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冒死送信救紅軍，二十一年后攜特產進京見主席

1951年9月30日夜，北京懷仁堂，熱鬧非凡的國慶招待會即將開始。

毛主席在人群中駐足，看著一位樸素的中年農婦，忽地眼神一亮：“你是阿春？”

這一聲喚名，讓滿堂賓客側目，也讓那位肩挑兩麻袋土特產的農婦，熱淚奪眶而出。

她12歲為紅軍冒死送信，幾十年默默無聞，卻被毛主席深記于心，她究竟是誰？

她叫鄒亞春，出生在贛南井岡山深處的一個山村里，她的家，比村里大多數人還要窮。

父親是種田的短工，母親常年患病，家中五口人靠地里那點薄產和偶爾背工的零碎收入茍延殘喘。

她8歲那年，正值大旱，田無收、人無糧，父親抱病臥床，母親滿臉風霜，偷偷將她領到一個相隔兩村的大戶人家門前，說是“去幫工”。

等她反應過來，才知道自己成了人家的童養媳，從那以后，她每日起早貪黑地劈柴、生火、喂豬、洗衣，稍有懈怠便被婆婆拿竹鞭抽打。

冬天沒有棉衣，夏天沒有鞋穿，飯桌上也永遠沒有她的位置，一次因洗衣失手摔壞瓷盆，她被逼跪在院中石子地整整一夜。

直到她11歲那年，紅軍來了，紅軍進村的那天，她正躲在柴堆后擦拭手上的傷。

一隊身穿灰布軍裝、腰挎步槍的士兵魚貫而入，挨家挨戶宣傳：“打土豪，分田地！”

她偷偷跑出家門，跟著村口的一群孩子聽紅軍講課，聽得入了神。

幾個身材瘦小的孩子被編入“兒童團”，負責放哨、送信、傳口令。

她也想參加，回去和婆婆一提，卻換來一頓毒打：“你是要我們全家送命？”

