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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審計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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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當前,全球數字技術革命浪潮席卷而至,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一代信息技術迅猛發展,深刻重構經濟形態與社會結構,推動國家治理模式邁向數字化、智能化新階段。在這一宏觀背景下,審計作為國家監督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面臨監督對象數字化、業務場景復雜化、風險形態隱蔽化等多重挑戰。傳統審計模式在數據獲取、處理深度和響應效率方面顯現出明顯局限性,亟待實現范式創新與能力躍升。智能審計應運而生。其通過深度融合先進信息技術與審計專業邏輯,推動審計方法從抽樣判斷向全量分析轉變、審計流程從手工操作向自動化運行演進、審計功能從事后鑒證向事前預警和事中控制拓展,正成為提升審計監督效能、服務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力量。

      黨和國家高度重視審計工作的智能化轉型。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要堅持科技強審,加強審計信息化建設”,并在多次講話中強調黨中央對審計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立足經濟監督定位,打造“特種部隊”,“更好發揮審計在推進黨的自我革命中的獨特作用”。這些重要論述為構建智能審計體系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建構中國智能審計學自主知識體系,不僅是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的必然要求,更是提升審計監督能力、適應治理現代化需求的戰略舉措。

      為貫徹落實科技強審戰略,以大模型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術成為驅動智能審計實踐的核心力量,DeepSeek等大模型憑借其在語義理解、邏輯推理與內容生成等方面的突破性能力,正在深刻重塑審計工作的底層邏輯架構。這些技術不僅能夠有效應用于審前分析、財務審計、招投標審計等具體場景,更通過“大模型+審計知識庫”的融合架構,推動審計模式從傳統的抽樣判斷、規則驅動向全量分析、語義理解躍遷。基于大模型的智能問答系統顯著提升了審計知識的檢索效率,而大模型在審計判斷中的深度應用則有效提升了審計定性的準確性和法規推薦的精準度。這些技術的融合應用,共同推動智能審計發展的新范式。

      然而,盡管智能審計實踐已取得顯著進展,但理論體系建設仍面臨突出挑戰。一方面,理論供給存在滯后性。現有研究多聚焦于技術工具的應用層面,缺乏對智能審計本質屬性、價值范式、權責結構等核心問題的系統性闡釋,尚未形成能夠貫通技術邏輯與治理需求、契合中國制度語境的理論框架。另一方面,實踐發展存在外部依賴。當前智能審計所依托的關鍵算法、分析模型與平臺系統仍較多沿用國外技術體系,在數據標準、算法可信性與系統安全性方面存在潛在風險,難以完全適應國家治理對審計監督自主可控的戰略要求。這種“技術先行、理論滯后”和“應用廣泛、根基不牢”的現狀,制約了智能審計體系的可持續發展和國際話語權構建。

      基于上述現實背景與理論需求,本研究立足于國家治理現代化總體目標,聚焦智能審計領域的自主知識體系建構問題,旨在系統闡釋中國智能審計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核心內涵與構建路徑,明確其理論基礎、結構框架與重點領域,為推動審計理論創新、提升審計實踐能力、增強我國在智能審計領域的國際影響提供學理支撐。本文將圍繞體系構建的重大意義、總體框架與核心內容展開論述,致力于形成既體現時代特征又彰顯中國特色的智能審計理論范式,為實現審計監督體系現代化、服務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貢獻智力支持。

      二、建構中國智能審計學自主知識體系的重大意義

      隨著數字經濟的縱深發展以及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穩步推進,智能審計作為審計領域的關鍵變革力量,其知識體系的建構不僅關乎審計學科自身的發展,更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深遠影響。建構中國智能審計學自主知識體系,是基于我國獨特制度優勢和現實需求的戰略抉擇,其重大意義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維度。

      (一)服務國家治理現代化,破解超大規模數字經濟審計監督難題

      我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擁有全球最為完整的工業體系和規模最大的數字經濟體量,海量的數據資源、復雜的經濟活動形態以及獨特的制度環境,對審計監督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2023年國家數據局的成立,標志著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體現了黨和國家加強數據治理與監督的戰略決心。西方審計理論難以適應我國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下的審計監督需求,建構自主知識體系成為服務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必然選擇。

      智能審計通過構建自主可控的理論和方法體系,為國家關鍵數據資源安全提供有力保障,能夠對政務數據、企業核心數據等重要數據資源的全流程實施有效監督,防范數據泄露和濫用。同時,借助大數據分析和人工智能技術,智能審計構建了多維度風險監測模型,實現對金融、能源、產業鏈等重點領域系統性風險的早期識別和穿透式剖析,顯著增強風險預警能力。通過推動審計前置和流程重構,將審計環節嵌入經濟業務全流程,自主知識體系能夠為解決審計資源有限性與監督對象廣泛性之間的矛盾提供新途徑。通過智能抽樣、異常檢測、趨勢分析等技術手段,顯著提高審計效率,實現對重大經濟活動的全過程監督,真正達成“如影隨形”的監管效果,全面提升審計監督效能。

