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主義槍口與民族覺醒：1925–1957年中國歷史的激蕩與滄桑

這些老照片，像一串串冰冷的鏈條，串起從五卅覺醒到國民黨敗退、從青年抗議到個人幽禁的百年沉浮。

這張珍貴的老照片，拍攝于1925年6月3日的圣約翰大學校園內，正是五卅慘案爆發后僅4天，中國知識分子與青年學生以最直接、最莊嚴的方式表達哀悼與抗議的瞬間。

圣約翰大學草坪，師生們聚集在旗桿周圍，將中國五色旗降至半旗，為慘案中犧牲的同胞——包括工人領袖顧正紅和5月30日南京路慘案中被英國巡捕槍殺的13名同胞默哀。

這不是單純的悼念，而是直接挑戰了美籍校長卜舫濟的“教育與政治分離”政策。卜舫濟反對學生參與政治活動，更不允許在校園內降半旗哀悼“政治事件”中的死難者。他親自下令將國旗重新升起，引發學生強烈反彈。

6月3日當天，學生堅持降半旗，校方強行干預，沖突升級。學生們在南草坪集會抗議，校方甚至破壞會場，導致學生受傷。全校約3/4師生憤然宣布脫離圣約翰大學。他們宣誓：“絕不再回圣約翰！”這在當時中國高等教育史上堪稱孤例。

僅僅3個月后（1925年9月），這些離校師生在社會各界捐助下，迅速創辦了光華大學。光華大學后來在1951年與大夏大學合并，組建為今天的華東師范大學。

圣約翰大學本是美國圣公會創辦的著名教會大學，有“東方哈佛”之稱，學生多為富家子弟或精英。但在民族危亡關頭，這些“象牙塔”里的青年選擇了站出來，用行動回應帝國主義的屠殺。這次降半旗事件，不僅是五卅運動中知識界最激進的回應之一，更直接催生了一所中國人自主創辦的大學，象征著“教育救國”與“收回教育權”的覺醒。

1928年，趙一曼與兒子的珍貴合影，趙一曼身著素雅的短袖中式便裝，坐在藤編座椅上，溫柔懷抱著年幼的兒子；孩子依偎在母親懷中。

1928年正是趙一曼革命生涯的間隙階段，她在投身革命工作的同時，短暫擁有了陪伴兒子的時光——這張合影是她與兒子為數不多的同框影像之一，此后她為了革命事業與孩子分離，這張照片也成了這份珍貴親情的留存紀念。

1925年，五卅運動，上海總工會領導下的工人游行隊伍，它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由工人階級作為主力軍的反帝愛國運動高潮時刻。

照片中前方巨大的橫幅寫著上?？偣赃呥€有「中華全國總工會」等字樣，以及各種工會旗幟和標語。隊伍中人們可以看出這是由工人、市民、知識分子等多階層參與的游行。

民國時期，漢口江邊的江漢關大樓，左側帶高聳鐘樓的建筑是江漢關核心，西式柱式立面規整大氣，鐘樓的時鐘清晰可見；樓前河岸停著木船、駁船，簡易木質棧橋連起水面與岸邊，行人、樹木點綴其間，周圍幾棟同期西式建筑錯落排布。

江漢關大樓1924年建成啟用，由英國建筑師設計，融合希臘古典式與文藝復興風格，是近代漢口作為通商口岸的標志性建筑——它既是當時漢口海關的辦公場所，其鐘樓鐘聲也成了老漢口的“城市時間信號”。

1924年2月16日，上海歐戰紀念碑揭幕儀式，黃浦江邊的廣場上，高聳的紀念碑矗立中央，頂部和平女神銅像暫覆幕布，近萬人群擠滿場地——前排是整齊列隊的萬國商團軍樂隊、制服儀仗隊，周圍是西裝禮帽的僑民、中外官員，各國旗幟豎立兩側，江面上的船只與軍艦也參與了這場儀式，軍樂、人群歡呼與江上汽笛聲交織，透著當時上海租界的特殊公共氛圍。

