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文煒：“僅限現金”是一種溫情

中文導報 筆會專欄

晴海觀：黃文煒

在中國，人們出門似乎已經不帶現金了，手機能夠解決所有支付問題。而日本依然存在大量的“僅限現金”店，許多老字號飲食店、小商店依然貼著“僅限現金”的告示。這與中國幾乎“無現金化”的社會形成了鮮明對比。支付手段的差異涉及到社會信用、經濟成本以及基礎設施背景的差異。

中國電子支付的爆發式增長，部分原因在于過往曾受偽鈔問題困擾，且銀行體系對大眾的服務覆蓋不夠便捷。而日本的情況恰恰相反，鈔票防偽技術極高，日本紙幣被公認為世界上最難偽造的貨幣之一，民眾對現金有著極高的信任感。

日本的ATM極其普及，便利店遍布全國，且大多設有24小時ATM，隨時隨地都能取到現金。這種“獲取現金的極度便利”反而削弱了人們轉向電子支付的迫切性。在日本攜帶大量現金出門的風險極低，丟失錢包被找回的概率很高，這使得現金支付在心理上并不讓人感到不安。

店鋪選擇“僅限現金”有個重要的理由，接入電子支付系統是一筆不小的負擔：商家通常需要向支付平臺支付成交額3%至5%的手數費。對于利潤微薄的小店來說，這直接削弱了經營利潤。現金交易意味著即刻的現金回流。而電子支付往往需要數周甚至一個月才能到賬。

再者，日本擁有龐大的高齡人口，許多老年人習慣于通過現金管理支出，對復雜的智能手機操作存在排斥心理。我家近鄰有位80多歲的老太太，每到發年金的日子，她就去銀行取錢，至今所有開支都是現金支付，信用卡一張也沒有。相比于將所有消費行為數字化，部分日本人更傾向于不留下數字足跡的現金交易，以保護個人隱私。

我個人來說，現金、信用卡、手機支付并用。我很喜歡日本的紙鈔，每一張都是干凈整潔，數錢的感覺很好。家附近有一家80多歲母親和40多歲的女兒經營的“僅限現金”小料理咖啡店，提供自家制作的飲料、蛋糕和家常菜。我基本上一周光顧一次。與一般寡言自律的日本人不同，母女倆喜歡聊天，喜歡笑，與客人打成一片。她們總是說：小本經營，客人不多，若是電子支付，被收取手續費，恐怕就要虧本了。

有意思的是，這家店竟然吸引了不少外國人，我去店里就遇到過來自奧地利的留學生、在日本工作的白俄羅斯小伙子，他們覺得這家“僅限現金”的小店頗有日本傳統韻味，于是成了常客。還有來日旅游的外國人可能是在網絡上看到店的介紹慕名而來。店內只有十來平方，數張桌子，裝飾得干干凈凈，溫馨大方。我每次去總是買一盒900日元的家常菜，拿出一千日元，找回100日元。有時候付了900日元的硬幣，店主就高興地說：“太好啦，給我們零錢幫了大忙了。”錢，是個橋梁，因為現金交易，對話的內容自然而然延續下去。母女倆有時跟我談日本的政治家、談中日關系，談她們喜歡的中國古裝劇……去那兒不僅是買食物，更像去親戚家串門聊聊日常所感。

“僅限現金”的小店，飄逸著人間溫情。有時候傍晚看到幾個男人走進店里，每人要一小瓶啤酒，一小塊蛋糕，把酒言歡、觥籌交錯之后，每人都掏出現金，放在桌上數著，然后滿足地笑著離開，所謂昭和時代的風景應是如此吧。

東京巢鴨商店街是著名的老人街，那兒有許多“僅限現金”的商店，比如蕎麥店、鞋店等。以紅色內褲為主打商品的知名商店丸治也是“僅限現金”。丸治發行《溫馨新聞》的小報，有次我在小報上看到丸治社長的文章，主旨是“推薦現金主義”，他說，世上太便利了，人們會失去許多嘗試新體驗的機會。從錢包里緩慢掏出錢給店員的老人，通過數錢保持腦的活性化。

現金的效率固然低下，它需要清點、找零、等待，甚至伴隨著沉甸甸的硬幣碰撞聲。但在日本的社交語境下，這種“慢”恰恰提供了交流的契機。當你雙手遞過紙鈔，店員微微鞠躬并認真點清數目，最后將找零雙手呈上，這一過程是一場完整的“一期一會”。

在移動支付席卷全球的今天，日本街頭隨處可見的“僅限現金”告示，或許被視為一種“落后”的象征。從效率與數據的角度看，掃碼支付無疑更符合現代社會的節奏。然而，當我們剝開技術決定論的外殼，會發現日本這種根深蒂固的現金文化中，包裹著一種數字信號無法傳遞的溫度。

日本文化向來注重儀式感。在紅包、祭奠或日常謝禮中，精心挑選的信封配上平整的新鈔，承載的是數字化轉賬難以企及的誠意。此外，這種對實物的依賴也源于一種深層的防御心理——在自然災害頻發的島國，電力與網絡的脆弱讓人們更信任手中握得住的實物。

日本政府推進“無現金化”的長遠目標為達到80%，現在約40%。許多超市已經實現顧客自個兒掃碼、支付。但電子支付是一種難言的寂寞。誠然，從技術層面看，日本在金融科技上顯得步履蹣跚，但這種“落后”更像是一種主動的選擇或守望。它提醒著我們：在追求極致效率的時代，保留一點“不便”，其實是為人類的情感交流留出了一片自如呼吸的空間。親手遞出去的紙幣，折射出的不僅是貨幣的價值，更是人性的溫情。在數字化浪潮中，日本社會對現金的堅持并非單純的“技術遲緩”，而是一種對人文鏈接的守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