      (二)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強化智能審計惠民實效

      智能審計的發展應秉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導向,借助技術創新更好地服務于民生保障與社會公平正義。隨著數字技術在民生領域的廣泛應用,傳統審計方法難以適應新形勢下民生資金監管的要求,亟需依靠智能審計提升監督效能。在民生資金監管方面,構建多維度數據分析模型,可實現對社保、醫療、教育等民生資金的全過程監督。例如,通過大數據比對與分析,能夠及時發現醫保基金使用中的異常情況,防范基金流失;在鄉村振興領域,運用空間信息技術和區塊鏈等技術,可實現對幫扶資金使用情況的精準跟蹤與效果評估,保障惠民政策切實落地見效。

      智能審計通過引入創新技術手段,為平臺經濟監管與公信力建設提供了全新路徑。借助算法審計與行為分析技術,能夠系統評估平臺企業在定價機制、數據使用等方面的合規性,有效維護消費者權益與市場競爭秩序。在反壟斷領域,通過對海量交易數據進行智能分析,可精準識別潛在壟斷行為,為監管決策提供有力依據。同時,智能審計利用數據可視化與開放技術,顯著提高審計流程與結果的透明度,賦能社會監督機制。建立審計數據共享平臺,使公眾能夠直觀了解審計工作成效,不僅增強了政府公信力與社會認同感,更切實彰顯了審計工作的人民性與公正性。

      (三)推動審計學科范式變革,引領智能時代理論創新

      智能審計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并非僅局限于技術工具層面的革新,更是一場審計范式的深刻變革,正有力推動著審計學科的范式轉型與理論創新。傳統審計理論建立在工業時代的經濟活動基礎之上,難以適應數字時代的新特征與新需求。智能審計理論通過重新闡釋審計本質,將數據資產、算法模型等新興要素納入審計范疇;拓展審計目標,從單純的財務信息驗證延伸至治理效能評價;創新審計假設,構建適應智能時代的審計理論框架。與此同時,研究方法論也實現了從傳統抽樣驗證向全量數據分析、機器學習建模、復雜系統仿真等新型范式的轉變,極大提高了審計研究的科學性與精準性,為審計實踐提供了全新的指導范式。

      智能審計學的發展還促進了多學科的深度交叉與融合,為審計學科創新注入了新的活力。審計學與計算機科學、數據科學、管理科學等學科的深度融合,催生了新的學科增長點與知識生產模式。基于深度學習的異常檢測算法、運用復雜網絡理論的關聯交易分析等創新方法,正重塑著審計研究方法體系。這種跨學科融合不僅豐富了審計學科的內涵,也拓展了學科外延,推動審計學從傳統的財務監督向綜合性的治理效能評價轉型,實現了審計學科從工具性向戰略性的跨越發展,為國家治理現代化提供了更為堅實的理論支撐與方法論基礎。

      (四)增強國際審計話語權,貢獻全球治理中國方案

      在全球數字治理體系加速重構的背景下,建構中國智能審計學自主知識體系,對提升我國國際話語權、參與全球治理具有深遠的戰略意義。我國憑借自主技術創新和標準引領,正為全球數字治理體系貢獻中國智慧。

      在國際標準制定方面,我國依托區塊鏈審計、大數據審計等前沿領域的技術優勢,積極參與并主導國際審計規則的制定。典型案例是我國專家牽頭制定的 ISO/TC295審計數據采集國際標準,這標志著中國在審計標準化領域實現了從跟隨到引領的重大轉變。將自主創新的技術標準推向國際,顯著增強了我國在國際審計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彰顯了智能審計領域的中國技術實力。

      與此同時,我國通過審計外交積極推動國際審計治理合作,在“一帶一路”共建國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智能審計引入先進的技術范式和風險管理框架,為國際合作項目提供了堅實的監管支持與保障體系,大幅提升了跨國項目的透明度、可信度和整體效益。這一實踐既展現了中國在智能審計領域的技術優勢,也為共建國家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審計監管中國方案。通過知識共享和能力建設,我國助力共建國家提升審計監管水平,推動區域治理合作邁向新高度。

      隨著我國學者在智能審計領域不斷產出高水平成果,國際合作研究持續深入,中國審計學術的國際影響力顯著提升,為構建更加公平、包容、有效的全球數字治理新格局貢獻了中國智慧。

      三、中國智能審計學自主知識體系的總體框架

      (一)指導思想

      建構中國智能審計學自主知識體系,需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根本遵循與行動指南,深入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和二十屆歷次全會精神。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要“健全黨統一領導、全面覆蓋、權威高效的監督體系”,并“完善社會治理體系”“提升社會治理效能”,這為智能審計的發展提供了根本性的政治方向、理論指引與實踐要求。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圍繞“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出系統部署。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強調“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這一重要論斷為智能審計領域的基礎理論創新與關鍵技術突破明確了發展方向,是體系建設的根本準則。智能審計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必須服務于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監督體系這一總目標,將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

