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 從粘合劑到腐蝕劑，宗教如何撕裂巴基斯坦四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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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牛馬白日狂想

編輯|龍風穆

審核 |單敏敏 陳玨可

圖源：網絡

阿里真納用南亞次大陸的穆斯林身份，把不同民族、不同語言的人群揉成了一個全新的國家——巴基斯坦。

但真納的過早逝去給這個新生國家留下巨大的權力真空。起初用來建國的政治粘合劑，逐漸變了味兒。

齊亞哈克為了穩固統治，把宗教轉化為一種“強力膠水”，試圖把各個板塊硬生生粘在一起，結果膠水有毒，腐蝕了國家肌理。

自齊亞開始，巴基斯坦四個省的信奉守則發生了不同變化。

今天，當媒體報道巴基斯坦的襲擊事件時，是一幅混亂而慘烈的景象：有些省份深陷宗教極端主義的泥潭；有些則燃起激烈的民族分離主義……這些都可以追溯到那個試圖用一種教條去強行統一所有人的時代。

一、開普省：毛拉打敗馬利克

在深山中生活了幾千年的普什圖人，遵守的并非極端宗教教條，而是古老的部落法典——。

這是一個高度世俗化、基于血緣的控制體系。

部落長老（Malik）話語權最大，是和外部政府對接的人。神職人員毛拉（Mullah）僅僅是主持婚喪嫁娶的服務人員，沒有政治權力。

從英國殖民時期到獨立后的阿里布托時代，普什圖人的政治主流甚至是左翼和世俗的，他們強調語言和文化，一度追求建立獨立的“普什圖尼斯坦”。

轉折點發生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齊亞選擇反蘇。

齊亞發現，傳統的部落長老大多有民族主義傾向，甚至親蘇、親阿富汗政府。

為了打贏戰爭并消除分離主義威脅，齊亞用美國和沙特的資金在西北邊境建立了數萬所宗教學校（Madressahs）。

西北省緊鄰阿富汗，當時有幾百萬阿富汗難民涌入，難民兒童沒書讀、沒飯吃，免費的宗教學校成了最有效的動員基地。

齊亞政府選擇繞過長老，金錢和武器直接發給伊斯蘭政黨（JUI-F/JI）和圣戰組織。

這是毛拉打敗部落長老的歷史性時刻。由于普什圖人信奉“人人平等”，只要毛拉有錢、有槍，普通人就愿意跟隨他。

深山變成了國際圣戰的加工廠。部落區（FATA）涌入了阿拉伯、烏茲別克等全球激進分子，他們帶來的極端宗教，取代了普什圖人傳統的、溫和的蘇菲主義。

當塔利班作為這種政策的終極產物崛起時，他們殺害了數百名支持世俗民族主義的部落長老，物理消滅了普什圖部落的舊秩序。

普什圖青年不再為“普什圖尼斯坦”而戰，而是為“神權”而戰。

普什圖地區的宗教激進色彩并非天然，而是冷戰地緣政治和國家政策“催熟”的結果。

近年來興起的普什圖保護運動（PTM），正是世俗民族主義的反彈。他們試圖奪回對普什圖文化的解釋權。

二、俾路支：民族＞宗教

俾路支部落信奉的是榮譽法典“俾路支瑪亞爾”（Balochmayar）。在部落傳統中，保護客人、信守承諾、復仇比去清真寺禱告更重要。

。直到巴基斯坦獨立，俾路支依然是世俗的部落社會，宗教勢力在這里幾乎沒有政治話語權。

早期俾路支叛亂（1948、1958、1973-1977等）受的也是世俗民族主義和左翼思想影響。游擊隊員們隨身攜帶的是紅寶書，談論的是“反帝反殖民”和“民族自決”。

俾路支社會等級森嚴，薩達爾（Sardar）不僅是政治領袖，更是部落的“父親”和最高法官。

毛拉被視為“工匠階層”（Kasbi），地位與鐵匠、理發師一樣，是服務于部落的下人。

即使齊亞給俾路支毛拉發錢和槍，部落民也不會聽他的，金錢瓦解不了深層的血緣等級。

薩達爾們雖然貪財，但他們清楚地知道：一旦宗教學校做大，毛拉有了話語權，就會挑戰自己的權威。因此，他們在領地上抵制國家建立強大的宗教網絡。

齊亞還曾試圖利用教派分歧，迫害俾路支內部的茲克里派（Zikri）穆斯林。

結果適得其反。在“民族高于宗教”的共識下，薩達爾和民族主義者更緊密地團結在茲克里派周圍，保護他們免受宗教霸權欺凌。國家的宗教滲透不僅沒能分化俾路支人，反而強化了他們的世俗團結。

