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業失敗的95后北大學霸，去了工地搬磚

過去的一年，他不僅“脫下了長衫”，甚至開始反思精英主義。

文｜《中國企業家》記者胡楠楠

編輯｜米娜

圖片來源｜受訪者

2025年年底，伯喜服飾（bosie）創始人劉光耀去蘇州周莊玩，他看中了一幅標價120元的毛筆字，卻開口砍到了20元，最后花了三十多塊錢買下來了。

兩年前的他則對價格絲毫不敏感。那時，他是外界眼中的清北學霸、95后明星創業者，是國內首家無性別服飾品牌bosie的董事長。2024年年初，他在上海打車，當司機師傅穿著西裝、戴著白手套給他開車門時，朋友在一旁看呆了，“這不是兩公里嗎？”問他花了多少錢，劉這才看了眼賬單：“86元”。而這5分鐘的路程，打普通車也就20元。朋友在大廠上班，雖年薪百萬，卻也不得不調侃他，“我知道你為什么創業做不好了。”

這句話，點醒了劉光耀。因為在2023年，他的公司陷入困境。2024年，他又從云端跌到谷底，他個人還因一筆結合了婚姻的融資，被全網嘲諷，給他貼上了“贅婿”的標簽。（詳情見2024年報道：《對話劉光耀：沒想到我是以“贅婿”的身份出圈了》）

劉光耀是山東淄博人，出生于1995年。從小到大，他一路順風順水：是山東淄博的高考文科狀元，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本科畢業后，保送至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讀研。2018年，他在讀研期間休學創辦了bosie。創業6年里，公司融資超5億元，投資方中不乏真格基金、五源資本、金沙江創投等知名投資機構。

但過去幾年，隨著新消費行情遇冷，融資困難，加上一些重大決策失誤，bosie出現了經營危機。目前，公司雖還能維系，“但（現在）那點盈利根本不夠看”，劉光耀坦承，bosie目前還欠著供應商1000多萬元的債務。

經歷了創業失敗、婚姻失敗、個人光環破碎后，劉光耀陷入了迷茫，他想重新尋找人生的意義。

過去的一年，劉光耀不僅“脫下了長衫”，甚至開始反思精英主義。他嘗試體驗現在的年輕人都怎么養活自己——他在杭州找了一個工地搬磚，他跟工頭說，我是北大博士，工頭壓根不信他。而他也只干了半天小工，就覺得太辛苦，堅持不下去了，最后工頭也沒給他錢。之后，他甚至還曾去給老人洗澡。

而在經歷一次“瀕死體驗”后，他更覺得人生沒有什么放不下的了。

去年8月，他在耶魯大學研學，在一場同學晚餐會上，他喝了幾杯酒后，暈倒在衛生間，“人還有意識，但喘不上氣。”劉光耀形容那種窒息感。幾分鐘后，他被同學發現，打了911送去了醫院。“那是我這輩子最痛的一次經歷，還有一次就是犯了急性闌尾炎。”劉光耀說。那之后，他就決定要活得更大膽一點：不要怕被罵，不要怕輸，不要怕別人的誤解。

2022年，他進入北大光華管理學院讀博士。2025年11月，沉寂一年后，劉光耀正式復出。現在，他有一個3人的小團隊，目前已和一家教育機構簽約合作，開發知識和社交產品，落地“幫1000個年輕人找工作”的“野馬計劃”；他還出了一本個人的書；未來，也不排除會做個人的服裝品牌，賣一賣……

12月底，在北京一家咖啡館，劉光耀接受了《中國企業家》專訪。他反思了自己為什么創業失敗，也意識到了自己的長短板——不擅長商業、管理、風險控制，但擅長表達、創意、品牌等。他也更明確，30歲后，他要做的不再是彌補弱點，而是發揮自己的天賦，讓長板足夠長。

一位和劉共事7年的同事告訴《中國企業家》，經歷這些后，他成熟了許多，“他現在能稍微理性一些了”。而以前同事們對他的評價是，“劉光耀非常喜歡在深思熟慮后，做出最沖動的決定。”

雖然想通了很多事，但劉光耀也清楚自己的底色沒有變——他仍很關注自我，在意外界的評價。2024年8月，因公開婚姻問題將自己置于輿論漩渦后的那段時間，他一個人在家不說話，只是不停地翻著各個社交平臺關于他的評論——看差評，“我不斷地去揭那個傷疤，揭到最后我麻木了。”

