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央黨校副校長總結“中國官場三大定律”

作者：王東京，原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 本文原刊載于《中國經濟快訊周刊》，原題《中國官場三大定律——對現行干部體制的經濟學解釋》

　　第一定律：

　　地方越窮人們越想做官

　　倘若從現象觀察，人們不難發現一個事實：就是地方越窮，想做官的人越多。比如北方經濟不如南方發達，北方人就比南方人喜歡做官；內地經濟趕不上沿海，內地人則比沿海人喜歡做官；中國經濟落后于美國，故中國人普遍比美國人喜歡做官。

　　最近幾年，國內不斷有買官的事在媒體曝光，也有不少人被罷官判刑。如讀者細心，留意一下案發地點，這類案件，都差不多發生在貧窮省份，或者是發達省份的貧窮地區。貧窮地區何以頻頻出現買官呢？經濟學的解釋是：一定局限條件下的經濟人本性。

　　經濟學講經濟人，有兩層含義：一是說人是理性的；二是指人是自私的。既然人是自私的，必定要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既然人是理性的，就一定會尋求在局限條件下實現利益最大化的辦法。

　　比如貧窮地區，人們收入低，投資沒本錢，做生意沒市場。所以要改善自己，就得與政府扯上關系。因為這些地方，國有經濟比重高，而國有經濟由政府管著，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不進政府的門，成不了政府的人，政府的餐桌上沒你的飯碗，國家的大鍋飯肯定與你無緣。

　　我曾聽朋友講過一個笑話。說是春節期間，有一四川民工南下打工，由于人多擁擠，不小心打破了火車上的玻璃。列車長讓他賠，他說，火車是國家的，國有資產是全民資產，也有我一份，國家的東西我什么都不要了，就要現在這塊玻璃，打破了也就不賠了。可列車長說，這塊玻璃不是你的，弄壞了還得賠。

　　此事是否當真，筆者無從查考，但它至少說明了一個道理，國有資產說起來是全民資產，但平頭百姓卻沒有支配權。國有經濟，實際上是政府所有制經濟，政府所有的東西，都是由官員支配的。

　　設想一下，如果打破玻璃的不是那位民工，而是鐵道部門的某位局長，列車長會讓他賠嗎？也許列車長解釋說，民工乘車是因私；局長乘車是因公。既然因公是一種特權，損壞東西可以不賠，你說誰不愿去因公呢？所以貧窮地區人們想當官，多半是看透了當官與國有經濟的特殊關系。

　　人要生存，每天都得吃飯，民以食為天嘛！別看吃飯是平常小事，可當不當官，吃法也大有不同。老百姓上飯店吃飯，肯定得自己出錢，可當官的吃了大餐，通常是拿了發票，回單位報銷的。

　　有一次我陪一個國內代表團到美國訪問，吃完飯后，我們管餐廳服務員要發票，服務員卻不知發票為何物，待他們找來老板，我們向他解釋，說我們在你這里吃了飯，要開發票回國內報銷，餐廳老板聽了大惑不解。他問：你們不是為自己吃飯嗎，為什么要公家付費呢？

　　顯然外國人是不懂中國國情，在我們中國，老百姓才為自己吃飯，一旦當上官，就變成國家干部，吃飯就是為國家吃了，所以得由國家買單。不僅吃飯如此，坐車也一樣。老百姓出門，得自己掏錢擠公交車；一般干部，可以讓單位派車，官大一點的，可以有專車。總之，只要當上官，像吃飯坐車一類的事，都可由公家付費。就沖著這一點，你說貧窮地區想當官的人能不多嗎？

　　時下人們想發橫財，無非是兩個路徑：一是違法經營，如走私販毒；二是行政壟斷，以權謀私。

　　第一個辦法，雖有暴利，但利大風險也大，若有閃失，就會人財兩丟。這種掉腦袋的事，非虎豹之膽的人不能為也；而行政壟斷則不同，大權在握，呼風喚雨，賺起錢來堂而皇之。像過去價格雙軌制時，利用內外價差漁利，不知養肥了多少人。

