譜系的重大突破，推動了“中國史學史”研究與撰述向新形態的過渡。

結語

近代以來，伴隨著“科學主義”的興起，包括史學在內的各門人文學科在適應新的知識分類進途中不斷尋找自身。對于歷史學來說，既有藝術與科學之爭，亦有人提出“歷史之為學，竟是一切學問的綜合，固然不屬于哲學、文學，自也不屬于科學，所以說‘歷史只是歷史’”。作為一門學科的“史學史”，就在這樣的反思、批判與爭論中成長起來。從這個意義上說，及時對它的學科化歷程做出研究、總結和討論，對于該學科的健康發展既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以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創辦為契機，早已處于醞釀之中的“史學史”學科在梁啟超的指引下正式進入建立期。姚名達、方壯猷、楊鴻烈、馮德清、衛聚賢、劉節、陳守實等對梁氏“史學史”既有因習亦有創造，且學且思，于離合間實現了對梁氏史學之道術傳承，建立起推陳出新的“史學史”學科之“清華譜系”。在梁氏的啟發和帶動下，從清華園里走出了最早一批研究中國史學史的專業型本土人才，他們成功地促使“中國史學史”從一門傳統的自在的學問轉型為現代的自覺的學科。新中國成立以后，梁氏開創的史學史學科之“清華譜系”在唯物史觀的影響下匯入時代主流，推動了“中國史學史”研究與撰述向新形態的轉型。

信息采集：邵淦

文字編輯：邵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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