這次復出后，他做好了被網友“罵”的準備，但出乎他意料的是，前段時間，他開了直播，還接受了一個訪談，視頻發出后，他一條條地翻評論，最后發現沒人再罵他，他覺得世界很神奇。

以下為劉光耀的自述（有刪減）：

我為什么創業失敗了

有一天，一個哥們提醒了我，讓我意識到我為什么創業失敗了。

當時我倆在上海，要打車去一個地兒，大概就兩公里。我叫了個滴滴，來了一輛豪華車，我哥們問我多少錢，其實我都沒看價格，因為我的滴滴當時默認就是豪華車，后來我一看，大概是86塊錢。

他就不理解這個行為，他說，我知道你為什么創業做不好了，這種情況如果放大到企業，是不是你失敗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我當時一下就醒悟了。

我那時是無意識的，不是我要裝或怎樣，而是我對經濟價值毫無概念。首先，豪華車和專車沒太大區別，但價差太大了，一個是86塊錢，一個可能只要20塊錢，兩公里也就5分鐘的路程，相當于我多花60多塊錢買了個寂寞。

后來，我變得對錢非常敏感。比如跟供應商批量進一件衣服的紐扣，原來我絕對不會關注價格。現在，一個紐扣是七毛還是六毛五，對我來講意義很大，可能這最后也改變不了公司命運，但我的觀念發生了很大變化。

我原來點菜也從不看價格，現在，我都要算這個菜的分量和性價比，這菜是不是更容易吃飽。我現在還是個砍價殺手，任何人想賣給我東西，我都能砍得他屁滾尿流，原來我從不砍價。但我不覺得這種變化可恥，反而讓我更理解真實的生活是什么樣。

創業那幾年，我浪費的錢真沒法說，說著就想扇自己。

我還記得，我們公司門口放了一個TVC廣告片，2分43秒，造價180萬元。每次看到它，我都頭大，不知道當時我為什么要拍那個東西，完全沒過腦子。所以我說，每年看過去的自己就像看傻子一樣。我相信每個年輕創業者順利時都干過這種事，我可能是干得比較離譜的。

2021年，我們在上海淮海路開了一家門店，那更徹底拖垮了bosie，就像拿破侖打的那場滑鐵盧戰役。那個店太夸張了，一個店花了1.2億元，還不是買下來的門店，只是指租金和裝修。當時，我們二樓還放了一個很大的裝飾品——鵝，光那個鵝就花了上百萬元。最后拆的時候，鵝沒地兒放，運回總部又要花幾萬元，我思前想后，最后原地銷毀了。

這讓我想到了《阿房宮賦》，那家店就是我的“阿房宮”，是我的噩夢。我現在每次在上海都不敢路過淮海中路，要繞著那個地方走。

其實店的選址還OK，名創優品創始人葉國富還去看過那家店，他當時說，這店挺有意思。但問題在于階段不對，當時bosie還沒有達到組織、資源可以支撐這么大一家店的階段。對我來講，這是一個很大的教訓。

很多粉絲安慰我，你這么年輕，踩了這么多坑，是好事，因為這些坑都不一樣，比如開大店的坑，創業融資的坑，結婚、離婚的坑……我也在安慰自己，“坑，總是避免不了踩。”如果同樣的錯誤我反復犯，那說明我活該，對吧？但不一樣的錯誤多犯（就還好），只是不知道還有多少不一樣的錯誤在等著我（笑……）。但我覺得應該差不多了，不能老犯各種類型的錯誤。

我的長短板

踩過這么多坑之后，我覺得有兩件事兒我可以盡量避免：

一、在進行戰略決策時，我會更加謹慎和民主，一定要充分討論，且足夠開明地去做決策。

當時開上海淮海路那家門店時，我們內部有明確反對的聲音——我們的CFO，直到現在我也很感謝他。他那時就覺得這個店風險太高，但我當時一意孤行，做決策也很沖動。他們評價我，劉光耀非常喜歡在深思熟慮后，做出最沖動的決定，這是對我性格的描述。所以以后我一定要多和團隊討論。

2024年寫那封信（《致信邦集團董事長安吉女士書：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是因為我一時沖動。當時，我正好一個人在北京，團隊不在身邊，如果他們在我身邊絕不會讓我發出去。因為他們是做IP運營的，知道這個東西的殺傷力有多大。但我正好在北京出差，在酒店里一氣之下就用微信公眾號發了，之后再刪就來不及了。

