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級別從8級恢復為4級，一次性補發(fā)被扣工資兩萬元

一九七九年，北京的深秋。

一位剛剛恢復工作的老干部手里，突然多了一筆巨款：20000元。

要知道，當時北京工人的平均月工資也就三四十塊錢，二環(huán)里一套像樣的四合院，幾千塊錢就能拿下。

這2萬塊錢，那是能在皇城根下買好幾套院子，或者讓一個普通家庭舒舒服服躺平過一輩子的錢。

所有人都覺著，這位坐了二十多年“冷板凳”的老爺子，家里那是出了名的緊巴，十幾口人擠在一起，這下總該改善改善生活，或者給兒女們分點家產了吧？

結果呢？

誰都沒想到。

老爺子拿到錢，轉頭就去了組織部門，把這筆相當于他過去十幾年被扣工資總和的巨款，一分不留，全交了黨費。

工作人員當時都懵了，勸他留點貼補家用，畢竟家里確實困難。

可老頭兒眼皮都不抬，就回了一句：“我這一生都是組織培養(yǎng)的，要錢干什么？”

這位倔得像頭牛的老人，就是當年威震東北的“封疆大吏”、原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二副書記——張秀山。

那時候的2萬塊錢，在北京二環(huán)里能買下好幾座四合院，換到現在，怎么著也得是個億萬富翁的排面。

這事兒吧，得從1954年說起。

那時候張秀山可是東北局響當當的“三把手”，行政4級的高干。

建國初期的東北，那是“共和國長子”，工業(yè)的心臟，他在那兒的地位，那是相當之高。

可誰能想到，一場震驚高層的“高饒事件”，讓他的人生直接來了個自由落體。

一夜之間，所有的職務全擼了，行政級別從4級直接砍到了8級。

這“8級”是個啥概念？

在當時雖然也算廳局級的高干序列，但對于張秀山這種核心決策層下來的領導，這不僅僅是待遇腰斬，簡直就是政治生命被判了“死緩”。

他被發(fā)配去農場當副場長，后來又去了農墾局。

從管一個大區(qū)的黨務，變成管地里的莊稼，這落差，換一般人估計早就崩潰了，或者干脆破罐子破摔。

但這二十多年，張秀山硬是挺過來了，雖然日子過得是真苦。

他在東北的時候家里人口就多，十幾張嘴等著吃飯。

到了五十年代中后期，組織上其實挺照顧他，覺著他受了處分，家里困難，特批每月給他120塊錢的生活補助。

這120塊在當時是啥概念？

相當于三四個壯勞動力的工資總和。

這要是換了別人，既然是組織給的，那肯定是千恩萬謝地收下，畢竟家里確實揭不開鍋。

可張秀山偏不。

他的那股子倔勁兒又上來了，死活不要，硬是把錢退了回去。

他侄子后來回憶說，叔叔當時就一個理兒：我是犯了錯誤的干部，國家正在搞建設，哪兒都需要錢，我不能再占國家的便宜。

他這輩子，窮不怕，苦不怕，就怕占了組織的便宜，這種刻在骨子里的清高，有時候看著真讓人心疼。

到了六十年代初，那可是咱們國家經濟最困難的時期。

那時候張秀山調回沈陽農學院當副院長，級別還是雷打不動的8級。

他侄子兩口子在農學院進修，因為是停薪留職，手里沒錢，周末只能拖家?guī)Э谌ナ迨寮摇安滹垺薄?/strong>

那時候張秀山兩口子工資加起來也就400來塊，看著不少，可要養(yǎng)活一大家子十幾口人，平均下來每個人嘴里的油水少得可憐。

就這情況，每當侄子一家要走，張秀山還得硬從牙縫里省出點錢塞給他們當生活費。

那時候的人啊，真的是把親情和責任看得比命都重，哪怕自己勒緊褲腰帶，也不能讓晚輩餓著。

時間一晃到了1979年，風向變了。

隨著政策落實，老干部們陸陸續(xù)續(xù)出來工作。

張秀山的問題也終于解決了，中央決定恢復他的名譽。

這回給安排的職務那是相當硬核——國家農委副主任。

現在的年輕人可能沒聽過“國家農委”，這在當時可是個“超級部門”。

全稱叫國家農業(yè)委員會，級別比一般的正部級都高，統管全國的農林、水利、氣象、農墾，權力大得很。

當時的“一把手”那是王任重、萬里這種級別的。

張秀山能去那兒當副主任，行政級別直接恢復到4級，說明上面對他的能力那是絕對認可的。

那筆2萬塊錢，就是國家給他補發(fā)這二十多年被扣掉的工資差額。

按理說，苦盡甘來，拿這錢享享福、買買房子也是天經地義。

但他不但錢全交了，連房子也不要。

按他恢復后的4級高干待遇，國家給分的房子那是相當寬敞的。

可張秀山又犯了“倔”，直接拒絕了大房子，自己找了個并不算大的地兒窩著。

中央辦公廳的人去家里一看，都驚呆了：這也太擠了！

周末子女們要是都回來，那真是連下腳的地方都沒有，孩子們晚上睡覺都得在地上打地鋪。

工作人員好幾次要給他調房子，都被他擋了回去。

他的理由簡單得讓人沒法反駁：現在工資高了，工作也恢復了，兒女們也有出息了，還要那么大房子干什么？

夠住就行，別給國家添麻煩。

在那個物欲剛開始抬頭的年代，這種苦行僧式的自律，像是個從古書里走出來的“怪物”，卻干凈得讓人不敢直視。

后來，1982年國家農委撤銷，并入國家經委，張秀山也響應號召退居二線，當了中顧委委員。

這時候看，他好像圓滿了：級別回來了，名譽回來了，待遇也好了。

但他心里，其實一直扎著一根刺。

這根刺，就是1954年那個“高饒事件”的定性。

雖然1979年恢復了工作，但在張秀山心里，當年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的處分，始終是個解不開的結。

他不是為了爭權，也不是為了那幾萬塊錢工資——那2萬黨費和拒絕大房子的事兒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他真正在乎的，是歷史對他政治生命的評價。

他覺著當年的處理不實事求是，他這輩子就想求個明白，想讓上級給個徹底的說法。

這成了他晚年最大的心病。

他寫材料、找領導，希望能復議這個事兒。

雖然上面也表示會考慮，但因為歷史原因太復雜，牽扯的人和事太多，直到他閉上眼那天，這個愿望也沒能真正實現。

對于這位一生都在風浪里搏殺的老共產黨人來說，再苦再窮的日子都沒壓垮他，但政治上那一點點的“不清不白”，卻成了他帶著遺憾離去的終生隱痛。

這事兒吧，說起來挺讓人唏噓的。

一九九六年8月，張秀山在北京病逝，享年85歲。

臨走的時候，那根刺，還是沒拔出來。

參考資料：

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

戴茂林、趙曉光，《高崗傳》，陜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

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