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的沈陽東塔機場,積雪尚未完全消融,跑道盡頭停著幾架外表斑駁的日式教練機。一位中等身材、走路帶風的將領(lǐng)快步巡場,他就是剛剛就任空軍司令員不到半年、從前線調(diào)來的劉亞樓。許多人不知道,這位陸戰(zhàn)名將其實容易暈機,但中央依然把新中國第一支空軍的指揮棒交到他手里,這背后有一連串頗費思量的考量。
解放戰(zhàn)爭進入尾聲后,中央判斷未來戰(zhàn)場絕不會只停留在陸地與江河。1949年3月17日,一紙電令從西柏坡發(fā)出:軍委航空局即刻組建。常乾坤、王弼二人帶著從東北航校抽調(diào)的教員、機務人員共170余人火速進京。短短十幾天,航空局的辦公室就在香山腳下支起帳篷,電話、繪圖板、地圖攤了一地,大家沒日沒夜地核對飛機編號、跑道承重、油料庫存。目的是一個——讓人民軍隊盡快擁有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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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乾坤1904年生,比劉亞樓年長六歲,1926年就去了蘇聯(lián)航空學校,歸國后一直鉆在機庫里。他會親手拆裝發(fā)動機,開會時卻少言寡語,只管鉛筆在圖紙上沙沙作響。正因缺少上陣殺敵的經(jīng)歷,他在軍中聲望不如劉亞樓那般響亮。可說到飛機,他就是行走的飛行手冊,連哪顆鉚釘松了都能聽聲辨位。
1949年6月,北京城內(nèi)關(guān)于“開國大典要不要空軍受閱”的爭論愈發(fā)熱鬧。聶榮臻擔心護衛(wèi)首都的戰(zhàn)備強度,傾向于保守方案。常乾坤放下圖紙,語速不快卻句句帶火:“空軍不露面,怎么讓全國人民見到咱們有天上力量?”聶榮臻沉默片刻,回以一個點頭。這一場辯論不到三分鐘,展現(xiàn)了空軍骨干的倔強和膽量。
距離10月1日僅剩20多天,南苑場站晝夜轟鳴。機械師把幾家飛機拆下的完好部件“湊整”成一架能飛的機體,飛行員在木板教室先練手語、再練隊形。周總理擔心飛機數(shù)量不夠好看,提出“飛兩遍”的巧思。常乾坤據(jù)此規(guī)劃了復線航路,頭九架飛機繞大圈回到建國門上空,與最后梯隊無縫銜接。天安門城樓上的中外來賓只聽得兩次馬達聲,卻沒察覺其實是同一批座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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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下午三點左右,17架飛機呈品字編隊掠過上空。最前方的三架掛著實彈,肩負警戒任務。飛臨城樓時,劉亞樓舉起望遠鏡,緊張到幾乎忘記自己還暈機。當螺旋槳的轟鳴遠去,他長舒一口氣,暗道“總算給中央交了第一份答卷”。
開國大典后,組建空軍領(lǐng)導機關(guān)迫在眉睫。10月25日,中央正式任命:劉亞樓任司令員,蕭華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第14兵團機關(guān)與軍委航空局合并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總部。這也是我軍歷史上一次罕見的“陸空合體”。同一天,常乾坤被任命為空軍副司令員兼訓練部部長。拿到任命電報不久,他寫下短短數(shù)行,交給通信兵加急送往劉亞樓住所:“我愿誠心誠意協(xié)助您,兢兢業(yè)業(yè)為人民空軍而努!”字跡遒勁,卻能看出多次停筆后的墨跡回滲。
劉亞樓收到信,先是愣了兩秒。陸上指揮員出身的他最缺的正是航空專業(yè)幫手,而常乾坤自愿襄助,解了燃眉之急。當晚,兩人在燈光昏黃的作戰(zhàn)值班室碰面。劉亞樓直截了當:“飛機能飛多高?”常乾坤答得干脆:“還差火候,但能打仗。”短短一句,把現(xiàn)狀和信心都擺在桌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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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后數(shù)月,空軍的第一批正規(guī)條令、教材、訓練大綱陸續(xù)出臺。訓練部在常乾坤主持下,把東北航校的粗糙講義升級為系統(tǒng)化課程;工程部由王弼統(tǒng)領(lǐng),建立了大修車間,還把繳獲的美式器材拆解繪圖,為將來國產(chǎn)仿制留檔。劉亞樓則在總部劃分了作戰(zhàn)、教育、機務、氣象、電偵等處室,步子跨得大,但每一步都踩在要害。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戰(zhàn)爭爆發(fā)。中朝聯(lián)合空軍司令部在安東(今丹東)成立,司令員是劉亞樓,副司令員只有一位——常乾坤。那時場站條件異常艱苦,跑道經(jīng)常夜里被美軍機炸出坑洼,下半夜靠人力填平。常乾坤頂著風沙鉆進彈坑,摸一把碎石就讓機務排上報材料種類,連一粒鋼珠都不放過。有人感嘆他像“不敢歇腳的老黃牛”,他只回一句:“飛機落不穩(wěn),飛行員命就懸著。”
1951年底,志愿軍空軍取得清川江、璧山等多次空戰(zhàn)勝利,常乾坤隨部回國,總部給他記大功一次。1955年授銜時,他身穿藍底紅邊的空軍將制服,肩扛中將。授銜儀式很隆重,可他只是與劉亞樓對視默默一笑,兩人都沒多說話,彼此心里都清楚,這個肩章來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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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60年代,常乾坤把主要精力投向國產(chǎn)飛機設計。他跟進初教-5、殲-5、殲-6等機型的試制,有時在總裝車間一站就是七八個小時。工程師請他回辦公室休息,他擺擺手:“別耽擱,數(shù)據(jù)跟鉚釘一樣,過夜就銹。”這股子拼勁,讓不少年輕設計員暗暗服氣。
遺憾的是,常乾坤過于操勞,身體開始報警。1973年春,他剛準備前往南昌參加殲-8定型試驗,突感胸悶,被緊急送醫(yī)。5月20日凌晨,他在病房里安靜離世,享年69歲。這位“空軍老航校第一飛行員”沒能親眼看到后續(xù)更先進的國產(chǎn)戰(zhàn)機騰空,但他曾經(jīng)栽下的那片航空林,枝繁葉茂。
把目光拉回1949年的那封信——“誠心誠意”“兢兢業(yè)業(yè)”八個字,如今讀來依舊沉甸甸。劉亞樓與常乾坤,一陸一空,兩條軌跡因為新中國的藍天交匯。一個懂戰(zhàn)略、一個懂技術(shù),前者擅長定方向,后者善于搭梯子,共同完成了從無到有、從弱到強的空軍創(chuàng)業(yè)期。而那段白手起家的歲月,留給后人最重要的,不只是史冊上的功勛,更是字面下那份擲地有聲的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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