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吳昌碩后大寫意的巔峰，卻被困在臺灣42年，70歲才成名

1948年冬天的那個下午，福建風有點硬。

詔安縣的一個窮得叮當響的教書先生，正蹲在自家門口算賬。

他叫沈耀初，這一年41歲。

算盤珠子撥弄了半天，眉頭越鎖越緊，家里的農場缺幾把鋤頭，可本地的鐵器貴得離譜。

聽剛從碼頭回來的人說，海峽對面的臺灣，農具便宜，一來一回還能賺個差價。

為了省下那幾個銅板，或者說是為了給家里省出一口飯錢，他做了一個看起來無比精明、實則蠢到家的決定：親自去臺灣“代購”。

誰能想到呢？

這原本只是一趟三五天的短差，頂多算個跨省倒爺的生意，結果硬生生變成了一場42年的無期徒刑。

當他再回來的時候，那幾把鋤頭早就不知道爛在哪塊地里了，他自己也從壯年變成了肺癌晚期的老頭。

命運這東西，最喜歡在人以為自己抄了近道的時候，把他踹進萬丈深淵。

要說沈耀初這個人，如果不提后來的事，他就是那個年代典型的“倒霉蛋”。

沈耀初年輕時候心氣也高，想著當個大畫家。

可現實直接給了他一耳光。

上世紀30年代，想學畫畫？

行啊，拿錢來。

上海同濟大學一年學費200銀圓，上海新華藝專更狠，要300銀圓。

這是個什么概念？

那時候普通工人一個月也就掙個十幾塊錢。

窮人的夢想，在肚子餓的時候，連個屁都不如。

沒辦法，沈耀初只能認慫，轉頭去讀了不收學費還管飯的師范學校，畢業后老老實實當了個小學老師。

如果不是因為那幾把該死的鋤頭，他這輩子也就是在福建鄉下教教書，沒事畫兩筆，了此殘生。

1948年底，他揣著借來的錢，那是全家人的希望，登上了去臺灣的船。

船剛靠岸沒多久，1949年的大門關上了。

海峽變成了天塹，回家的路斷了。

剛到臺灣那會兒，沈耀初的日子過得連流浪狗都不如。

他以為自己是來買東西的，沒帶學歷證明，也沒帶什么介紹信。

在那個兵荒馬亂、人人自危的年代，沒有證件就意味著你是個黑戶。

別說教書了，連個洗盤子的活兒都難找。

為了活下去，他只能去扛大包、打零工，在各個學校之間像個皮球一樣被踢來踢去，干著代課老師的活，拿著最微薄的薪水。

這一熬就是十年。

直到入臺十年后，當局才慢吞吞地核準了他的教員資格。

這十年里，他看著身邊的人起起落落。

同是大畫家的張大千，住在摩耶精舍，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過的是神仙日子；而沈耀初呢，過的是苦行僧的日子。

他好像是在故意懲罰自己，懲罰自己當年的那個決定。

1965年，不到60歲的沈耀初，身體垮了，辦了病退。

這時候正常人都會想著找個舒服點的地方養老，可他偏不。

他帶著幾箱破書和筆墨，一頭扎進了南投縣霧峰鄉的深山溝里。

他在那里租了一間破草屋，那是真的破。

后來的畫商傅占陸回憶說，第一次去找沈耀初，正好趕上下雨。

那一幕讓他這輩子都忘不了：屋外下著瓢潑大雨，屋里下著淅淅瀝瀝的小雨。

沈耀初就坐在這漏雨的破屋子里，渾身濕漉漉的，卻像個護崽的老母雞一樣，死死護著中間那張畫桌。

那是他全家當最值錢的東西，也是他靈魂最后的避難所。

在那段日子里，沈耀初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要畫畫就不要怕餓肚子。”

