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鎮一家三口死亡案一審落槌,被告人廖某某被判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判決一出,受害人母親悲憤直言“告到死”,洶涌的社會輿論也幾乎一邊倒地認為,這一判決結果有待商榷。
宣判之后,涉案法院火速作出判后答疑,試圖回應公眾關切。但這份貌似法理兼具的解讀,真的能撫平受害者家屬的錐心之痛,讓翹首以盼的公眾徹底釋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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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判決結果的塵埃落定,這起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性的案件,瞬間將量刑爭議推向輿論巔峰。被告人廖某某造成三人殞命的慘烈后果,最終卻僅獲死緩,這不僅讓受害者家屬陷入絕望,更引發了全社會對判決合理性與合法性的激烈拷問。
明明是限速40公里的城市主干道,被告人只因與同行者發生口角,就踩著油門狂飆至三倍限速,將不特定公眾的生命安危棄如敝履,人為放任致命風險的降臨。這種把個人情緒凌駕于他人生命權之上的瘋狂行徑,早已突破法律與道德的雙重底線。三口之家的驟然覆滅,留給親屬的是余生都無法愈合的傷口。這般血淋淋的危害后果,即便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都難以彌補受害者家庭承受的滅頂之災,更契合公眾對“罪刑相當”的樸素認知。
反觀法院給出的“間接故意+自首”從輕依據,顯然難以服眾。所謂“間接故意”,不過是法律層面對案情的嚴謹定性,絕非輕判的正當理由。無論廖某某主觀上是“間接故意”還是“放任為之”,其行為已然構成對公共安全的公然漠視、對無辜生命的肆意踐踏,主觀惡性之深不言而喻,與直接故意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并無本質區別。而法律意義上的“自首”,也只是可以從寬而非必須從寬的酌定情節,又怎能成為大幅降低量刑力度的“免死金牌”,成為抵消三條人命重量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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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精髓在于“懲惡揚善”,既要維護公平正義的準繩,也要兼具體恤人心的溫度。但是在這起案件中,所謂的司法“溫度”,似乎全然偏向了恣意任性的加害人,卻對受害者家屬的泣血悲鳴視而不見。當司法判決過度放大加害人的從輕情節,卻無視受害者家庭的永恒創傷與社會公眾的安全焦慮時,不僅難以告慰逝去的亡靈,更可能動搖公眾對法律公正的信仰根基。
我們不禁要問:那個在城市道路上高速狂飆、漠視生命的被告人,憑什么能靠著“間接故意+自首”就獲得從輕發落?而那一家三口無辜逝去的亡靈,又該如何從這份判決中得到應有的慰藉?
這起案件的判決,絕不應該就此一錘定音。其量刑邏輯是否真正契合“罪刑相當”原則,“間接故意”與“自首”情節的考量,是否過度凌駕于三條人命的嚴重危害后果之上,這些問題都亟待更深入的審視與商榷。(大漠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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