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馬人》：沒有選擇的幸福

前幾天重溫了謝晉的《牧馬人》，很有些觸動，想要談一談。

《牧馬人》我前前后后看過三次。第一次是大學的時候，感覺一般，因為它跟我看過的其它優秀國產片相比太“簡單”了，如同年謝添導演、于是之主演的《茶館》，陳凱歌的《霸王別姬》，張藝謀的《活著》以及謝晉自己的《芙蓉鎮》。

幾年前又看過一次，觀感變好了。但再“好”我也知道：它本質上就是一部宣揚愛國主義的主旋律電影，甚至你說是“政治宣傳片”都無所謂。

直到前幾天看了第三次，突然無比感動，同時覺得：以前那些想法，一點兒都不重要。

沒有選擇的幸福。

這話聽著挺怪，甚至有點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味道。但實情的確如此：一個真正‘別無選擇’的人，會比看起來有很多選擇、其實選擇非常有限的人幸福。

“選擇”這個詞在今天被說濫了，很多時候就停留在語言層面，淪為一個自我誘惑、自我欺騙的陷阱。要知道......“我將選擇什么樣的生活”這類青年疑問或“眼下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這類中年抱怨在某個年紀、擁有某種經歷的人聽來都是很“古怪”的語言——他們不會嫌類似的話“矯情”，而是壓根聽不懂。就像朱時茂扮演的許靈均。

片中許靈均在接受了牧民好心遞來的兩碗飯后感嘆“生活畢竟是美好的”。在一些人看來，這句說教味過濃的臺詞可能有點“尬”：畢竟，影片之前才呈現了許靈均想要自殺，被馬救回一命。他的轉變似乎有點“突兀”——

如果你這么想，可能是因為你還年輕，你是從“觀看”的邏輯出發去分析一個絕望之人的心理。如果你設身處地、將心比心地站在許靈均的角度就會發現：一個曾在自殺邊緣苦苦掙扎、找不到生存意義的人在面對陌生人施以的丁點兒善意時，某些縈纏板結的意念是會瞬間瓦解繼而對生活產生異樣而陌生的情緒，這一點不突兀（哪怕意念還會卷土重來）。

因為事情很簡單：一個人真到了走投無路、一無所有的地步，他就必須接受、必須“幸福”。否則，他就真死了。人是脆弱而又韌性極強的動物，每當這種時候降臨，其實都是一部分人活、一部分人死，然后活著的都變“幸福”了。

我以前不太理解這件事，現在懂了。

許靈均讓我想起一位老師。他是48年生人，60年代末正在西雙版納當知青，“生活”于他而言就是“勞動-吃飯-睡覺”的循環往復（“勞動”包括但不限于像片中李秀芝那樣打土坯蓋房），可他不是沒有屬于自己的“幸福”時刻：那就是每次挨到牛倌放假，領導出于“照顧”讓他去放水牛。

放牛有什么幸福的？因為可以休息。平時太累了。

在牛吃草、滾泥巴、鳧水的“空擋”，他就可以在樹蔭下拿出一本書來看，——那書在當年足夠“奢侈”，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論》。

我想：假使他當初這么問自己：我一原本該上大學的人在這窮鄉僻壤干什么呢？讀這些書有用嗎？這牛要放到幾時？“我將選擇什么樣的生活......”

那可完了，活不成了。

如今對“選擇”瞻前顧后、反復掂量的人能夠理解嗎？

今人看到了太多“選擇”的路徑，為“選擇”預設了太多的價值跟代價，所以要么“沒得選”；要么選了又發現事情“不對”......兩種情況都會招致痛苦。但對“許靈均們”而言，這些事情都不存在——他們壓根沒見過“選擇”、就算主動做了什么也不認為這叫“選擇”，因此精神更加淳一、外部環境與他們的內心世界更加協調。

我不是在搞“比慘”敘事、也不想對人“說教”。每代人遇到的問題都不一樣，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痛苦。我只想說：“痛苦”和“幸福”都不是那么絕對的，而且不管你認為日子有多難過，其實事情還不算糟......至少和挨批斗、下牛棚、呼啦啦一群人被趕到一個地方去相比，真不算糟。

除了某些國家和地區身陷戰亂、饑荒的人們，對絕大多數人而言，你在手機上看到的世界再糟糕，也不影響你放下手機、“選擇”下頓吃什么飯——

這是《牧馬人》帶給我們的啟發和安慰。

鑒于這部電影大家都很熟悉，我就不寫長評了。只回答一個問題：這部44年前的電影，何以成為那個時代的國民爆款？

我想從“時代”、“愛情”和“制作”三個角度去談。

一、時代因素

時代因素由宏至微又分三個層面：

1、《牧馬人》問世于1982年。在那個彩色電視都尚未普及的前互聯時代，電影作為媒介的影響力要比如今大多了——因為人們的精神生活極度貧瘠而娛樂方式又極為單一。

不妨想想同年萬人空巷的《少林寺》：其觀影人次竟突破了5億（當時全國人口剛過十億，等于全國一半人都到電影院看過這部電影）——這一成績就連去年打破“內地票房紀錄”的《哪吒2》也不能望其項背（3.24億）。《牧馬人》的觀影人次是1.3億，這一數字也超過了如今票房排行榜上第二名的長津湖（1.22億）。