　　而前些年靠批地皮、倒批文，一夜暴富者，也為數不少。老百姓管這些人為“官倒”，為什么叫“官倒”？因為像批地、倒批文這種營生，沒有官位，手中無權，定然是倒不成的。所以貧困地區有人說：要想富，當干部，不種地來不養牛，大筆一揮成了暴發戶。既然當官能無本生利，大家看在眼里，明在心頭。尤其是貧窮地區，人們發財無門，可又窮則思變。故千軍萬馬往官道上擠，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第二定律：

　　實權越大通常難做大官

　　大凡做官，都會有權，但所處位置不同，權又有虛實之分。有的位高權虛，有的位低權實。比如，同是機關的處長，有人管錢管物管人，有人只管上傳下達，分發文件。若是不同的部門，處長實權抵不過科長，更是司空見慣。當然，這里講的實權，是特指財權、物權、人事權。

　　經濟學研究定律，必須從普遍事實中加以提煉。若就一般性而言，官場確實存在這樣一種現象，就是年輕時實權大的，往往難當大官。為什么呢？經濟學的第二假定，叫資源稀缺假定。如果從經濟學角度看，實權也是一種稀缺資源，實權越大，就越稀缺。市場上稀缺的東西，想得到的人就很多。用行話說，叫做供不應求。

　　既然是供少求多，比起一般崗位來，競爭自是激烈得多。所以當官有了實權，就會有人惦記，有羨慕的，有嫉妒的，有求你的，也有恨你的，還有不少則是想取而代之的。所以握有實權的人，除非你鋼鑄鐵打，滴水不漏，不然稍有不慎，遭人算計，陰溝里也會翻船。要是工作中再有個三長兩短，被人抓了把柄，不僅升官無望，就連現在的職位，也是兇多吉少，去日不多也。

　　對實權越大通常難做大官的現象，經濟學還有一種解釋：就是民主失靈。政治市場的選擇，通常奉行的是多數通過規則。

　　比如選某人當處長，必須有多數人贊成才行。從理論上說，“多數通過”無可非議，它比一個人亂點鴛鴦譜，不知要強過多少倍。但難點在于，什么叫“多數通過”？經濟學講多數，至少有兩個層面的含義：即少數人中的多數與多數人中多數。

　　還是以選處長為例，倘是由3個局長（一正兩副）決定，則“多數”是兩人；若是由全機關人員選舉，“多數”可能是幾十、甚至上百人。要知道，局長選人與一般干部選人，角度會有不同。局長選出的處長，與普通干部選出的處長，大有可能不是同一個人。如果以局長們的選擇為準，雖然也是多數通過，但結果卻不能代表全局多數人的意志，所以民主在這里就失靈了。

　　正是這種少數人選人，使得握有實權的年輕干部，往往難做大官。假設某處長，管著工程發包。工程發包，是讓許多人垂涎欲滴的事，想插手的自然很多。如此一來，那些比處長官大的，就可能寫條子，給處長介紹工程隊。處長手里一個工程，也許要收20個條子，僧多粥少，如何是好呢？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處長只能權衡厲害，把工程包給某重要領導介紹的工程隊。

　　可是，處長討好了一個領導，卻得罪了19個上司。將來開會研究他的提拔時，一個人贊成，19個人反對，結果會是什么情形，人們可想而知。再有，那些官大的寫條子，沒官的呢？想接工程就得送票子。即使這個處長不收禮，100人送錢，拒絕了99個，而其中一個是丈母娘介紹的，就收下了。

　　可不料東窗事發，結果被人告到紀檢委，紀檢部門辦案，不是看你拒賄多少次，而是看你有過受賄沒有，是一票否決。哪怕是一次，該撤職的就得撤職，該法辦的就得法辦，法紀無情嘛。所以年輕的實權干部當大官，成功的概率只有1％，而失敗的概率是99％。

