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紅軍在遵義城，僅僅抄了一個黔軍師長家，紅軍就差不多吃飽

1935年冬日，長征途中最艱難的時刻，紅軍一行人進入了貴州的遵義城，彼時，他們早已饑腸轆轆、衣衫襤褸。

進城之后，地方軍閥早已逃竄，而紅軍僅僅是抄了一個黔軍師長的家，就讓戰士們差不多吃飽了。

這個黔軍師長是誰？紅軍在遵義還經歷了怎樣的轉折？

巧取遵義

1935年初的云貴高原，紅軍正從千里征戰中緩緩行來，身后是敵軍重重圍堵，前方卻又是一片迷霧未開的險境。

彼時的紅軍，人數銳減、糧草匱乏、前路未卜，任何一場戰斗的失敗都可能成為壓垮整個長征的最后稻草。

敵強我弱的態勢逼得紅軍不得不轉變戰略思路，而遵義，便成了那顆賭注十足的關鍵棋子。

彼時的遵義城，是黔北數一數二的大城，城墻高聳，士兵林立，不僅是地理上的交通要道，更是黔軍的重要駐點。

誰都知道這里不好打，城門堅固，軍閥柏輝章的部隊在此駐防，兵力雖非最強，卻也不是紙糊的門面。

可也正因為這樣，一旦攻下，便能在敵軍的腹地插下一把匕首。

更重要的是，紅軍急需補給、急需喘息，更急需一個能夠召開中央會議的穩定據點，而遵義，無疑是唯一合適的選擇。

劉伯承統籌全局后，將這場突襲交給了紅一軍團第2師第6團，而這第6團的營長，正是身經百戰的曾保堂。

1935年1月6日夜，曾保堂親自挑選了幾十名俘虜，這些人都是前幾場戰斗中俘獲的，經過改造教育，對紅軍的理念已經初步認同。

曾保堂命令他們穿上繳獲來的黔軍軍服，頭戴軍帽，肩披大氅，每一個人都仿佛舊日黔軍的模樣。

再由紅軍戰士喬裝成隨從士兵，分散混入其后，隊伍整齊列隊，燈火通明，從南門方向徐徐逼近城樓。

城樓上的守軍并未起疑，看到熟悉的衣冠，連忙打開了厚重的城門。

還未等他們反應過來，一陣低聲口哨響起，原本“俘虜隊伍”中的紅軍戰士倏地抽出武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制服了守兵。