      體系建設必須堅持以下基本方向:一是堅持黨對審計工作的全面領導,將這一根本原則貫穿于理論創新、技術研發、標準制定和人才培養全過程,確保智能審計工作始終沿著正確政治方向推進;二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使智能審計技術創新服務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強化對民生資金和項目的審計監督,切實維護人民群眾根本利益;三是堅持自主創新與開放合作相結合,既要研發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構建中國特色智能審計理論體系,又要吸收國際先進經驗,參與全球審計治理;四是堅持科技賦能與理論創新相統一,注重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創新應用,同時加強基礎理論研究,實現技術與理論的良性互動和協同發展。

      (二)基本原則

      建構中國智能審計學自主知識體系應遵循以下基本原則。該原則體系植根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審計發展路徑,融合數字技術創新的內在需求,回應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戰略訴求,構成一套系統性規范框架,為自主知識體系的理論建構與實踐應用提供根本遵循。

      1.政治性與人民性相統一原則

      必須將黨的全面領導貫穿于智能審計體系建設的全過程,確保智能審計事業始終沿著正確政治方向推進,服務于國家治理現代化全局。同時,須牢固確立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導向,將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智能審計技術研發與應用的核心目標,通過對民生資金與項目的精準化審計監督,切實提升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與安全感。

      2.技術自主與安全可控原則

      需將核心技術自主創新置于戰略核心地位,著力突破大數據智能分析、人工智能審計算法、區塊鏈審計等關鍵領域技術瓶頸,構建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體系。同時,必須強化數據安全與系統安全的戰略保障,構建覆蓋全鏈條、多層級的立體化安全防護體系,確保審計數據在全生命周期內的安全可控,防范關鍵技術“卡脖子”風險,切實維護國家數據主權與安全利益。

      3.理論實踐融合創新原則

      智能審計學研究需兼顧基礎理論的前沿探索與實踐問題的應用轉化:一方面需深化智能算法審計、審計知識圖譜構建等基礎理論創新;另一方面須緊密結合審計實踐場景,通過產學研用協同創新機制,將理論成果轉化為可操作的智能審計工具與標準化作業流程。應建立理論創新指導實踐突破、實踐經驗反哺理論深化的良性循環機制,推動智能審計理論與實踐的協同演進。

      4.合規倫理與國際協同原則

      智能審計體系建設須嚴格遵循國家法律法規及行業規范要求,建立健全涵蓋技術應用全流程的倫理治理框架,明確智能技術應用的合規邊界,防范算法偏見與決策歧視等倫理風險。同時,應以開放包容姿態深度融入全球創新網絡,積極參與國際審計準則制定,推動中國技術標準與國際標準體系的兼容互認,提升我國在國際審計治理領域的話語權與影響力。

      (三)總體環境

      中國智能審計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處于深刻變革的時代背景之中,其發展受到多重環境因素的共同影響。準確把握這些環境特征,對明確體系建設方向具有基礎性意義。

      1.為全面從嚴治黨與法治中國建設提供政治保障

      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取得歷史性成就,黨內監督體系不斷完善,為強化審計監督創造了有利條件。黨的自我革命戰略思想深刻闡明了審計在推進黨的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中的獨特作用。同時,全面依法治國深入推進,《中華人民共和國審計法》修訂實施,審計法治體系日益完善,為智能審計發展提供了堅實的法治保障。在這種政治環境下,智能審計需要充分發揮“特種部隊”作用,通過技術創新助力實現“如臂使指、如影隨形、如雷貫耳”的審計監督效果。

      2.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提出新的任務要求

      我國數字經濟規模穩居世界第二,正在向深化應用、規范發展、普惠共享的新階段邁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進程加速,數據作為新型生產要素的價值日益凸顯。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要求智能審計更好地服務宏觀經濟治理,加強對資本市場、平臺經濟、數字金融等領域的監管,防范系統性風險。智能審計需要適應數字經濟特征,提升對數據資產、數字貿易、人工智能應用等新業態的審計能力,服務構建新發展格局。

      3.科技自立自強與數字化轉型帶來發展機遇

      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技術廣泛應用,為審計工作現代化提供了強大技術支撐。“科技強審”戰略的深入實施,推動審計技術方法不斷創新。智能審計需要把握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融合發展機遇,加強核心技術攻關,推動審計模式從傳統抽樣審計向全量數據分析轉變,從事后監督向事前預警、事中控制延伸,全面提升審計監督效能。

      4.國際環境深刻變化帶來新的挑戰機遇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全球治理體系深刻變革,數字經濟領域的國際競爭日趨激烈,數據安全、網絡安全等問題日益突出。同時,國際社會在審計準則、數據治理等領域的合作需求持續增強。“一帶一路”倡議深入實施,為我國參與全球審計治理提供了重要平臺。智能審計需要統籌發展和安全,在保持中國特色的同時,積極參與國際標準制定,為全球審計發展貢獻中國智慧。