她沒有爭辯，只是等到深夜，悄悄翻墻跑到村口，找到紅軍駐地，堅定地說了一句：“我要參加兒童團?！?/strong>

她被分配到崗哨組，負責在村邊高地放哨，一旦發現敵情，就用敲鑼、放雞、燃草等方式發出暗號。

她很快成為最可靠的哨兵之一，不論刮風下雨，從未失誤。

有一回，白軍突然進村，她先一步敲響密鑼，為紅軍爭取了轉移時間，受到了表揚。

12歲那年秋，一場突如其來的大雨將山路沖垮，紅軍主力與前哨部隊失去聯絡，急需有人穿越百里山林送去密信。

“敵情復雜，地形險惡，沿途還有白軍游哨，必須選最靈活、最隱蔽的?！边@是紅軍首長在夜里會議上說的話。

沒人想到，年僅12歲的鄒亞春會走上前來，聲音干脆利落：“我去?！?/p>

就這樣，一封塞進竹筒的密信，被她綁在腹帶里，她穿著破布鞋、背著干糧，從密林邊緣一路翻山越嶺，走向數十公里外的接應點。

山中多蛇獸，她不怕；雨夜濕滑，她用藤條纏住鞋底咬牙前行；幾次遇到白軍，她便鉆進墳堆、泥塘躲藏，全身被蟲咬得通紅。

三天三夜，滴水未進，她咬著牙將信送到，這一趟，她完成了任務，也贏得了全隊的尊敬。

送信歸來之后，鄒亞春在井岡山的名聲悄然傳開。

戰斗一場接著一場，井岡山周邊的局勢愈發緊張，反動派的圍剿像潮水一般反復涌來，紅軍幾乎沒有一天真正安穩的日子。

鄒亞春也跟著部隊不停轉戰，白天，她是宣傳員，挨家挨戶敲門，給鄉親們講紅軍為什么來、窮人為什么要團結。

夜里，她又成了崗哨兵，抱著木槍站在山口，一站就是幾個時辰，困了就咬舌頭提神，生怕一閉眼，敵人就摸了上來。

遇到戰斗，她立刻換成救護兵，在槍聲和硝煙里往返奔跑，把傷員一個個背到后方。

1930年春，一次異常慘烈的戰斗，徹底改變了她的人生軌跡。

那天，敵軍發現了紅軍的隱蔽駐地，為了逼部隊現身，竟在山下點火燒山。

火借風勢，迅速蔓延，濃煙遮天蔽日，紅軍一邊突圍，一邊搶救傷員，場面混亂至極。

鄒亞春正在協助轉移一名傷員，忽然被滾落的火舌逼退，左腿被烈焰灼傷，皮肉翻卷，疼得她當場跪倒在地。

等她再被人拖出火場時，已經站不起來了，更不幸的是，她和幾名同伴沒能及時撤離，被隨后趕來的敵軍俘獲。

她被關進了一個骯臟潮濕的豬欄，敵人輪番審問，用皮鞭抽、用水灌，逼她交代紅軍的去向和聯絡點。

她年紀尚小，傷口持續潰爛，高燒不退，意識時常模糊，可無論對方怎么威逼利誘，她始終咬定一句：“我只是個放牛的孩子，什么都不知道?！?/strong>

敵人見她既吐不出情報，又眼看活不長了，索性把她當成“廢人”，扔在豬欄里自生自滅。

一天夜里，一名路過的山民發現了奄奄一息的她，這個青年名叫郭光椿，是五斗江附近的普通農民，曾受過紅軍的幫助。

看到豬欄里這個渾身潰爛、卻仍緊攥著一塊紅布的女孩，他幾乎沒有猶豫，連夜把她背回了家。

那段日子，郭光椿用草藥為她敷傷，用米湯一勺一勺地喂她，硬是把她從鬼門關拉了回來。

傷勢稍有好轉，鄒亞春便開始打聽紅軍的消息，傷還沒好利索，她便拄著木棍，悄悄離開郭家，重新去尋找組織。

幾經輾轉，她終于重新回到了革命隊伍中。

1934年秋，紅軍主力決定戰略大轉移，開啟震驚世界的長征，無數人整裝待發，背負著沉甸甸的希望與責任，踏上那條布滿荊棘的征途。

而就在隊伍隱入山谷、旌旗逐漸遠去的那一刻，14歲的鄒亞春，卻被留下了。

紅軍走后，井岡山立刻陷入一片白色恐怖，國民黨派出特務、軍警、還聯絡當地土匪，四處搜捕。

大清洗一次接著一次，每天都有人被抓、有人失蹤，在這樣的日子里，鄒亞春沒有逃。

她將自己深藏起來，白天是普通農婦，耕地、放牛、洗衣服；夜晚則悄悄聯絡零散的地下黨員，傳送情報、傳遞紙條。

這一年，她的弟弟被敵人抓走，遭酷刑致死，全家再無青壯，田里全靠她一人撐著。

她躲過一次又一次突襲，幾度與死神擦肩而過，卻從未起過“算了”的念頭。

隨著抗戰爆發，國共再次合作，井岡山短暫迎來一絲喘息。

可當日本飛機轟炸南昌、長沙，戰火再度蔓延時，她又一次卷起行囊，走上支前道路。

她為前線送飯、縫衣、背水、熬藥，仍然不穿軍裝，不留姓名。

新中國成立前夕，鄒亞春已年過三十，1950年，土地改革鋪展開來，她分到了田地，也住進了新修的磚瓦房。

干部來訪，記起她曾是“老交通員”，提議給她安排輕松點的工作，她卻說：“我不識多少字，不會講話，就繼續種地吧，哪兒需要，我就在哪兒?！?/p>

她仍過著清苦的日子，一身舊衣穿十年，一日三餐粗茶淡飯，但她對生活沒有怨，對黨沒有悔。

1951年秋，一紙信箋從北京發出，沿著郵政專線，穿山越嶺，最終落在了江西井岡山下那間低矮的磚瓦屋前。

信是紅色封皮，上面印著“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字樣。

那天，送信的郵差還沒進門，鄒亞春就聽到孩子們在外頭驚呼：“阿春嬸子，毛主席來信啦！”

她雙手顫抖著接過信，那是國慶前夕，毛主席親自簽發的國慶招待會請柬。

信中點名邀請“原井岡山紅軍兒童團員、紅色交通員鄒亞春同志”前往北京，參加10月1日的建國兩周年慶典。

消息傳遍全村，鄉親們奔走相告，有人放下鋤頭，有人拎著自家釀的米酒，紛紛上門祝賀。

她翻出箱底那件最干凈的藍布衫，卷起褲腳，在村人幫助下，準備了兩只沉甸甸的麻袋。

里面裝的，不是她自己的東西，而是全村人托她帶給毛主席和中央領導的“心意”：山里的板栗、臘肉、筍干、紅薯干，還有一包包親手縫制的土布鞋。

進京的火車上，她穿著樸素，肩挑兩麻袋土特產，一路走得格外吃力。

有人覺得奇怪，這么大歲數的農婦，誰會在意你帶了什么？

可她知道，這不僅僅是東西，這是她從硝煙中走出來的信念，是山里人對新中國最樸素的托付。

1951年9月30日夜，北京懷仁堂燈火輝煌，嘉賓云集，共和國元勛、國際友人、各界代表濟濟一堂，氣氛莊重又熱烈。

就在一片衣香鬢影中，一個肩背風霜的身影出現在大廳門口，那是鄒亞春，手里還提著沒來得及放下的麻袋。

她一走進大堂，就被毛主席看見了，那一刻，毛主席正在和外賓交談，忽然止住話頭，快步迎上前來：“你是阿春！”

鄒亞春站住，嘴唇哆嗦，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是淚水簌簌而下。

她沒有敬禮，也沒有擁抱，只是像從前那樣，猛地立正站好，大聲說：“報告主席，井岡山人民向您問好！”

毛主席伸出雙手，將她拉住：“阿春，我一直記得你！”

隨后，朱德總司令也聞訊趕來，一見她便哈哈大笑：“阿春，還記得我給你偷紅薯吃不？”

第二天，她登上天安門城樓，親眼看著五星紅旗冉冉升起，國慶之后，她留京幾日，看了越劇《紅娘》，登了長城，還被安排錄制采訪。

她講井岡山的故事，講兒童團的哨卡、豬欄的審訊、麻袋里的干糧。

很快，她的名字登上了報紙，也出現在中央新聞簡報中，從此之后，這個在歷史深處沉默守望了幾十年的女人，終于被全中國記住。

可她自己，卻依舊如往常一樣低調，回鄉后，她仍種田、喂豬、幫村里帶孩子，人們問她為啥不留在北京？她擺擺手說：“井岡山才是我該待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