這座歐戰紀念碑，是上海公共租界與法租界為紀念一戰中赴歐參戰陣亡的上海僑民而建，選址在兩租界交界的愛多亞路外灘，由英商馬海洋行設計，碑身貼花崗巖，正面刻陣亡僑民姓名，背面題“功炳歐西，名留華夏”，頂部的和平女神銅像，以“撫慰戰爭遺孤與母親”的造型傳遞和平祈愿。

1946年12月30日，北平王府井街裹著寒冬里的激憤，清華大學的游行隊伍舉著醒目的橫幅，“國立清華大學”的中英文字樣清晰可辨，另一幅橫幅上“抗議美軍暴行”的字跡，裹著青年們的憤慨，在冬風里被高高擎起。

1946年12月24日圣誕夜，北京大學先修班女學生沈崇在東單附近看電影返家途中，被駐華美國海軍陸戰隊士兵威廉·皮爾遜和普利查德強奸（一說僅皮爾遜實施暴行，另一人協助）。此事迅速曝光，引發北平學生強烈憤慨。

12月30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等高校數千學生（一說5000余人，一說上萬人）舉行大規?？棺h游行，抗議“美軍暴行”，要求嚴懲罪犯、公開道歉并撤出駐華美軍。清華大學和燕京大學學生從西郊長途跋涉，沖破軍警崗卡，趕到北大沙灘紅樓集合，與北大隊伍會合后沿王府井等地游行。

此游行是抗議美軍暴行運動的開端，隨后迅速蔓延至天津、上海、南京等全國數十城市，參與學生達50萬人以上，成為戰后中國學生運動的重要一環。它加劇了民眾對駐華美軍及國民黨政府的不滿，推動了反美情緒高漲，并間接影響了中美關系及國內政治格局。

1948年，東北，國民黨軍方高層與美國軍事顧問在戰火紛飛之際，依然沉浸在社交娛樂中的一幕。這種情景，在距離遼沈戰役全面失利、國民黨在大陸即將崩盤不到一年的背景下，更顯諷刺。

照片焦點是戴眼鏡的美國男子，他是美國陸軍少將戴維·G·巴爾，時任美國駐華聯合軍事顧問團主任。巴爾手持酒杯，笑容滿面。他于1947-1949年間負責向國民黨提供軍事援助和顧問服務，但最終在報告中直言國民黨“領導層是世界上最差的”，無法挽救敗局。

巴爾左側是一位國民黨軍官，身份待考，可能為東北行轅或國民黨東北剿總的高級將領，右側是幾位年輕女性，疑似陪酒人員，以及其他國民黨軍官和隨從。大家圍坐在鋪白桌布的桌旁，桌上擺滿咖啡杯、威士忌酒瓶（可見“WHISKY”標簽，可能為Johnnie Walker）、香煙和小吃，氛圍輕松愉快。

1957年，五十六歲的張學良坐在臺北北投的幽居中，厚重的棉袍掩去了當年“少帥”的戎裝銳氣，雙手交疊的姿態透著沉斂，目光卻落向身旁的收音機，像要透過電波鉆破這方封閉的天地。

對此時的他而言，這臺收音機是“唯一的墻外通道”：天線高高豎起，接收著島內外的新聞與廣播——據史料記載，他常通過收音機關注大陸的局勢、國際時事，甚至家鄉東北的民間消息。而這臺設備的存在，也是國民黨當局對他“有限寬松”的體現，雖被幽禁，但允許保留收音設備，部分時段會被限制接收特定頻段。

曾經在東北軍帳指揮數十萬兵馬、在西安城頭以兵諫撬動歷史的人，此時的生活已被簡化為讀明史、種蘭花、養信鴿，與收音機里的電波聲作伴。1957年的他，距“西安事變”已過去21年，距被押解至臺灣也已10年，當年的輕狂徹底被歲月磨成了滄桑，眼神里少了少年得志的鋒芒，多了對命運的淡然，卻也藏著對墻外世界的隱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