      (四)發展目標

      中國智能審計學自主知識體系的發展目標,系基于國家戰略需求、技術發展趨勢及審計工作實際所提出的前瞻性、系統性、可操作性戰略規劃。其核心目標體系涵蓋以下四個維度:

      1.構建植根中國實踐的智能審計理論體系

      立足于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深刻總結我國審計信息化、智能化發展的獨特經驗與規律,深化智能審計基礎理論與應用理論研究,形成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智能審計理論體系。重點突破智能審計本體論、方法論與價值論研究,深入探索智能技術對審計本質、審計職能、審計目標的深刻影響;創新數據驅動審計理論、智能算法審計理論、人機協同審計理論等前沿研究領域,明確不同理論的應用場景與融合路徑;建立系統完備、邏輯嚴密、概念清晰的智能審計理論框架,包括核心概念界定、基本原理闡釋、運行機制解析與應用邊界厘清,為智能審計實踐提供堅實的科學指導。

      2.研制自主可控的智能審計技術標準與工具鏈

      圍繞審計數據采集、處理、分析與可視化全流程,聚焦關鍵環節的技術瓶頸,開展核心技術攻關,研制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符合國際發展趨勢的智能審計技術標準體系,涵蓋數據接口、處理流程、模型構建、結果評價等關鍵環節。重點突破大數據審計分析、自然語言處理、機器學習審計模型、區塊鏈審計存證等核心技術,確保技術先進性與安全性。在此基礎上,開發集成化的智能審計作業平臺、實時高效的審計風險預警系統、科學精準的審計決策支持系統等工具鏈,形成技術先進、安全可靠、應用便捷、生態開放的智能審計技術體系,支撐審計全流程智能化作業。

      3.建立覆蓋全域的智能審計應用生態

      緊密圍繞國家治理現代化需求,構建多層級、多領域協同的智能審計示范應用體系。在國家審計領域,全面推進審計全覆蓋的智能化升級轉型,深化大數據技術在財政審計、金融審計、企業審計、資源環境審計、經濟責任審計等領域的應用,實現對公共資金、國有資產、國有資源及領導干部履行經濟責任情況的實時、動態、穿透式智能化審計監督,提升國家審計的威懾力與公信力。在內部審計領域,積極引導企業、金融機構及行政事業單位構建以智能審計為核心的智能風控與治理體系,實現風險早識別、早預警、早處置,顯著提升組織內部治理效能與價值創造能力。在社會審計領域,大力促進會計師事務所等中介機構加快智能化轉型步伐,應用智能工具提升審計質量、效率與服務能力,增強市場競爭力。最終,形成國家審計引領、內部審計協同、社會審計參與、多方聯動、數據共享、協同共治的智能審計應用生態。

      4.提升中國智能審計的國際影響力與規則制定權

      積極參與國際審計組織的標準制定工作,主動推介中國智能審計的成功實踐與標準成果,推動中國智能審計標準與國際主流標準體系的深度對接及廣泛互認。加強智能審計領域的國際交流合作,通過舉辦高水平國際學術會議、工作坊,建設具有示范效應的國際智能審計培訓與研究中心,吸引全球審計人才,傳播中國經驗。推動“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智能審計合作項目,分享中國在智能審計平臺、技術、方法及人才培養方面的成熟方案,為相關國家審計能力現代化建設提供有力支持。精心打造具有國際一流學術影響力與行業引領力的智能審計學術期刊、在線研究平臺及思想庫,匯聚全球智慧,提升中國在智能審計領域的國際話語權與規則制定權。

      (五)科學方法

      建構中國智能審計學自主知識體系,需建立科學系統的方法論體系。應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堅持守正創新,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智能審計研究方法論。

      1.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根本遵循

      建構中國智能審計學自主知識體系,必須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審計工作和科技創新的重要論述,自覺運用其貫穿的立場、觀點、方法指導全部研究工作。這要求研究者堅持系統觀念,統籌智能審計的技術發展與安全保障;堅持守正創新,協調繼承傳統審計精華與發展智能審計范式的關系;堅持問題導向,聚焦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審計監督需求;堅持胸懷天下的國際視野,在自主創新基礎上借鑒國際先進經驗。同時,需深刻把握這一思想所蘊含的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堅持實踐第一的觀點,將理論研究植根于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審計實踐;運用普遍聯系的觀點,系統把握智能審計與數字經濟、社會治理等技術演進和時代變遷的內在關聯;運用矛盾分析方法,精準識別并著力破解智能審計發展進程中的主要矛盾與重大挑戰。這些科學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共同奠定了智能審計研究的根本遵循與強大的認識論基礎。

      2.深化跨學科交叉融合研究方法

      構建“審計學+”交叉學科研究范式體系,推動審計學與計算機科學、法學、管理學、統計學等學科深度交融。運用計算機科學的算法設計與系統架構方法,解決智能審計技術實現問題;借助法學的規范分析與價值衡量方法,構建智能審計倫理準則與標準規范;利用管理學的組織行為與決策理論,優化審計資源配置與流程設計;通過統計學的量化分析與推斷方法,提升審計證據的準確性與可靠性。需建立跨學科研究平臺與協作團隊,促進學科間的實質性融合。

