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生娃第一大省出爐！“又富又愛生”，連8年全國生育數第一！

越富越不愿生育？城市化程度越高越抗拒生娃？

這種認知可能站不住腳。

最新披露的廣東省人大會議《省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指出：2025年，廣東已連續六年穩居全國唯一出生人口突破百萬大關的省份。

換言之，廣東已連續八年領跑全國，穩坐“第一生育強省”寶座。2024年，全國每十名新生兒中，就有一名誕生于嶺南大地。

這份亮眼成績絕非運氣使然，而是一套立體化支撐體系在持續發力——源源不斷的青年遷入潮、根植深厚的中華家國倫理、精準務實的公共政策供給，三股力量交織共振，共同繪就了廣東獨具辨識度的人口發展畫卷。

人口結構年輕化是廣東孕育新生的“壓艙石”

為何偏偏是廣東脫穎而出？并非其他地區缺乏意愿，而是廣東率先破解了最根本的命題：生育主體在哪里？

須知，生育行為的前提，是擁有規模充足、處于婚育黃金窗口期的青年人口。這一點上，廣東從起跑線就占據了顯著優勢。

截至2024年末，廣東16至59歲勞動年齡人口達8484萬人，占常住人口比重為66.38%，高出全國均值逾5個百分點。

按此推算，全省正處于20至35歲核心生育年齡段的青年人口接近9000萬。

相較之下，東北、西北多地則面臨青壯年持續外流困局，留守群體以老年人和學齡前兒童為主，客觀上已喪失大規模生育的人口基礎。

尤為關鍵的是，廣東不僅本土青年基數龐大，更具備強勁的“人口虹吸效應”！

珠三角城市群中的廣州、深圳、佛山、東莞，已成為全國青年就業創業的首選高地，每年吸引超百萬來自湖南、廣西、江西、四川等地的年輕人奔赴而來。

他們不是短期過客，而是懷揣職業理想與生活規劃的實干者——應屆畢業生、技能型藍領、新興行業從業者，在這里扎根落戶、安頓家庭，工作兩三年后收入漸趨穩定，婚姻與育兒便自然提上日程。

以東莞為例，當地72%的新生兒父母為外來務工人員，相當于每三位東莞寶寶中，就有兩位出自“新廣東人”家庭。

這些年輕人為何選擇在廣東組建家庭、養育后代？答案直白而有力：只要踏實肯干，收入就有保障。

珠三角常年存在約200萬人的用工缺口，無論是進入智能制造業產線、投身物流配送網絡，還是加入本地生活服務平臺，勤勉工作者月薪破萬元已是普遍現象。經濟根基穩固，生育信心才真正落地生根。