二、在運營管理的成本控制和風險控制方面，我的重視程度不夠。

我原來有一個非常不好的創業觀點——創業公司就是要增長，增長可以掩蓋一切問題，你的長板要足夠長。現在我覺得這個觀點不適用于消費品行業，消費品公司不能有超短板。甚至我認為，有些消費品沒有超長板，但它就是四平八穩，這水也不會漏。以前我們是超長板確實很長，比如創始人的融資能力、營銷能力、品牌打造能力（都很強），但超短板直接就把公司的下限拉低了。

這是上次創業中我總結的兩個最大教訓：一個關于戰略，一個關于公司長短板和運營。

我個人的長短板也很明顯。我非常適合做Marketing（營銷）、Branding（品牌建設），比如對外輸出，就是我的舒適區，這是我的天賦。

bosie的項目早期，由于我的個人色彩很重，讓公司獲得了超出業務價值以外的溢價。后來我也反思，雖然那時公司業務不錯，增長也很快，但畢竟只是個賣衣服的，怎么能拿到那么高PS（市銷率，給公司估值的指標）的估值。

后來投資人也納悶，“當年我到底為啥投給你兩個億？好像聽你聊完，就覺得這事行。”我說，我也不知道當時都講了啥。我們當時都陷入了一種狂熱情緒中，大家都感覺劉光耀這個人能弄成大事。

包括創業前5年，我的精力主要都放在了前端，后端疏于管理，這也是一個很大的錯誤。我不擅長管理，管理上我很容易心軟。但我覺得當時在團隊搭配上也沒做好，我應該找一個人專注地盯在后端——控制成本、品質，控制公司的整個運營風險。目前，bosie是我的合伙人，也就是原來的聯合創始人在管，但大事我還是要參與。

如果再創業，我會把自己放在一個合適的位置上。我負責的肯定不會是商業那部分，比如和數字、數據、運營、管理相關的，我會pass掉。我的理想模式是，有一個負責商業的CEO，我給他做合伙人或聯創，或者我負責戰略、創意和營銷部分，他專心管理這家公司。

到了30歲，我非常堅定，我必須要把天賦發揮出來，而不是拼命再彌補我的弱點。因為我就是這樣的性格，所以我要順應我的性格，順水推舟、順勢而為。

我就不明白我當時為啥要做服裝。這個行業太卷了，在中國，衣和食這兩個行業真是碰不得。但每次當我想到為什么選服裝，我都想，還好，沒有選最差的一個（餐飲）。（笑）

如果重來一次，我肯定直接專心做個人IP了。拿當年開店那1.2億元去做直播，現在也飛得沒邊了，可能1億的粉絲都有了，之后再做什么都行，做知識主播也可以，做電商主播也可以，這就是選錯行了。但那時候年輕，即便做起來，沒準也會面臨類似的問題，可能會說錯話或者太狂，也會爆雷。不過客觀來講，去做IP、做超級個體應該是我的最優選擇。

債務慢慢消化

目前，bosie欠供應商的錢大概有1000多萬元，其實不多，但這部分債務要用凈利潤去還，至少也得還六七年，而且過程中還可能面臨很多不確定性。

不過債務的問題我也想得很清楚，交給時間，慢慢消化。金額就這么多，也不是堆了幾十億元的債務，我覺得是可控的。我的心態也很好，我們稱之為“凍結療法”，先凍住（現有債務），鎖住債務上限，不要增加新的債務，這是我的核心訴求，然后再把現有的債務慢慢消化。

律師之前也建議過，要么抓緊把公司清算了，但我覺得公司只要還能繼續運營，那就運營。說句不好聽的，房貸也得還三五十年，咱當房貸還，對吧？任何公司都有負債，只要你的現金流還能維系，公司還有點兒剩余價值，就把它維系住，雖然確實很難。

投資人也問過我，你能不能回購？我說1塊錢可以，超過1塊錢就算了，我也沒錢。后來投資人也理解了，因為這兩年他們見得也夠多了，也被市場教育了很多次。而且我們能想的辦法也都想過了，大家后來發現，你再逼他也就這么回事兒。

我身邊也有好多被限高的創始人，他們說，沒被限高的都屬于混得一般的，說明你欠的錢不夠多（笑）。好多人已經被限高三五年，甚至10年，他就坐綠皮火車。我喜歡一個人開車，這次去三亞跨年，一個人來回開了50個小時。