      3.創新研究型智能審計范式

      構建“數據—算法—場景—治理”四位一體的研究型智能審計方法論體系。以數據治理為基礎,建立多源異構審計數據的采集、清洗、標注與融合方法;以算法創新為核心,研究審計大模型訓練、微調與部署技術,研發面向財政審計、金融審計、企業審計等領域的專用大模型;以場景應用為導向,開展基于真實審計環境的實證研究,探索智能審計在政策落實跟蹤審計、經濟責任審計等具體場景中的應用機制;以治理效能為目標,研究智能審計提升國家治理能力的機理與作用路徑。該范式推動審計研究由經驗總結向科學實證轉變,實現理論研究與實踐應用的良性互動。

      4.探索智能驅動的新型研究方法

      系統引入人工智能時代的新型研究方法,推動審計研究范式變革。開發與應用審計大模型,研究其在審計證據收集、分析判斷、報告生成等環節的應用方法;構建智能審計實驗平臺,運用數字孿生技術建立審計仿真系統,開展審計方案模擬與效果評估;采用大數據分析與機器學習方法,從海量審計數據中識別規律與模式;運用自然語言處理技術,實現審計文本的智能分析與處理。這些智能驅動的審計研究方法將顯著提升審計研究的科學性、準確性與效率。

      通過構建上述方法論體系,形成具有中國特色、體現時代特征、符合科研規律的智能審計研究方法系統,為中國智能審計學自主知識體系建設提供堅實的方法論支撐。

      (六)領域范疇

      智能審計標志著審計領域從傳統賬項核查向以數據洞察和智能決策為核心的監督范式轉型,其職能范疇已由基礎財務合規審計拓展至服務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戰略層面,形成了“技術賦能、AI驅動”的新范式。伴隨大數據、以機器學習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為代表的AI技術、區塊鏈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的深度融合,智能審計正深刻重塑審計工作的認知模式、決策流程與實踐范式。在此背景下,建構中國智能審計學的自主知識體系,需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實審計監督“全面覆蓋、如影隨形”的根本要求:既要依托先進技術手段實現審計監督的無死角、動態化運行,亦需精準把握“經濟監督”的職能定位,切實做到“聚焦主責主業”。這要求我們必須系統界定智能審計學的學科邊界與研究范疇,構建兼具時代特征與中國特色的智能審計學科體系。

      在這一范式革命下,簡單地羅列“審計學”與“信息科學”的交叉內容已不足以界定其邊界。智能審計學的知識體系,本質上是一個在AI技術驅動下具有內在活力、能夠自我演進(如圖1所示)的“理—技—用”三元融合與閉環驅動的有機生態系統。


      圖1 “理—技—用”三元融合與閉環驅動的有機生態系統

      該模型揭示了智能審計學的內在生成邏輯,它并非理論的空洞推演、技術的生硬堆砌或應用的零散嘗試,而是三者之間在AI賦能下持續不斷地相互建構與協同進化。

      理論內核構成了這一生態系統的“大腦”與“靈魂”,它通過持續追問智能審計的元問題,為整個學科奠定價值基石。它不僅需要厘清智能審計在數字時代的本質屬性與概念體系,更需要構建一套融合復雜系統分析、大數據研究范式與經典審計智慧的方法論體系。尤為關鍵的是,它必須前瞻性地建立起關于算法公平、AI決策的可解釋性與可問責性、數據隱私與權責界分的倫理規范和價值框架,以確保技術的賦能始終行駛在服務于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正確軌道上。

      技術前沿則扮演了“骨骼”與“引擎”的角色,是將理論構想轉化為現實能力的核心驅動力。它并非指代泛化的信息技術,而是特指那些能夠深刻重塑審計范式的前沿科技簇。包括:(1)使機器能夠理解、推理與生成的非結構化數據分析技術,如面向審計領域的大語言模型與知識圖譜;(2)構建可信、可追溯審計軌跡的分布式審計技術,如區塊鏈與智能合約;(3)將審計邊界從財務數據拓展至物理世界的可持續審計技術,如物聯網在環境、社會與治理鑒證中的應用;(4)確保AI審計模型本身安全可信的審計安全技術,如同態加密與隱私計算。

      應用維度是理論價值與技術效能最終的“試金石”和“演武場”。它根據審計主體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的不同定位,分化出三條既相對獨立又相互協同的智能化路徑:國家審計致力于構建“宏觀治理型智能”,通過對全域數據的實時感知與基于AI仿真的政策效應模擬推演,為國家宏觀經濟決策提供支持;內部審計則聚焦于打造“嵌入式敏捷智能”,將風控規則化為業務流程中由AI驅動的“免疫系統”,實現風險的自愈式管理;社會審計則探索“分布式鑒證智能”,在保護商業機密的前提下,利用AI賦能的隱私計算等新技術破解全量數據審計的悖論,重塑資本市場的信任機制。

