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鴻去世后，廖靜文給毛主席送一幅畫，毛：如有困難請告之為盼

1953年12月13日拂曉，北京寒意正濃。一封由中南海送出的親筆信穿過靜默街巷，最終落到北京大學一間辦公室的桌面。信封上的落款是“毛澤東”，收信人叫廖靜文。

廖靜文那天正忙著聽課，忽然被叫到校長室。門一開，田家英微笑遞上信件，只說：“主席有話轉達。”短短十六字——“如有困難，請告之為盼”——讓她當場紅了眼眶。旁人或許以為這只是普通慰問，可她清楚，這一行字里包含了丈夫徐悲鴻未竟的情義。

就在三個月前，64歲的徐悲鴻因腦溢血離世。彌留之際，他的眼睛始終睜著，廖靜文心里明白：他放心不下青澀的兒女，更放心不下那些尚未公之于眾的畫作。出殯那日，天空陰沉得像一塊巨石，人群里不斷有人低聲嘆息，卻沒人知道廖靜文已經暗暗做了一個決定——把丈夫所有珍藏捐給國家。

整理遺物時，她意外發現一匹駿馬躍然紙上。那幅奔馬，毛筆揮灑如旋風，是徐悲鴻生前特意留給毛主席的。畫背面還有一句小字：“愿以此馬，獻吾心。”廖靜文將畫卷好，托友人連同簡短說明送往中南海。她沒想過會得到回復，更沒奢望幫扶。畫送出去，心愿已了。

誰料毛主席很快回信。信里先肯定徐悲鴻的藝術成就，接著詢問子女近況，最后留下那句質樸關懷。不得不說，這份體貼讓廖靜文在連日悲痛后第一次有了被托舉的感覺。她向田家英道謝：“請向主席報告，生活尚能自理，悲鴻的孩子我會好好養。”聲音發顫，卻透著堅毅。

有意思的是，這并非毛主席與徐悲鴻夫婦的第一次交流。早在1949年2月，北平剛解放，徐悲鴻就在懷仁堂見到了毛主席。兩人相差僅兩歲，卻一口一個“徐老先生”“毛主席”，互相敬重。那天他們談到民族藝術振興，談到抗日時期流亡歲月，交談持續了整整一個時辰。

其實，徐悲鴻與廖靜文的相識更早。1942年底，桂林街頭戰火逼人，文工團女孩廖靜文急匆匆去參加重慶中國美術學院籌備處的筆試。考場上，徐悲鴻一襲深藍棉袍，白發半掩，肩頭微駝，卻精神矍鑠。試卷交上去，她拔腿便走，沒想到拿了第一。接著的口試，徐悲鴻問她：“為什么報考圖書室？”她答：“想多學點本事，總得做點實事。”恰是這句話，讓徐悲鴻動了心。

隨后幾年，兩人在戰火中輾轉重慶、貴陽。徐悲鴻腎病發作，廖靜文整夜守著；廖靜文瘧疾高燒，徐悲鴻親自熬粥。年歲懸殊并未阻隔情感，卻不斷招來非議。家人反對、舊事牽絆、蔣碧薇的離婚索賠……一樁樁壓在人到中年的畫家肩上。徐悲鴻曾無奈苦笑：“若能少十歲就好了。”廖靜文卻說：“時間不聽人，咱們自己聽心就行。”

1946年，他們的兒子慶平誕生，第二年女兒芳芳出生。為償付離婚協議，徐悲鴻把一半收入寄往上海，又得拼命作畫。凌晨兩點，燈光下他常對妻子低語：“我欠你良多。”廖靜文總是搖頭：“你給了我世界上最美的線條。”遺憾的是，透支健康換來的不僅是佳作，也帶來了無法逆轉的病情。1953年9月，病危通知書在醫院走廊里飄動，廖靜文幾乎站不穩。

葬禮后，社會各界希望購買徐悲鴻遺作，價碼節節攀升。有人勸她先留幾幅自用，以后日子好過。她卻選擇把一千二百余件作品分批捐出：國立博物院、中央美院、北京畫院……“悲鴻畫馬不是為了富貴。”她對朋友說，“留在家里，反而埋沒了它們。”這種決然，很難想象出自一位三十歲出頭的年輕寡母。

時間線推進到1972年，廖靜文寫信請求興建徐悲鴻紀念館。那年她已滿五十，頭發挾著零星白絲。信送到中南海后，毛主席批示“可”，周總理隨即安排文化部對接。手續反復周折，廖靜文硬是一趟趟跑部門。1983年9月17日，紀念館落成，開放首日便人頭攢動。站在展廳中央，她撫摸著玻璃柜中的奔馬草稿，喃喃一句：“他該放心了。”

外界常將這段往事歸結為“名人相惜”。但細究便知，書畫與政治在這里并非簡單互惠，而是彼此認同——一方敬重藝術，一方信任新中國。毛主席在信中說“如有困難請告之為盼”，不僅是個人情誼，也折射出新政權對知識分子的另眼看待：創作有價值，家庭也值得關照。

試想一下，如果那幅奔馬沒有被送出，毛主席的信函未抵北大，廖靜文或許依舊能頑強生活，但那份來自最高領袖的暖意必將缺席。歷史往往由這些細微節點組成，看似偶然，卻影響深遠。

如今再翻那封信，紙張已微黃，墨跡卻依舊清晰。它見證的不止一位偉大畫家的謝幕，更記錄了新中國草創年代里濃得化不開的人情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