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后周總理接見董竹君母女感慨：你們一家兩代人，都是國家功臣

建國后周總理接見董竹君母女感慨：你們一家兩代人，都是國家功臣

標題：建國后周總理接見董竹君母女感慨：你們一家兩代人，都是國家功臣

1951年6月9日上午十點，上海茂名南路一幢由三座深灰色小樓拼接而成的建筑門前，禮炮聲接連響起。剛剛更名的“錦江飯店”掛起了嶄新的紅底金字招牌，身穿淺色旗袍的董竹君站在臺階上，笑意克制卻掩不住激動。不到兩小時后，她把自己經營了十六年的心血交到上海市公安局代表手里，旋即被聘為董事長——這份任命，意味著錦江從私人企業轉身為共和國重要的外事窗口。也正因為這一次順水推舟，她與周恩來、鄧穎超的交情邁向新的階段。

時間往回撥一年。1950年深秋的一個周末傍晚，西花廳的客廳燈光柔和，周恩來抬腕看表，又笑著對身旁人說：“他們路上堵車，別著急。”不久后，董竹君與女兒國瑛匆匆趕到，她們略顯歉意地鞠躬致意。鄧穎超拍拍董竹君的手：“來得正好，菜剛上桌。”席間沒有客套話，只有一句意味深長的肯定：“你們母女在人前總說自己只是辦飯店、拍電影，其實是黨和國家的老朋友。”

簡短對話卻能聽出周總理對這對母女多年支持革命的不凡評價。董竹君自知，這份肯定來之不易，她的人生軌跡幾乎寫滿跌宕。1900年，上海洋涇浜邊的棚戶傳來她的啼哭聲；13歲那年，為了償還家中高利貸，她被迫進“長三堂子”賣唱。靠著一副好嗓子和極強的悟性，她迅速走紅，卻也在煙花柳巷遇到青年軍人夏之時。對方身份特殊——辛亥革命后四川臨時政府副都督——兩人私奔、逃亡日本，一段亂世姻緣由此展開。

留日期間，夏之時為董竹君聘請家庭教師，數學、日語、世界史輪番灌頂；少女將苦難化作求知的饑渴，短短兩年完成高師所有課程，還第一次聽到“平等”“自由”這幾個在當時頗為生僻的詞。正當她準備赴法深造，丈夫一封電報把她召回四川。原以為會攜手闖蕩，卻在軍閥混戰中親眼看見對方沉迷鴉片、迷戀賭博，夫妻裂痕難以彌合。為了孩子和尊嚴，她在1924年自辦織襪廠，又嘗試運營黃包車公司——一次次經營試水給她積累了商業敏感，也為后來開飯店打下基礎。

婚姻終于在1934年畫下句號。夏之時離滬時凈身出戶，家中只剩債務與四個女兒。窘迫之際，董竹君把珍貴的珍珠項鏈賣了，又借到兩千元流動資金，謀定在餐飲業破局。1935年3月15日，法租界華格臬路上傳來鞭炮齊鳴，22桌菜不到半小時被搶空——“錦江小餐”嶄露頭角。川味麻辣與她親手改良的紅燒醬汁迅速征服滬上食客，就連杜月笙、楊虎也常來捧場。值得一提的是，那一年國瑛已隨母親練就一口流利英語，往來侍應生與外僑之間的翻譯全靠她鎮場。

1937年淞滬會戰爆發，飯店身處戰火邊緣，董竹君卻沒有選擇“低頭做生意”。她出資辦《上海婦女》雜志、資助上海救護隊，還在暗中替地下黨成員聯絡掩護。一次警報驟起，她干脆把后廚改裝成臨時工棚，給受傷的學生縫合傷口。危險隨之而來，日偽幾次軟硬兼施都被她敷衍過去，最后逼得她只身逃到菲律賓。陰差陽錯，太平洋戰爭再起，她漂流回滬，重整錦江，把戰火中的飯店變成“難民食堂”，賣盒飯也要讓伙計們保住飯碗。

抗戰勝利，新中國誕生。董竹君幾乎沒猶豫便把錦江上交國家。有人私下勸她：“白手起家不容易，就這樣放手？”她回一句：“舍得舍不得，也就這幾年，國家好才是真的好。”國瑛同樣投身新中國電影事業，后來參與八一電影制片廠籌建，被稱為廠里的“拓荒者”。所以，當周恩來說出“你們一家兩代人，都是國家功臣”時，這既是肯定，也是概括。

西花廳那頓家常飯吃了三個多小時。周總理不厭其煩地追問錦江飯店的菜價、原料供應，還關心老員工的社保問題。臨別前，他親自把母女倆送上轎車，說道：“把飯店辦好，就是為國家出力。”車門關上的一瞬，國瑛望著母親，輕聲說：“媽，這就是值得的。”董竹君點點頭，沒有多說，只抬手整了整女兒的衣領。

此后，錦江飯店在外事活動中的角色越來越重。從印度總理尼赫魯到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再到首次來華的張愛玲，幾乎都在這里留下足跡。“錦江”不再只是一家川菜館，而是新中國走向國際舞臺的一枚名片。董竹君并沒有停下，1953年，她配合政府完成飯店第一期擴建；1957年，錦江新樓封頂，一口氣增加了近三百個房間。每次剪彩她都站在側面，笑著看年輕服務員接過鑰匙。

晚年的董竹君把更多時間交給文字，回憶錄《我的一個世紀》就寫在她70多歲之后。她用帶著滬上口音的普通話對學生說：“人哪，走得再遠，也別忘記當年起步的那條臭河浜。”1997年冬天，她在睡夢中安靜離世，上海下著細雨。噩耗傳來時，遠在北京工作的國瑛只說了一句：“媽媽走得坦然。”取下的遺像，是那張開業典禮上微微含笑的照片，背景正是錦江的石庫門拱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