緊隨其后的紅軍主力一涌而入，一場血戰就此避免，遵義城在無聲中落入紅軍掌控之中。

紅軍入城之后，立刻在各個街道貼出布告，告知百姓紅軍是“為窮人打天下的隊伍”，嚴禁士兵擾民，凡屬百姓之家，一針一線不得私取。

更有軍中糾察隊來回巡邏，專門監督戰士的行為，這份自律，讓一向被地方軍閥魚肉的遵義百姓頓時心生敬意。

接下來的幾日，紅軍的宣傳隊、文藝隊走上街頭，用快板書、順口溜、民謠等形式宣講紅軍主張，鼓勵群眾組織起蘇維埃政權。

不少原本持觀望態度的鄉紳與店主，也紛紛投來信任的目光，甚至還有人主動捐出布匹和糧食，支持紅軍作戰。

就是在這樣一場沒有硝煙的“突襲”中，紅軍不僅得到了一個安穩落腳點，更第一次感受到人民群眾真誠的擁護。

而這，也成為后來遵義會議成功召開與紅軍戰略轉折的基礎。

關鍵小樓

遵義城雖不算大，但在黔北一帶卻早已是“富庶代名詞”，而這富庶之下的核心人物之一，便是鼎鼎有名的黔軍師長柏輝章。

他出身地方豪族，其父柏杰生是遠近聞名的“醬菜大王”，靠著一手釀醋、腌菜的本事在老遵義打下了扎實的家業。

亂世之中，單靠手藝吃飯難免步履維艱，老柏頭眼光毒辣，早早將家中長子送去貴州講武學堂，以期走軍政路線，為柏家博一份“長遠打算”。

事實證明，他賭對了，柏輝章不僅順利畢業，還混入王家烈的麾下，從連長、營長一路升至師長，權柄在握、財源滾滾。

靠著軍政雙軌加持，柏家短短數年間家產翻番，紙廠、米行、布莊齊開，產業橫跨遵義數街，幾可與縣衙并肩。

如此家世，柏輝章自然也不肯寒酸度日，他在琵琶橋附近大手一揮，用足足三萬大洋修建了一幢“洋式別墅”。

紅瓦斜頂，雕梁畫棟，前院假山流水，后院樓閣通幽，為了這座宅邸完工，柏家大擺三日酒宴，邀來文人雅士作畫題詩，好不風光。

只是，他萬萬想不到，這精雕細琢的宅邸，終究未能為他本人所享，卻成了改變中國革命命運的歷史見證。

1935年初，紅軍席卷而來，婁山關一戰，柏輝章的部隊敗退如潮，黔軍士氣渙散，他本人也奉命撤往貴陽避戰。

一走了之，卻也將這座金碧輝煌的宅邸空留在遵義城中。

紅軍進駐遵義不久，周恩來便向曾美下達了一個看似平常卻極關鍵的任務：尋找適合作為紅軍總部與會議室的大宅。

曾美接到任務后，帶槍帶人一一走訪遵義城中幾處顯赫宅邸，最后，視線終于停留在琵琶橋的那幢小樓。

一番打探得知，宅中只剩一位年邁看門人，曾美亮出身份后，對方顫巍巍地將他們引入宅內。

踏進院門那一刻，屋內廳堂寬敞，南北通透，樓上那間主臥更是空間高挑，陽光斜灑入內，能容二十余人圍桌而坐。

廚房設有多口大灶，便于伙房運作；側房還能臨時改作作戰室和警衛休息區，一切布局，簡直像是為會議量身打造。

回營后，曾美第一時間向周恩來匯報此地情況，周恩來聽完后點頭稱許，當即決定將該宅改為紅軍總司令部，并指定其為即將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場地。

隨即，作戰科、司令部文書人員連夜搬入，打掃清理、調配器材，廢寢忘食地布置會議環境。

幾日之后，一切準備就緒，會議正式召開，這就是著名的遵義會議。

而柏輝章這幢本是軍閥享樂所建的小樓，注定將被寫進中國革命的編年史中，成為紅色的象征。

清查財產

隨著會議落下帷幕，城市秩序也已經恢復平穩，市場重新開放，而在琵琶橋那幢洋樓里，另一場“無聲的戰斗”正悄然展開。

紅軍的沒收委員會奉命清查黔軍與軍閥的財產，以備軍需與民用。

周恩來親自過問此事，叮囑一句：“取其公產，歸于公用，分與民眾；秋毫無犯，是為立信之本。”

執行任務的，是紅軍中最精干的一批干部和警衛員，他們背著麻袋，手持登記冊，走進了這幢豪宅。

一個戰士推開臥室門，驚得愣在原地：床腳竟碼著整整兩排銀元箱，每一只箱子都裝得滿滿當當。

有人忍不住倒吸一口涼氣，他們許多人從未見過這么多的錢。

沒收委員會的干部立刻命人清點登記，兩百多枚銀元被整齊地收起封存，貼上“公產”標記。

隨即，他們在側屋又發現了數十壇封口完好的腌火腿，堆放的整齊如墻，每一壇都散發著濃郁的咸香。

廚房的墻角，數袋鴉片煙土被掘出，足有十多斤，顯然是軍閥走私所得，紅軍戰士相視一眼，沒有多言，直接銷毀。

沒收委員會分工明細，糧食、布匹、食鹽被分別送往軍需處與周恩來提議設立的蘇維埃銀行。

銀元統一登記入賬，部分用于兌換貨幣、補發軍餉，火腿則分發給前線傷員和守衛的士兵。連同柏家的鹽行、米行、布莊等資產，也被清理入冊。

這一場清查下來，紅軍獲得了充足的補給，而遵義城的百姓，也第一次親眼看到一支軍隊“查抄而不貪污”。

遵義，這座藏于黔北群山之中的小城，原本只是長征途中一個普通的地名，卻因為那短短十二天，成為中國革命史上的關鍵坐標。

紅軍不僅在這里完成了命運的轉折，更用實際行動詮釋了何為“紀律之軍、人民之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