傳統文化的浸潤，讓生育成為一種被尊重的生命選擇

有了適齡人群，還需激發內在意愿。此時，廣東綿延千年的禮俗傳統，展現出比行政動員更持久、更溫潤的感召力。

在不少地區，婚嫁成本高企已成為阻礙青年成家的現實門檻：動輒數十萬元的彩禮只是起點，疊加房產、車輛等硬性要求，令許多情侶止步于談婚論嫁階段，生育更是遙不可及。

而廣東的婚俗文化，則如一股清風拂面，奉行“重情輕利、禮到心至”的樸素理念。

珠三角多數區域，彩禮金額集中在數千至數萬元區間，“8888”“9999”等吉祥數字紅包承載祝福之意，不攀比、不炫富、不設限。

潮汕、梅州等地風俗更為開明，不少女方家庭不僅免收彩禮，還主動籌備豐厚陪嫁，唯愿女兒婚后生活無憂。

卸下彩禮包袱，婚戀進程輕裝前行，生育計劃隨之水到渠成。

若說彩禮是婚育關系的“入門券”，那么廣東深厚的宗族觀念與家族倫理，則構成了生育意愿的“長效催化劑”。

尤以潮汕為代表，血脈延續、人丁興旺早已融入族群集體記憶，長輩對子孫滿堂的期盼，甚至遠超年輕夫妻自身。

在潮汕鄉村，凡有男嬰降生，次年元宵必辦“添丁宴”，高懸紅燈籠、廣邀宗親赴宴，全村老少登門賀喜，儀式感十足。

那種被家族認同、被鄉鄰祝福的歸屬體驗，讓生育不再是私人事務，而升華為一種榮耀與責任。

更值得稱道的是，廣東特有的代際協作育兒模式，實質性緩解了現代家庭的撫育焦慮。

祖母承擔日常照護與膳食料理，外祖母負責采購童裝玩具，祖父則主動分擔教育支出與生活開銷，年輕父母下班歸家后，無需再為孩子起居操勞，亦不必為養育成本憂心忡忡。

在這種親情托底、責任共擔的生態中，生育不再是單打獨斗的壓力源，而演化為全家共享喜悅的幸福工程。

政策托舉讓“敢生”“愿養”“能育”真正落地

當青年基礎夯實、文化認同建立，最后一環便是破解“養不起”的現實瓶頸。廣東的回應極為務實：把支持政策寫進民生賬本，落到百姓心坎。

不少地方雖出臺多項鼓勵措施，卻因申領門檻高、兌現周期長、覆蓋范圍窄而淪為“紙面福利”。廣東則堅持“真金白銀、直達快享”原則，讓生育全程基本實現“零自費”。

凡參加生育保險者，從孕早期B超檢查、血液檢測，到分娩住院、剖宮產手術等全部醫療環節，報銷比例高達90%，個人僅需承擔數百元雜項費用。

政策覆蓋無差別對待，無論簽訂正式勞動合同，抑或從事靈活就業、平臺接單等工作，只要滿足參保條件，均可同等享受待遇。

反觀部分區域，臨時用工人員往往被排除在保障體系之外，一次分娩支出動輒數萬元，直接擊穿普通家庭承受底線，勸退效應顯著。

除了解決“生得起”，廣東更前瞻性地攻克“帶不好”這一痛點。

當前市場托育服務價格高企，專業育兒嫂月薪五六千元已屬常態，金牌月嫂收費更常突破萬元門檻，工薪階層望而卻步。正因無人托付，不少雙職工家庭無奈擱置二孩、三孩計劃。

而在廣東，普惠性托育服務已織成一張密實網絡，真正實現“家門口可托、托得起、托得安心”。

廣州市已全面達成“一街道一普惠托育點”布局目標，全市托位總數逾12萬個，居民步行下樓即可抵達公辦托育機構。

在廣州、深圳等超大城市，普惠托育月均收費僅約1500元；在湛江等地級市，價格進一步下探至1000—1500元區間，普通家庭完全能夠輕松承接，徹底告別“沒人帶娃不敢生”的窘境。

如果說托育供給與醫保報銷構成基礎防線，那么廣東各地推出的差異化生育補貼，則是以財政之力點燃生育熱情的“助推器”！

廣州市對第三胎家庭實行每月500元育兒津貼，連續發放至孩子滿3周歲，三年累計可達18000元。

深圳市支持力度更大，二孩、三孩家庭不僅享有一次性現金獎勵，還可優先申請公租房配租，直擊住房這一最大民生關切。

東莞市部分村（社區）政策更具突破性：三孩家庭最高可獲10萬元現金激勵，同步減免義務教育階段學費，并配套發放母嬰用品券、超市購物卡等實物支持。

如此實在、具體、可感知的激勵機制，怎能不讓人心動？

反觀某些地區，生育補貼仍停留在政策文件層面，申領需提交十余類證明材料，流程冗長、審核嚴苛，最終兌現率低，久而久之，政策溫度被程序寒意消解，青年生育動力也隨之衰減。

至此不難理解，廣東之所以能長期穩居全國生育高地，并非偶然疊加，而是青年人才集聚、文化價值引導、制度供給支撐三大要素同頻共振、協同發力的結果。

社會上曾流行一種誤判：經濟越發達、城市化水平越高，生育率必然走低。但廣東用持續八年的實踐給出響亮回答：不是年輕人不愿生，而是原有支持體系未能有效回應其真實訴求。

生育底氣，從來不是靠口號喊出來的，而是由穩定的勞動回報、溫情的家庭文化、堅實可靠的制度保障共同托舉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