      由此可見,“理—技—用”三元結構絕非簡單的并列關系,而是一個在AI技術驅動下充滿張力的動態循環。實踐應用中涌現的新問題,不斷挑戰并催生新一代AI技術的解決方案與理論思考;而以AI為代表的理論突破與技術革新,又反過來開啟前所未有的應用場景,并規約其發展的倫理邊界。正是這種循環往復、相互驅動的內在機制,使得中國智能審計學的自主知識體系能夠植根于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實踐,始終保持蓬勃的進化活力。

      四、中國智能審計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核心領域

      在中國智能審計學自主知識體系“理—技—用”三元融合學科建構模式的基礎上,本部分系統闡述其核心領域內容。核心領域的劃定遵循雙重原則:一方面服務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保障國家重大發展戰略的需求,另一方面契合審計學科的內在特征與構建一級學科的學理要求。基于“理—技—用”框架,核心領域涵蓋理論內核、技術前沿與主體應用三大維度,形成有機統一的整體。

      (一)智能審計基礎理論

      智能審計基礎理論構成了整個自主知識體系的“大腦”與“靈魂”,它超越具體的技術工具與應用場景,致力于回答智能審計作為一門新興交叉學科的元問題,為其合法性、方向性與可持續性奠定基石。其核心使命在于推動認知從表層的“技術應用”深化為根本的“范式創新”。其核心內容包括五大方面:

      其一,本質、目標與假設體系。智能審計的本質是審計監督范式在數字文明時代的一次深刻重塑。它并非傳統審計流程的計算機化,而是依托數據、算法與算力,構建起一個能夠對復雜經濟系統進行全域感知、智能研判和前瞻干預的新型治理基礎設施。其核心目標隨之躍升,從追求賬項準確性的“合規性驗證”邁向提升國家治理效能的“系統性風險治理”。這一目標的實現,建立在審計數據可全域獲取、審計推理可計算化,以及基于AI的審計風險可模型量化等一系列全新假設之上,它們共同構成了理論演繹的邏輯前提。

      其二,方法論體系。智能審計的勃興引發了一場方法論革命。它突破了以抽樣核查和職業經驗判斷為核心的傳統范式,轉而構建一套以AI驅動為特征的方法論體系。這套體系深度融合大數據分析、機器學習建模和系統仿真技術,使審計研究從依賴經驗的“技藝”轉向基于證據與AI模型的“科學”。

      其三,倫理與責任框架。AI技術的賦能伴隨著審計權力的擴張,必須預先設立清晰的邊界。智能審計理論必須直面AI算法可能帶來的偏見與歧視,確立算法公平、AI決策透明與結果可問責的核心倫理原則。這要求構建能與AI技術迭代速度相匹配的質量控制與追溯機制。

      其四,發展史與演進規律。智能審計正經歷從計算機輔助審計向AI驅動的智能化審計的深刻轉型。這一演進過程呈現出從單機應用到云端協同、從規則驅動到AI驅動、從事后監督到實時預警的明顯趨勢。

      其五,數據與算法解釋權。智能審計在利用AI技術創造價值的同時,必須構建與之平衡的數據治理體系。特別需要關注AI模型的“黑箱”決策問題,通過發展算法解釋理論,確保關鍵審計結論的可解釋、可驗證與可爭議。

      唯有通過本質、方法、倫理、歷史與權責這五個維度的系統建構,智能審計的基礎理論才能為蓬勃發展的實踐提供堅實的學理根基,真正引領審計學科完成這場劃時代的范式轉型。需要特別強調的是,這五大理論基石絕非懸置于實踐之上的空泛思辨,它們正如深植于中國治理土壤的根系,將為后續國家審計、內部審計與社會審計三大領域的智能化路徑探索提供根本的價值導航、方法論武器與倫理約束,最終生長出形態各異卻同氣連枝的繁茂枝干。

      (二)國家審計智能化

      作為國家治理體系的戰略性組成部分,國家審計的智能化路徑是對智能審計基礎理論中系統性風險治理本質與數據驅動方法論最宏大最深刻的實踐詮釋,標志著智能審計在國家治理層面的戰略實現。其“宏觀治理型智能”的構建,正是對基礎理論核心思想的集中體現與體系化展開。如圖2所示。


      圖2 國家審計智能化框架

      在理論層面,國家審計智能化的核心已從傳統的合規性驗證升維為戰略性系統觀與治理熵減論。這直接源于基礎理論中對審計本質的重新界定,要求審計機關將國民經濟視為一個復雜適應系統,其核心職能在于通過AI技術實現系統健康體征、韌性水平與政策效能的深度監測。在此視角下,智能審計體系如同一個強大的治理熵減中心,通過AI驅動的數據分析持續注入高純度的信息負熵和實施前瞻性的政策干預,有效抑制社會經濟運行中因信息不對稱與資源錯配而產生的無序性,從而系統提升國家治理體系的有序度與運行效能。