　　讀者如若不信，可以看看你所了解的官員，那些仕途通達的，是不是不少都是共青團出身，或是那些年輕時實權不大的人。為何共青團出身的干部進步快，因為共青團不管錢管物，要想辦成一件事，得左右協調、上下周旋，所以工作能力都比較強；另一方面，由于沒有實權，人家既不找你批項目，也不管你要資金，所以得罪的人不多，行賄的人更少。這樣升遷的機會，反而比起實權干部來要多得多。

　　第三定律：

　　好人未必就是好官

　　這里講的“好人”，有特定的含義，即大家都說他“好”的人。

　　有句俗語形容這種人，叫“好好先生”，也是毛主席曾批評過的那種明哲保身、但求無過的人。現實生活中，這樣的好好人，不乏存在。在領導看來，缺點不明顯；在群眾眼里，印象也不壞，所以這些人做起官來，大多春風得意，平步青云。

　　其實，這樣的“好人”，卻未必是一個好官。

　　因為當官，本身就是一種責任。履行職責就得辦事，可一旦辦起事來，就沒有不得罪人的。辦好事要得罪壞人，辦壞事要得罪好人，只有那些無所事事的人，才什么人也不得罪。像寺廟里的菩薩，好人壞人都要燒香，為什么？因為人們想升官發財，希望菩薩保佑；而菩薩呢，則是啥事也不做，所以不會得罪任何人。

　　要是菩薩真能提拔某人當官，或幫某人發財，那些沒有升官發財的人，沒準也會寫菩薩的告狀信。所以菩薩能得萬人景仰，眾生朝拜，玄妙在于他從不辦具體的事。我們共產黨的干部，總不能當菩薩吧？假如你要維護公平的競爭環境，要打擊假冒偽劣，那么那些制假販假的，就會對你恨之入骨，恨不得半夜里去你家的祖墳。倘若你辦了壞事，如損公肥私，好人又饒不了你。因此要做“好官”，就要做好事，不得罪好人，但同時要敢于得罪壞人，得罪的壞人越多，說明你當官就越稱職。

　　可問題也就出在這里，時下做官，要看民意。可“民意”是一個復合概念，人上一百，心態各異。那些敢做事的好官，只要做事，保不準就會得罪什么人。

　　盡管這些人不一定是壞人，但利益所系，必是如此。俗話說，眾口難調，五個指頭伸出來，也不一般齊。同一件事情，由于人們利益不同，有人說好，就有人說壞。若是搞起民主測評來，做事的，就往往比不過那些不做事的。站在經濟學的角度看，這又是另一種民主失靈。

　　所以人們選官，既要民主，但又不能迷信民主；要看選票，但又不能只比選票。正確的辦法應是，堅持多數人選人與“多數通過”規則，并在民主的基礎上實行集中。我們的社會，畢竟好人是多數，壞人是少數。如有70％選民通過，就已是一個好官；相反，如果有了100％的選票，也許此人是一個“好人”，但作為一個官，就要大打折扣了。

　　不難想見，如果我們能在民主集中制的指導下，能把多數人贊成的人選出來，并委以重任，官風必能大變。這樣一來，過去那些八面玲瓏、只謀人不謀事的人，就沒了市場；而那些剛正不阿、敢為老百姓辦事的人，也沒了后顧之憂。

　　其實，人非神仙，怎能無過？因此要容許干部犯錯誤。尤其現在改革時期，好多事情前無古人，我們不得不摸著石頭過河。既然是靠摸石頭過河，就得允許有閃失。不然求全責備，誰敢開拓創新呢？

　　現在確實有些人，自己無所作為，卻總在背后指手畫腳，這個不行，那個不對，但究竟如何辦好，他又不出手。倘大家都如此，光說不練，那么我們的事業靠誰去推動呢？中國的改革，歷來服從一個規律：突破在地方，規范在中央。農村改革如此，企業改革也如此。倘若當初改革不準試驗，只能包對不錯，中國的改革斷不會有今天的局面。

　　經濟學不反對你做“好人”，但發展經濟，卻需要的是好官。我們的分析證明，好人未必就是好官，所以筆者的建議是：為了國家的強盛，事業的勃興，最好不要讓“好好人”當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