相較四十年前，電影在全世界的地位都有所下降，而你之所以感到有“越來越多”的人在討論電影，不過是因為網絡媒介的發達。

2、用今天的話說，《牧馬人》是一部“自帶話題熱度”的電影，它屬于傷痕電影——而這正是1980年代初全中國最時髦的題材。“八億人民八個戲”的歲月一結束，《巴山夜雨》、《戴手銬的旅客》等反思片便如潮水般涌進戲院，既撫慰了無數顆受傷的心，也締造出一個特殊時期的全新類型片種類。

3、即便在一眾傷痕電影中，《牧馬人》也是個另類的存在：它并不滿足于歷史清算（如謝晉上一步作品《天云山傳奇》），還想為苦難的生活賦予“向前看”的希望。這跟計劃經濟剛開始向市場經濟轉型時社會上普遍積極樂觀的心態有關：一方面，人們尚未抹去十年動亂遺留的隱痛；另一方面，他們又被迅速投入到前景不明的改開洪流中。

前后兩種截然不同的社會局勢和群體心態，讓《牧馬人》站在了追憶過去、暢想未來的特殊節點上，這又是稍早幾年、改開成果尚未顯現時出現的傷痕電影不具備的優勢。

以上三點，使《牧馬人》在“正確的時間”成為一個不可復制的成功案例。

二、愛情因素

跟眼下這個或“厭女”或“厭男”、總之視愛情為笑話的時代不同，上世紀80年代初，愛情是大銀幕上絕對的主旋律和票房的靈丹妙藥。那會兒但凡出現一部愛情片，幾乎都被奉為“經典”。“銀幕愛情”對彼時年輕人的沖擊力，是今時今日的觀眾難以想象的——畢竟六七十年代的整個中國社會，都處在極端禁欲的狀態。

《牧馬人》也讓朱時茂和叢珊成為了一代人的夢中情人。影片上映后，叢珊每天都會收到幾十封全國觀眾的來信，只因李秀芝提了一句自己來自四川江油，江油婦聯便給叢珊寫信，邀她“回家”看看（其實叢珊是北京人）。1982年《中國青年報》發起了“1980年代最佳青年銀幕形象”的評選，叢珊飾演的李秀芝獲得了60多萬張選票......

飾演許靈均的朱時茂也是一樣，一位廣西的教師看完電影后給朱時茂寫了好幾封信，因為這位教師也面臨著要不要放棄教育事業出國的選擇。朱給他的回信很巧妙：愛不愛國不是看一個人在哪里，而要看這個人的行為本身，重要的是不能放棄有意義的生活。

從我個人而言，我不會將許靈均和李秀芝的關系形容為“愛情”。他們兩個屬于“先結婚、后戀愛”的盲婚，也就是郭蹁子（牛犇）一手操辦的包辦婚姻，這與通常意義上的“愛情”相去甚遠。

這世上有很多種情感，愛情只是其中一種。許靈均和李秀芝這種搭伴過日子的日久生情，既是命運的捉弄，也是命運的饋贈；他們雖非一見鐘情，但卻一見如故。這種在絕境之下生出的彼此惺惺相惜之情，始于“報答-感激”的良性互動而終于“承諾”，比一般的愛情更加珍貴。

到了今天，戀愛就更加自由，而離婚率也更高。

三、制作因素

《牧馬人》能成為經典的第三個原因在于影片自身質量過硬。它比如今大部分故事片拍的都要好，尤其敘事節奏，極其舒服：

影片采用了“現在-北京”和“過去-牧場”的雙線結構，開啟回憶的節點與主人公（許靈均）此起彼伏的內心波瀾密切相關，因此整個故事雖在“過去”與“現在”中頻繁穿梭卻毫不混亂，“現在”淡淡的分寸感、人與人之間的疏離和“過去”熾烈的情感濃度、人與人之間的信賴形成強大而真實的生活張力。

為了融入角色，倆人先下農場體驗了兩周的生活，跟當地老鄉同吃同住。此外，謝晉還給叢珊和朱時茂出了十個小品，均為劇本里留白的場景，就這樣天天揣摩角色、成天活在角色的生存狀態里，才有了善良堅毅的許靈均和陽光勤勞、秀外慧中的李秀芝。

有道是“細節決定成敗”，《牧馬人》也不例外。首先影片的選址就頗費一番心思，時年57歲的謝晉跑遍了新疆、青海后，最終才選定了甘肅張掖的山丹軍馬場作為影片的外景地。

至于片中的室內場景，其實都是在攝影棚完成。怎么樣，看不出來吧？那些杯碟碗筷、棉被火炕、鏡子水壺、農具皮襖都是新做的，可看著無一不充滿上世紀真實的生活質感。

我印象最深的一處畫面細節是：當許靈均抱著他的馬失聲痛哭時，那匹馬也流下了眼淚。

這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