      在技術體系層面,這一理論構想通過三大核心平臺的協同運作得以實現。首先構建的國家審計數據立方體,基于語義本體論建立統一數據標準,將財政、金融、國企等異構數據轉化為可關聯計算的治理知識元,為后續的AI分析提供高質量數據基礎。其次在此基礎上研發的政策智能模擬器,依托系統動力學與基于主體的混合模型,結合大語言模型的自然語言處理能力,在虛擬空間中對重大公共政策進行全生命周期沙盤推演,實現對政策效果的量化預估與風險洞察,推動審計監督從事后糾偏邁向前瞻導航。最后部署的系統性風險雷達,則依托深度學習等AI算法,對關鍵領域進行不間斷實時掃描,自動識別異常模式與系統脆弱點,完成審計計劃從計劃驅動向信號驅動的根本性轉變。

      在應用層面,這一體系呈現出全景穿透式的動態監督特征。在財政審計中通過智能算法實現公共資金全流程無縫跟蹤,在金融審計中運用復雜網絡分析等AI技術具備跨市場風險傳導的穿透洞察能力,在政策落實跟蹤審計中可通過AI增強的仿真模擬評估政策的長期影響與結構效應。完整的實踐閉環得以形成:當風險雷達通過機器學習算法捕捉到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的異常信號時,立即觸發政策模擬器進行壓力測試,仿真結果不僅精準定位風險成因、指引現場審計方向,更通過實踐驗證不斷優化AI模型對政府行為模式的認知,最終催生更具針對性的宏觀審慎管理建議,完成從理論指導實踐到實踐深化理論的完整循環。

      (三)內部審計智能化

      內部審計的智能化轉型,是基礎理論在組織微觀治理層面的生動演繹與深度檢驗。其所面臨的人機協同、算法責任與倫理邊界問題,以最直接和尖銳的方式,印證并豐富了基礎理論中相關框架的重要性,為整個智能審計倫理體系提供了最具代表性的實踐樣本。如圖3所示。


      圖3 內部審計智能化框架

      在理論核心層面,內部審計經歷了一場從獨立性到嵌入式共生的靜默革命,這標志著對基礎理論中審計關系重構設想的具體化實現。傳統審計所恪守的物理隔離與形式獨立,在數字化運營環境中已難以為繼。智能內部審計的理論突破體現在,它將由AI驅動的審計規則與控制邏輯,如同生物芯片般精準內嵌于企業的ERP、SCM、CRM等核心業務系統的毛細血管之中,實現與業務流程的無縫融合與實時互動。這一深刻變革使得內部審計從一個周期性的外部監督者,蛻變為一個無處不在、無時不在的AI賦能的智能免疫系統,能夠在風險萌芽的第一時間識別并響應,實現風險的內生性化解。

      在技術體系層面,這一理論革命通過持續審計模式的全面構建得以落地。該模式依托兩大核心技術支柱:一是機器人流程自動化技術,它精準接管了審計人員在數據采集、賬證核對等環節的重復性勞動;二是微服務架構,它將復雜的審計分析功能解構為標準化、可復用的輕量級服務組件,便于集成各類AI算法模型,實現靈活部署與快速迭代。在此基礎上構建的組織級審計數據中臺,將分散的數據資源轉化為體系化的數據資產,通過AI技術實現數據的智能化治理,不僅賦能審計監督,更向業務前端提供自助式風險診斷服務,最終推動內部審計實現從成本中心向價值創造中心的根本性轉型。

      在應用實踐層面,這一體系展現出實時干預與價值賦能的敏捷特性。在采購至付款流程中,嵌入式審計模塊運用自然語言處理技術能夠對供應商資質、交易定價與合同條款進行實時校驗,實現異常交易的秒級攔截與預警;在銷售與收款循環中,通過基于深度學習的機器學習模型動態監測交易行為,精準識別虛假銷售與渠道竄貨風險。這些實踐構成了一個完整的認知閉環:當內控模塊成功攔截異常采購時,隨機驅動的自動化核查流程不僅將風險特征納入高風險供應商庫,更通過案例沉淀為訓練更精準的AI識別算法提供數據支撐,持續深化審計人員對企業舞弊機理的理論認知,最終反哺并強化整個組織的風險治理體系。這一從理論建構到技術實現,再到實踐反饋的完整循環,生動詮釋了基礎理論與應用實踐之間相互促進、共同演進的辯證關系,為智能審計在組織微觀治理層面的深化發展提供了清晰可行的路徑指引。

      (四)社會審計智能化

      社會審計的智能化探索,在資本市場這一復雜場域中展開了對基礎理論,特別是數據權與算法解釋權理論的深度攻堅與實踐。它直面并致力于解決“審計深度”與“商業機密”這一核心矛盾,在數據隱私與審計深度的兩難抉擇中,為基礎理論提出的根本性難題提供了創新性的解決方案。如圖4所示。


