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西南解放，一伙農民攔住解放軍：我們是紅軍，在等周恩來命令

1949年12月初，寒風掠過烏蒙山區。西南野戰軍某縱隊沿著崎嶇山路向金沙江畔推進，準備接管川滇黔交界的最后幾個鄉鎮。就在隊伍翻過老君嶺時，二三十個衣衫襤褸的農民突然堵在路當中，手里舉著一面褪色的紅布。領隊警覺地擺好警戒?！巴?，可否替我們聯系周恩來？”為首的灰衣老人聲音嘶啞，卻透出掩不住的激動。警衛連長愣住了，這才有了那段傳遍軍中的驚詫對話——“我們是紅軍川南游擊縱隊，一直在等命令。”三句話，像山谷回聲，把人瞬間拉回十四年前。

1935年2月，中央紅軍扎西會議后調出四百名精干，組建川南游擊縱隊，政委徐策當時三十歲。任務只有一句：留在川滇黔邊，牽制追兵，為主力北上贏取時間?？v隊攜帶六百條槍、一部電臺，夜里翻山越溝，白日化整為零，一到集市就化妝成挑夫、茶客。當地百姓后來回憶，那些“挑鹽巴”的年輕人開口全是北方腔，一到夜色便憑空消失。

游擊縱隊與敘永特區游擊隊會師后，人數擴至六百余。王逸濤任司令，成分復雜，內部一直矛盾暗生。敵軍圍堵從未停歇，1935年3月大石盤山激戰，縱隊折損逾百。兩個月后王逸濤叛逃，一走帶走數十條槍。特委臨時推徐策兼司令，“骨頭斷了得接上，拖不得。”這是會后唯一的記錄。

與此同時，黔北、黔西、遵湄綏三支游擊力量先后成立。云貴高原的曠野里，四支小隊像四把冷刀，不時割破敵人的防線。陳宏率黔北隊在桐梓新站伏擊繳獲三十箱子彈，引得蔣介石電令“限十日剿盡”。壓力逼得他們轉向北上，于1935年6月在朱家山與川南縱隊成功合編，從此冠名川滇黔邊區游擊縱隊，部隊下轄六個大隊，甚至設了運輸、醫療和被服股，架子一應俱全。

蔣介石隨即發動“三省會剿”。7月的彝良伏擊，百余名游擊隊員血染山谷，徐策、張風光犧牲?？v隊縮到不足三百。冬季，他們打下赫章、威寧，又救出筠連兩百名被俘同志，山里百姓第一次見到游擊隊抬回成整籮筐的鹽和布匹。

然而力量對比終究懸殊。1936年春，縱隊僅剩百人，被迫拆分。第一支隊留川南，第二支隊去滇西。敵人逐圩清剿，骨干不斷折損，到當年年底，兩支隊伍湊在一起還不到三十人。特委隱蔽在連天山，依靠苗族同胞的寨子進行整訓。龍厚生記在日記里，“槍背一夜不卸，鞋底半年不換?！?/p>

1936年6月，地下黨策反川軍少校陶樹清，一個營起義，八百余人匯入隊伍，改稱“川滇黔邊區抗日先遣隊”。名頭更響，危險也更近。蔣介石第三次下達“會剿”手令。山頭炮火晝夜不歇，先遣隊減員過半，還夾雜“左”傾急進路線的內耗，陶樹清、阮俊臣與特委齟齬，隊伍再度分裂。

劉復初接回“游擊縱隊”番號，帶著百余人重新轉入地下。大廟一役捕獲川軍幾十人，沒想到這些俘虜中竟有不少學生兵，勸說后一個連主動參加革命。人數回升至兩百，可武器彈藥依舊捉襟見肘，只能靠夜襲民團補充。1936年冬，劉復初重傷被捕犧牲，縱隊失去最后一位系統指揮者。龍厚生扶著剩下十幾名戰士突圍至水田寨，命令分散，潛伏于滇北各縣。

抗戰全面爆發，延安通訊網絡匆忙重組。中央多次通過地下交通站尋找“川滇黔邊老同志”，未獲確切消息。按照當時備案，這支縱隊已被列入“疑似全部犧牲”序列。

沒想到十二年過去，金沙江畔的“農民”竟是當年幸存者。整整兩個抗戰時期，他們面對拉壯丁、清鄉、土匪混戰，始終保持秘密聯絡。沒有綬帶，沒有電臺，就靠幾本暗號本和一張褪色的番號旗。有人去省城販馬幫茶葉，有人隱匿在鹽井采集鹽巴，彼此間靠口口相傳：周恩來如果派人來接，就立即歸隊。

“總理當年讓我們等，他知道我們還活著的。”那位灰衣老人說完，放下旗子，淚水滑過滿臉皺紋。野戰軍干部查看了他保存的名單，上面記錄著犧牲者姓名、籍貫、犧牲地點，最后一欄寫著“繼續等待”四個字。

審核確認后，組織上給這批僅存二十七名老人辦理了復員證明，發回家鄉休養。紅布旗被送往北京軍博，登記編號為“川南游擊縱隊孤存旗”。在入庫簿記的備注欄，保管員寫下一行小字：1935年建隊，1949年報到，任務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