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疑似是漢奸，馬上就可能禍國殃民，殺還是不殺?

文章來源：《皇上走了》，作者：章敬平

漢奸該不該殺?

疑似漢奸該不該殺?

如果疑似漢奸不殺，馬上就可能禍國殃民，危急關頭，殺還是不殺?

1938年，國民政府的選擇是:殺!

這一年9月30日晌午時分，四個懷抱古董花瓶的男人，合乘一輛轎車，駛入唐紹儀在上海的寓所。

唐紹儀

唐紹儀是中華民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但在我們的歷史教科書中著墨不多。唐紹儀是辛亥革命南北和談的代表，北洋政府首任國務總理，下野之后，他離開紛紛擾擾的京城，移居滬上。起初，唐紹儀住在今天延安西路的一個公館，淞滬會戰后，為了躲避日本戰火的叨擾,他搬到法租界，藏身于今日武康路40弄的一棟花園洋樓中。平日里，唐儀或者去今天福州路的杏花樓吃早茶，或者去古董店"淘寶"把藝術品，言行起居給外界的印象只有八個字:頤養天年，不問政事。

南北議和（左一為唐紹儀）

當四個懷抱古董花瓶的訪客進人深深的宅院，仆人趕緊稟告唐紹儀。雙方不是第一次見面，其中一個訪客還是唐紹儀的遠房親戚，毫無戒心的唐紹儀一番寒暄之后，命仆人給客人點煙，沒想到火柴早已被訪客藏進口袋，仆人起身去拿火柴，也是這西班牙風格的宅院太大了、等仆人返回客廳，唐紹儀已經栽倒在地，身上、地毯上，血跡斑斑。

驚呼之下，庭院中荷槍實彈的保鏢們緩過神來，知道訪客聲猶在耳的"老太爺不必相送"，完全是瞞哄他們的鬼話，持槍緊追剛剛駛出宅門的汽車，看到的只是一個車牌號碼。

風馳電掣的救護車，將奄奄一息的唐紹儀送到附近的醫院，怎奈那把劈向他后腦勺的斧頭沒有給醫生留下任何回旋的余地，半天過后，唐紹儀撒手人寰。

那時候沒有互聯網、沒有手機短信，唐紹儀遇刺殞命的消息直到第二天才登上滬上報紙，廣為人知。

誰殺的?為什么要殺他?

新聞媒體極盡想象之能事，有的說仇家尋仇，有的說黑道謀財，有的說日本陰謀。承擔偵查之責的法租界的巡捕們，面對報界的猜測，只字未提，因為他們真的無可奉告。根據保鏢們提供的車牌號碼，巡捕們查到了一家出租車公司，至于租車人，姓甚名誰，一問三不知。唯一的線索，就是那個領著古董商前來兜售花瓶的遠房親戚，巡捕房當即發出通緝令，懸賞緝拿。而那個遠房親戚早就隨那三個古董商躲到了重慶，去蔣介石的軍統機關領獎去了。

蔣介石和他領導下的重慶國民政府對唐紹儀的死因心知肚明，但他們隆重上演了一出貓哭耗子的大戲。國民政府對唐紹儀之死表示"沉痛哀悼",予唐紹儀高度評價,不但給錢治喪,還讓國史館記載、宣傳他偉大的一生。

要說蔣介石一伙是陰謀家，耍弄兩面派手法，在這件事上的確如此，但是，蔣介石等人也是有苦難言。

軍統特務知道，唐紹儀海上寓公的生活，只是表面現象，私底下，他們家高朋滿座，日本政府和偽政府的高官們頻頻到訪，勸誘唐紹儀利用政治上的影響力，拉攏組織統一傀儡政府。蔣介石擔心這位國民黨元老晚節不保，投降日本人，削弱人民抗日意志，也威逼利誘，拉攏唐紹儀出任國民政府要職。見唐紹儀閃爍其詞，軍統特務機關勸他遠離上海這個是非之地，遠去香港。面對規勸，唐紹儀則請大家放心，寧做亡國奴，絕不做漢奸，同時表示，他會擇機赴港。

遺憾的是，唐紹儀遲遲沒有動身，家里的武裝防衛卻日趨嚴密。死死盯住唐紹儀的軍統特務們在一個日本高官造訪武康路40弄之后，立即向上級報告:據說，唐紹儀已經同意，一旦國民政府的軍隊在軍事上受到重大挫傷，馬上與日本議和。

1938年秋天，國民政府軍隊在武漢會戰中節節敗退，危如累卵，擔心唐紹儀出山宣布偽政權成立，陷國民政府于被動，認為國家已處于緊急狀態的蔣介石下達了刺殺唐紹儀的命令。軍統特務得知唐紹儀喜歡古董，就利用他的一個遠房親戚，靠一個古董花瓶一步步接近了戒備森嚴的唐紹儀。

據說，國民黨高層也有少數人反對蔣介石刺殺唐紹儀，無論如何，并沒有確鑿證據證明唐紹儀一定要做漢奸，更沒有證據表明唐紹儀已經做了漢奸，為了防患于未然，就對這樣一個曾經位高權重的國民黨元老下毒手，怎么著，都有一絲不妥。

唐紹儀與孫中山

我不知道蔣介石是怎么解釋這件事的。我想，蔣介石要剝奪唐紹儀人權中最為重要的生存權，潛意識中可能認為緊急狀態下的人權需要克減。克減者，克扣、減少是也。當然，蔣介石的世界里可能壓根兒就沒有"緊急狀態"、"人權克減"之類的法律概念，也不知道自己下令暗殺唐紹儀在法律上可以被理解為"緊急行政措施"。然而，"緊急行政措施"不能想怎么實施就怎么實施，1936年的憲法草案曾規定，國家遇有緊急事變，總統可以在行政會議形成決議之后發布緊急命令，但要在三個月之后提交立法院追認。

平心而論，在人權概念還沒有流行的1938年，在對日作戰連連失利的危機時代，蔣介石暗殺唐紹儀而后厚葬的兩面派做法，的確情有可原。然而，若以今日法學家們關于緊急狀態下人權克減的原則、程序來看，唐紹儀之死可能就不是鐵血除奸的英雄故事，而可能是政府這個暴力工具在緊急狀態下，無視最低限度的人道主義標準，草菅人命的暴行。

我不是歷史學家，沒有歷史考據的功夫，時隔大半個世紀，重提此案，不是為了給唐紹儀平反，而是希望借由唐紹儀之死，在人權保護蔚然成風的當下，提出緊急狀態下如何保護人權的時代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