      圖4 社會審計智能化框架

      在理論層面,社會審計正在完成從合理保證到可持續信任的范式躍遷。傳統社會審計基于抽樣原理提供的或然性合理保證,已難以滿足數字經濟時代對信任質量的更高要求。智能社會審計的理論突破在于,通過AI技術與密碼學原理的創新性結合,在技術上實現了審計師必要的查賬權與企業核心數據所有權的安全分離,使得在不接觸、不窺視企業敏感原始數據的前提下,對財務斷言的整體真實性進行密碼學級別的驗證成為可能。這一突破性進展,為構建更強健、更可持續的資本市場信任機制奠定了理論基礎。

      在技術實現層面,這一范式突破的關鍵支撐來自AI賦能的隱私計算技術的成熟應用。其中,零知識證明技術結合智能合約算法使審計師能夠在不知曉具體交易信息的情況下,驗證企業關于營業收入閾值或壞賬準備充足性等聲明的真實性,從而在保護客戶名單與定價模型等商業秘密的同時完成審計驗證。而同態加密技術則借助分布式計算架構允許會計師事務所對加密后的財務數據直接執行特定運算規則,確保運算結果解密后與處理明文數據完全一致。這些前沿技術的融合發展,正在催生基于區塊鏈的審計眾包平臺和可實時更新的企業數據健康度證書等創新業態。

      在應用實踐層面,這一體系開創了多元協同與動態可信的新格局。具體表現:會計師事務所運用大語言模型技術可為擬融資的科創公司出具證明其營收規模真實性的審計報告,而無須披露任何客戶信息;在大型集團審計中,能夠通過聯邦學習等分布式AI技術對分布全球的子公司加密后的局部財務報表直接進行合并報表層面的校驗。這種創新應用形成了完整的實踐閉環:當企業為尋求合作需要自證財務健康卻不泄露商業機密時,審計方通過應用AI增強的零知識證明等創新技術完成任務,這一實踐成果反過來又推動著隱私保護審計的程序定義、證據標準與理論框架深入研究,最終促進整個行業形成既保護隱私又提升可信度的良性生態。

      五、總結與展望

      本文系統回應了數字時代對國家審計監督體系提出的戰略性要求,致力于構建中國情境下的智能審計學自主知識體系,突破了傳統審計理論的解釋框架,完成了一系列理論建構工作。

      在理論貢獻上,本文的核心在于提出了“理—技—用”三元融合與閉環驅動的學科模型。該模型闡明,智能審計學的知識體系是一個由理論內核、技術前沿與應用維度構成的,具有內在動力與演進活力的生態系統。其一,廓清了智能審計的本體論、方法論與價值論,將其從輔助性工具提升為支撐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戰略性基礎設施,明確了其“治理熵減”的核心功能與相應的倫理規范。其二,系統勾勒了以人工智能為核心的技術簇如何重塑審計范式,實現了從抽樣到全量、從滯后到實時、從洞察到預見的方法論革命。其三,通過解構國家審計、內部審計與社會審計三大領域的智能化路徑,本研究將宏觀理論、核心技術與微觀實踐進行了有機貫通,提供了可操作的“施工圖”,實現了理論建構與實踐指引的統一。

      在實踐價值上,本研究成果為貫徹落實“科技強審”戰略、實現“如影隨形、如雷貫耳”的審計監督目標提供了系統的學理依據與行動框架。所提出的治理型、嵌入式與分布式智能路徑,為各類審計主體在數字時代的職能躍升與價值重塑指明了方向。

      展望未來,本研究開啟的探索仍處于初始階段,以下關鍵方向亟待深化:

      (一)審計大模型的可信化與領域化

      未來需著力研發面向財政、金融等特定領域的專業大模型,攻克其在復雜審計場景下的邏輯推理、因果判斷與決策可解釋性等瓶頸,并建立與之匹配的模型審計和治理體系。

      (二)人機協同的權責重構與制度調適

      隨著AI決策比重的提升,必須在法律與準則層面厘清“人類審計師”與“算法審計師”的責任邊界,構建適應人機混合智能的新型質量控制、職業道德與問責機制。

      (三)自主智能審計范式的探索

      未來的研究應關注具備自我演進能力的“審計智能體”,探索其從海量審計實踐中自主發現新風險模式,優化審計策略的內在機制,推動審計從“人機協同”向“高度自主”范式演進。

      (四)數字原生環境的審計理論前瞻

      面對元宇宙、數字資產等新業態,審計理論必須前瞻性地布局,展開對虛擬實體、智能合約、數據權益等數字要素的審計規則、方法與價值評估研究,構建面向數字文明的審計新范式。

      總體而言,建構中國智能審計學的自主知識體系,是一項關乎國家治理效能與審計事業未來的系統性工程。本研究僅是這一漫長征程的起點。未來的研究需以更開放的學科視野、更堅實的技術創新和更深入的本土實踐,持續滋養與完善這一知識體系,使其最終成為指導中國審計現代化、貢獻全球審計治理智慧的重要理論力量。

      作者:徐超

      來源:會計之友微信公眾號

      編輯:孫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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