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門閥壟斷到寒門通途，科舉制為何能延續1300年？

打破了世襲與舉薦的科舉制，其橫跨隋唐、宋元、明清，經歷王朝更替、社會變遷，卻始終沒有被真正取代，直到1905年才正式退出歷史舞臺。

但若把時間拉長，就會發現一個更值得追問的問題：

為什么偏偏是科舉，而不是別的制度，能在中國歷史上活這么久？

答案并不在于它先進，而在于它解決了一個任何古代國家都繞不開、卻極難處理的問題：

如何在不依賴血緣、門第和私人關系的前提下，持續、穩定地選拔一支能被社會接受、又服從中央的官僚隊伍。

門第在前、能力在后：科舉出現前的結構性困局

在科舉之前，中國并不缺選官制度。

西周的世卿世祿，以宗法血緣為基礎；春秋戰國之后，這套體系逐漸瓦解，卻留下了身份優先于能力的制度慣性。

進入帝國時代，漢朝用察舉制、征辟制取代世襲，表面上強調德行與才能，實際上仍高度依賴舉主的私人判斷。

盡管漢代存在策問、試經等考試形式，但考試并不起決定性作用。

舉薦才是關鍵，而舉薦權掌握在地方官員與中央權貴手中。

這意味著，選官并不是一套可復制的制度程序，而是一張由人情、關系與地方勢力編織而成的網絡。

魏晉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本意是糾偏，卻在門閥政治的現實中迅速異化。

品評人才的權力被士族把持，最終形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局面。

官僚體系出現制度性固化，地方豪族對政治的控制力，甚至反超中央。

真正的危機，并不只是不公平，而是皇權逐漸失去對官僚來源的直接控制。

當中央必須依賴地方、依賴門第來選人時，任何集權治理都難以長期穩定運行。

舊制度的問題，并非統治者看不見。

東漢中后期，對察舉制失真的諷刺已廣泛流傳。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漢順帝推行陽嘉新制，要求被舉孝廉者先行考試，儒生考經學，文吏考章奏。

史家甚至評價其無異于后世科舉之法。

但關鍵在于，這一步改革仍然只是修補。考試只是資格門檻，而不是裁決機制。誰能進入體系，依然取決于舉薦。

魏晉南北朝時期，考試環節越來越嚴密，南朝齊時在秀才科測試中首次引入了明確的標準，考試不合格者明確排除在錄用范圍之外；北朝甚至當場斥退不合格的舉人。

這恰恰說明，當時的統治者非常清楚：不用考試，官僚質量已經無法維持。

然而，考試的重要性在提升，入口卻始終不自由。

能不能參加考試，仍然依附于身份與推薦。制度在出口處變嚴，卻在入口處妥協。

隋朝廢九品、行分科舉薦，常被視為科舉起點，但從制度本質看，隋仍停留在察舉軌道之內。

考試沒有成為決定性力量，士人也無法自由投考。真正的斷裂，尚未發生。

真正的轉折：考試成為“裁決者”

科舉真正成立的關鍵，并不在于有沒有考試，而在于考試是否掌握最終裁決權。

當唐初明確允許士人“投牒自應”，不再要求必須經官員推薦時，選官邏輯才發生根本變化。

此后，考試不再是對關系的修飾，而是直接決定去留；身份不再是入場券，成績才是唯一憑據。

這一變化，使中央第一次穩定地掌握了選官入口。地方無法再壟斷人才輸送，門第也無法在制度上阻斷寒門上升。

在這一過程中，讀書被制度性地轉化為政治資格，社會無需強制動員，便會自發投入教育與文化積累。

科舉不只是選官工具，而成為國家吸納治理資源的核心機制。

唐代讓科舉站住了腳，但真正讓它無法替代的，是宋代。

五代的頻繁動蕩，讓宋朝對武人專權產生深刻警惕。

宋代不需要依附私人武力的官僚，而需要穩定、可控、制度化的行政群體。科舉，恰好滿足這一需求。

宋初通過廢除公薦、強化殿試，將科舉推到唯一正途。

士人不再依附考官或地方勢力，而是直接面對國家。皇權通過考試程序，牢牢掌握最終裁決權。

與此同時，因現實的需要，宋代對考試公平性非常看重。

士人數量激增，競爭激烈，一旦科舉失去公信力，整個官僚體系都會動搖。

因而，鎖院、糊名、謄錄等制度被系統化，科舉逐漸形成高度程序化的運行模式。

更重要的是，宋代讓科舉與社會結構深度綁定。錄取者可以直接進入官僚體系，而對于多次落第的年長士子也會有特別優待，專門開設特奏名恩例制度獲得入仕機會。

潛在的不穩定因素，被轉化為秩序的一部分。科舉由此不再只是篩選工具，而成為社會穩定器。

科舉的退場：不是失敗，而是任務完成

1905年，科舉被正式廢止。表面看，這是一次制度終結，但從更長的歷史視角看，這更像一次自然退場。

科舉所要解決的，是傳統農業社會中官僚來源的問題。

當國家治理開始高度專業化，單一以經學與程文為核心的選拔方式，已難以適應近代軍事，財政，外交，工業等領域需求。

因此，科舉并非走不通，而是不再合算。它是廢于時，而非廢于制。

即便如此，它的核心理念并未消失。考試選才、公平競爭、以制度而非關系決定去留，對于現代社會仍有借鑒意義。

科舉退出了歷史舞臺，卻把最重要的邏輯留在了舞臺中央。

它之所以能延續一千三百年，并不是因為完美無缺，而是因為在漫長的歷史中，沒有任何制度，比它更適合完成那項任務。

而當任務改變時，他選擇退場。

參考信源：
金錚．《科舉制度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