齊亞政策生效的地方，是俾路支省北部的普什圖人聚居帶（Quetta,Pishin,Zhob）。這里的人口與開普省同源，社會結構更平等。

齊亞在這里建立了大量宗教學校，導致這些區域迅速塔利班化，成為宗教政黨的票倉，與南部的世俗俾路支人形成了鮮明割裂。

三、信德：抵抗成功

齊亞的極端化在信德省遭遇了最頑強的精神抵抗。

在信德，無論是穆斯林還是印度教徒，共同崇拜蘇菲圣人，而那些心胸狹隘的律法主義者往往是被嘲笑的對象。

當齊亞試圖用“毛拉”來取締“圣人”時，信德人將其視為對核心身份的攻擊。

這種抵抗體現在服飾上。

為了對抗齊亞強制推廣的深色Sherwani（被視為旁遮普/烏爾都精英的象征），信德知識分子發起了“阿吉拉克運動”，大規模佩戴傳統的Ajrak（印花披肩）和信德帽。

信德最偉大的詩人Shah Abdul Latif Bhitai的詩集中，歌頌的主角不是國王，而是“七位女王”。這些女性象征著反抗暴政和追求真理。

這種獨特的文化底蘊，讓信德人比其他省份更容易接受像貝布托這樣的女性領導人，而這恰恰是對齊亞壓迫女性意識形態的直接打臉。

信德的大地主通常也是“圣墓的守護者”（SajjadaNashins），他們的合法性源于圣人血統。而齊亞扶持的伊斯蘭政黨試圖在農村建立清真寺網絡，這直接挑戰了地主對農民的精神控制權。

因此，即便是保守的信德地主，也必須站在齊亞的對立面。

這種矛盾在1983年“恢復民主運動”（MRD）中徹底爆發，信德農村上演了近乎游擊戰的起義，迫使齊亞動用軍隊進行血腥鎮壓。

雖然PPP繼承了世俗和保護少數族裔的傳統，如通過反強制改宗法，但面對日益暴力的宗教極端勢力，他們從當年的“硬剛”變成了“退縮”。

轉折點是2011年，PPP的旁遮普省長薩爾曼塔西爾（Salman Taseer）因呼吁修改褻瀆法，被自己的保鏢當街射殺27槍。這一事件嚇壞了PPP高層。

如今，盡管比拉瓦爾口頭上依然批評極端主義，但在關鍵時刻，比如宗教組織暴亂時，PPP往往選擇沉默或妥協。

四、旁遮普：被反噬

在邊緣省份眼中，齊亞的政策往往被視為“旁遮普精英的工程”，是中央用來壓制地方民族主義的工具。

對于旁遮普人來說，。

然而，歷史極其諷刺。這個統治核心卻遭到了自己親手制造的宗教武器的殘酷反噬。

齊亞哈克時期，為了打阿富汗戰爭，需要大量的步兵。由于不完全信任普什圖人，齊亞將目光投向了南旁遮普的窮苦農民子弟。

政府在這里建立了密集的宗教學校，給年輕人洗腦，發槍，送去阿富汗和克什米爾。

仗打完了，這批人拿著槍回到了老家。他們沒有謀生技能，只會殺人。于是，這股暴力能量轉向內部，攻擊異教徒，甚至攻擊國家。這些人后來與阿富汗塔利班合流，形成了旁遮普塔利班。

富裕的中、北旁遮普（拉合爾周邊）則孕育了狂熱的宗教政治暴徒。

這里是巴雷爾維派（Barelvi）的大本營。這本是南亞傳統的蘇菲伊斯蘭，強調愛與和平，曾經確實是溫和的。

但在80年代，齊亞扶持的迪奧班德派太兇殘了，搶奪了大量巴雷爾維派的清真寺。

為了生存，巴雷爾維派得出了一個危險的結論：如果不暴力，就會被消滅。1990年，Sunni Tehreek（ST）成立，標志著巴雷爾維派拿起槍桿子奪回地盤。

到了2010年代，這種暴力進化成了政治勒索。TLP（Tehreek-e-Labbaik Pakistan）發現了一個比槍更好用的武器，“褻瀆先知法”。他們以“保衛先知榮譽”為名，動輒癱瘓首都，甚至當街私刑殺人。

齊亞時期的有毒膠水，造成了如今巴基斯坦的裂痕，有些省份宗教極端化嚴重，而有些省份則是分離情緒濃重。

本文轉載自“打工牛馬的狂想”微信公眾號2026年1月7日文章，原標題為《 巴基斯坦的信仰與裂痕 》

本期編輯：龍風穆

本期審核：單敏敏 陳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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