我去年去美國時，還碰見了柔宇科技創始人劉自鴻，我們很早就認識。他現在在硅谷創業。包括ofo創始人戴威，我們也經常聊天。

我為什么沒像他們一樣在硅谷那邊創業？（柔宇）自鴻哥他在斯坦福讀的研究生，所以硅谷那些文化對他的影響很深。而我從小在山東長大，你想想，山東人傳統得不行，是最土著、最傳統的中國人。我跟他們講，山東之于中國，就和美國的得克薩斯州一樣。所以，讓我去國外不行。我整個思維方式、文化傳統，都很中國。

你看我這名字，光耀——光宗耀祖，怎么出去？所以，我寧可在國內被限高，我也不出去干。

未來，我們想把這家公司變成輕資產模式。因為bosie品牌還有價值，它算是中國第一個無性別服裝品牌，我們想把這個商標作為公司核心資產，授權給外部設計團隊，他們給我們抽成，比如每賣100萬元分給我們百分之幾，這樣能保證公司一直有利潤，我也完全不用管理了。

我也在謀劃一些小事做，比如我們可能做一個偏運動、戶外的服飾品牌，個人IP+工廠直供模式，我們自己賣賣看，但我不想再做一個很商業化的品牌。這也是我深入這個行業7年，得出的唯一答案。

我覺得，今天年輕人創業的模式有了變化，變成了工作室、工坊模式，可能團隊就3～5個人，然后用極高的效率完成一件商業閉環的事兒，同時這個事有一定的垂直需求和價值，我覺得這是未來的創業模式，現在再拉大旗、扯虎皮，搞一個大攤子，我覺得很難。

近期，我們也剛談好一個戰略合作，做知識付費產品。我得一直活躍，保證機會來的時候，自己還在牌桌上。就和演員接戲一樣，可能不知道哪個戲就火了，但他得活躍。

20多歲時，我天天想上福布斯富豪榜

從耶魯回來之后，當時我不是想，給年輕人找工作嘛，我就好奇，今天還有年輕人去工地搬磚嗎？我就在杭州找了個工地搬磚。我跟工頭說，我是北大博士，他死活不信，我說你先給我安排活，我干了半天活，什么病都治好了，心病也好了，身體上的病也好了。

我干的是小工，最簡單的活兒，就是把一部分東西搬到另一個地方，一天到手工資大概120元～150元。但他一分錢沒給我，他說，你這效率太低了，讓你干就不錯了。我說，你不給我錢，我也不干了，我就走了，我一共就干了半天。那個活兒非常非常非常難堅持。

我經常去健身房運動，但你在健身房待兩小時，不抵在工地待20分鐘。后來我就批評身邊那些所謂的精英同學，他們說在投行“搬磚”，在大廠“搬磚”，我說你們搬的是什么磚，你們去搬真正的磚試試，你去工地搬一天磚，你就碎了。

劉光耀在工地上

那件事之后，我的立場就發生了變化，開始有點反精英主義，我也沒有架子、沒有包袱了。當我失去很多東西時，比如公司不好了，婚姻沒了，個人名譽也受損了，我就意識到，如果有一天我幾乎一無所有了，我開始擔心和焦慮一些事了。比如生存壓力、我接下來的幸福、快樂來源是什么。這時，我再和身邊大部分的年輕人溝通時，我發現大家面臨的問題差不多——每個月的生活費從哪來？物質基礎怎么辦？幸福感、意義感從哪來？

兩年前，我吹牛說，你們28歲能想象得到的一切，我基本都得到了。我那時的想法是，功成名就后開始幫別人，當時還是一種俯視的視角。但經過2024年對我的沖擊，我的價值觀發生了很大變化。現在我覺得，大家不要總以成敗和窮富論英雄。

之前，我也太追求完美。但當經歷2024年離婚那件事，我被迫放棄了對完美的執念，因為破鏡無法重圓。但我可以在破碎的廢墟上，重建起自己新的美學秩序。

我追求的東西也變了。

22歲那年，我定了一個8年計劃：30歲時，我務必要成為上市公司董事長。創業時，我那時天天看福布斯富豪榜，最接近時，它的門檻是20億元，我那時身家差不多到一半了，當時我才二十五六歲，感覺已經觸手可及，你知道嗎？我就天天盯著，我要上榜，要拿小紅花，20多歲就天天琢磨這個事。