這可不是什么勵志大師的雞湯，這是他把牙打碎了往肚子里咽的血淚經驗。

在臺灣流落的40年，他畫得最多的題材只有兩樣：大雁和雞。

別人畫大雁，那是“長風萬里送秋雁”，透著股豪邁；沈耀初畫大雁，那雁永遠是孤零零的，伸著脖子往北飛。

那哪是畫啊，那是他在喊救命，求大雁帶他回家。

別人畫雞，是田園風光，歲月靜好；他畫的雞，永遠縮著脖子，羽毛凌亂。

特別是那幅《破巢雛雞》，畫的是除夕夜，一只沒有娘的小雞，在破籮筐里瑟瑟發抖。

懂行的人看一眼眼淚就下來了，這畫的哪里是雞，分明是海峽那頭，被他“拋棄”的妻兒。

這種把黃連揉碎了融進墨汁里的畫法，注定是孤獨的。

在那個大家都忙著歌功頌德或者附庸風雅的年代，誰愿意花錢買一掛墻的苦難呢？

如果不是70年代初，命運那個瞎了眼的導演突然良心發現，沈耀初估計真就爛在那個草屋里了。

畫商傅占陸在高雄的一家畫廊里，偶然看到了一幅《群雞圖》，當時就走不動道了。

那種從骨子里透出來的蒼涼和勁道，直接擊穿了他。

緊接著，著名評論家姚夢谷也看到了，驚為天人，四處奔走，幫這個快70歲的糟老頭子辦了人生第一次個展。

事情就是這么荒誕。

當沈耀初已經對生活絕望，只把畫畫當成一種發泄和自虐的時候，名利像潮水一樣涌了進來。

他的畫展轟動了整個臺灣畫壇，由于風格獨特，被公推為“臺灣十大前輩畫家”之一，甚至有人把他捧到了“繼吳昌碩之后大寫意畫的一盞明燈”的高度。

錢有了，名有了，大家都喊他大師。

可沈耀初呢？

他更痛苦了。

在好心人葉榮嘉的安排下，時隔34年，沈耀初終于在第三地——香港，見到了他的兒子沈秋農。

這一年，沈耀初已經老得不成樣子，而那個記憶中只有13歲的少年，如今站在他面前，竟然也是個頭發花白、滿臉皺紋的小老頭了。

父子相見的那一刻，沒有抱頭痛哭的煽情大戲，只有死一樣的沉默。

沈耀初盯著眼前這個和自己一樣蒼老的兒子，心里的防線徹底崩塌了。

可看到兒子那雙粗糙的手，看到兒子因為常年勞作而佝僂的背，他突然覺得自己真不是個東西。

他的清高，是建立在家人受苦的基礎上的；他的藝術成就，是拿妻兒幾十年的孤苦無依換來的。

所謂的“安貧樂道”，對于一個不負責任的父親來說，就是一種最無恥的逃避。

從那以后，那個視金錢如糞土的“隱士”不見了。

沈耀初開始發了瘋一樣地畫畫，發了瘋一樣地賣畫。

以前他送畫看緣分，現在他賣畫看價格。

他不為了別的，就要在死神那個死神鐮刀落下來之前，多攢點錢，多換點黃金。

他要把這輩子欠下的債，用錢補回去。

1990年，兩岸開放探親的風終于吹到了。

沈耀初拖著已經透支的身體，帶著畢生的積蓄和幾大箱畫作，踏上了回鄉的路。

他在詔安老家蓋了一座美術館，那是他給故鄉最后的交代。

可是，老天爺給他的時間太少了。

回家僅僅幾個月，長期積勞成疾加上心情激蕩，肺癌晚期發作。

那個秋天，這位在臺灣畫壇叱咤風云的大師，倒在了故鄉的床上。

臨走的時候，他拉著家人的手，沒有交代什么藝術傳承，也沒有談什么畫壇地位。

這位大師留給世界的最后一句話，卑微得讓人心疼：“我這輩子就做了畫畫一件事，從來沒想到我的畫也能賣錢…

可惜我這一生與富貴無緣，我欠你們母子很多，我怎么辦啊…

參考資料：

1990年12月29日，沈耀初走了，享年83歲。

他這輩子，終究是把那幾把沒買到的鋤頭，換成了這滿屋子帶不走的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