現在就沒有這些量化目標了，我只有兩個目標：一是體驗，豐富的體驗，幸福的體驗；二是影響，積極的影響，深遠的影響。這兩個關鍵詞可以概括我現在所有的行為。比如我現在的目標，就是把我團隊3個人的工資發出來，這就很好了，踏實太多了。

我現在常說一句話，別向外求，向內求；別向上看，向前看。時代變了，向外求已經不行了，也別向上看，你老盯著上面看，會很痛苦。

“瀕死體驗”后，我決定活得更大膽

去年8月，我在耶魯大學時有過一次“瀕死體驗”。那之后，我就“生死看淡”了。

當時，我參加一個同學晚餐會，喝了4種不同的白葡萄酒，每種都喝了半杯，然后我去上廁所，一下就不行了，喘不上來氣，但我的意識還清醒。我就躺在地上打滾，大概一兩分鐘后，有同學過來看見了我，他開始以為我喝多了，但一看我那個狀態就覺得有點詭異，嚇得趕緊打了911，送去急救。

在美國，劉光耀被送上救護車

那次很搞笑。我到醫院先吸氧，一吸氧，很快就好了很多。美國醫院效率也很低，還沒輪到我，我病都好了。最后醫生給我做了一些基礎體檢，沒任何問題，血壓也很正常，呼吸也很正常，基本指標都正常，也沒有食物中毒的現象，實在查不出問題。他覺得我可能就是喝多了，但我說我沒喝多，我一個山東人，不可能喝多。

那是我這輩子最痛的一次經歷。之后我就琢磨，如果當時萬一真“走”了，想想這30年，也不虧，在30歲能經歷這么多，也夠本兒了。那一刻我就決定，我的人生要活得更大膽一點，不要怕被罵，不要怕輸，不要怕別人的誤解，就大膽地活。因為你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個先來。

原來我為什么不敢重新出來？我就怕出來后，人家又黑我，好不容易走出來了，也怕再有心理陰影。

但那次之后我基本沒什么負擔了。我還是要發聲、做IP。我在表達上有天賦，為什么不把這個天賦發揮出來？復出后，我開了直播。很神奇，（直播間里）沒人罵我。包括我近期做了一個訪談，發出后我一條條地翻評論（，也沒人罵我）。我說，這什么情況？后來我想，可能大家這兩年心態都發生了變化，理解了年輕創業者的不容易，其實私人的事沒有對錯，單從創業者的角度看，大家都很難。不過直播間里還是會有供應商過來說，“你還欠我們一點錢，能不能還一下。”

我還是得保持生命力，不能那么消沉。我覺得，只要我活躍起來，公司就有機會。而且作為一名創業者，既然是為了折騰而生，那就得折騰，不折騰這輩子就沒機會。先去做嘛，等好機會來的時候，我覺得會砸到頭上的。

我看過很多網紅朋友或CEO朋友，有走極端的，也有的說這輩子啥也不想干了，但我不行，我閑著能閑出病來。我的內核從小到大都很燃，能量值很高，他們評價我是那種易燃品、自燃品——“說著說著自己就燃了”。而且我特別能把自己哄好，自愈能力很強，不管遇見啥事，我能很快和自己和解。我屬于外耗型人格，不內耗。

就像2024年那封公開信，別人說，任何一個理性的企業家、創業者，都不應該那么做。但我要是不寫那封信，可能就把自己耗病了。雖然發出來后，我確實受到很大損失，但心態好了一點。所以我覺得，能自燃和自愈，是我的兩大特點。但說實話，自愈的過程還是很艱難的，畢竟我這輩子從沒受過這么大規模的個人攻擊。

我特別喜歡古希臘神話里一個人物，叫西西弗斯。他被神懲罰了，要不停推石頭，石頭推上去，掉下來，他一輩子就要推這個東西，而且他不能死。我們以前認為，西西弗斯很痛苦，但今天，我們應該認為，西西弗斯是幸福的，他每一次推石頭的過程，應該是開心的。

我們每個人都是西西弗斯，創業不就是這樣，推上去再下來，再起來再下來，所有企業都是這樣，真正能一直站在山頂的人是極少數。但因為這樣我們就不推了嗎？不。這不是我的價值觀，我還是要推。因為我覺得，推的過程本身就是意義。

所以對我而言，與命運和解的方式，就是“哥們要戰斗”。一定要像今天這樣，不管發生什么事兒，我得繼續戰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