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前,毛主席考慮當時的陜甘寧蘇區人口稀少、糧食困難,不適合大部隊發展,于1936年5月18日制定《西征戰役計劃》,“調動并吸引蔣介石主力于該方面(陜鄂豫三省),使我主力易于在西方取得勝利”,以圖往西發展。
到8月12日,毛主席更進一步提出奪取寧夏的計劃,出兵綏遠、打通國際交通線。
10月底,在西渡黃河、準備實施“寧夏戰役”計劃時,紅軍受到國民黨重兵攻擊,參戰兵力中紅四方面軍第九軍、第三十軍,紅一方面軍第五軍度過了黃河。剩下的部隊退回陜北。
渡過黃河的三個軍組成西路軍,共計21800人(紅軍三大主力會師時,一共才五萬多人),從此開始了驚天地、泣鬼神的浴血西征。
1937年4月底、李先念率部最后到達新疆時,僅剩420余人;西路軍幾乎全軍覆沒。這是紅軍歷史上最為悲壯、最為慘重的一次失敗。
主席去世后、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尤以歷史學界為甚。很多歷史學家不務正業、爭相躋身于文藝界或娛樂圈,打著還原真相幌子,羅織一些荒誕不經、聳人聽聞的故事,招蜂引蝶、名聞利養。
尤其是,只要跟毛主席扯上關系的,他們必會極盡能事、雞蛋里面挑骨頭,不把毛主席抹黑絕不罷休。
比如西路軍的事情,原本事實清楚,但有人偏要把水搞渾;說西路軍覆沒是毛澤東借刀殺人的陰謀,是借西征排除異己、清除紅四方面軍部隊的手段。這種說法,用一個字來評價,就是:無恥的伎倆!
我們來梳理一下西征的前因后果,戳穿這種謊言吧。
其一、《寧夏戰役》計劃是給四方面軍量身打造的嗎?
“寧夏戰役”計劃是對1936年5月18日《西征戰役計劃》的進一步詮釋和貫徹。更早之前1935年12月31日、瓦窯堡會議上,主席就考慮“把紅軍行動與蘇區發展的主要方向放到東邊的山西和北邊的綏遠等省去”。
張國燾另立中央的時間是1935年10月5日,一直到1936年6月6日才宣布取消。毛主席在做這些考慮時,張國燾還我行我素、不聽調遣呢,西征計劃的執行、主席怎么可能會預定交于張國燾的紅四方面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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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陜甘寧一帶的地圖
其二、張國燾渡黃河,是為了到寧夏,還是到甘西?
當時的中共中央要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1936年9月11日,共產國際致電中共中央,“同意你們占領寧夏地區和甘肅西部的計劃”;同時指出,“不允許紅軍再向新疆方面前進,以免紅軍脫離中國主要區域”。
在這種情況下,毛主席多次發電報要求張國燾先北進寧夏,然后再西進甘西。
如1936年9月14日:控制西(安)蘭(州)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斷,并不使妨礙爾后一四兩方面軍奪取寧夏之行動。至于占領甘肅西部,侯寧夏占領取得國際幫助后,再分兵取之。
1936年9月19日:向寧夏及甘西發展重點在寧夏,不在甘西,因寧夏是陜、甘、青、綏、內外蒙及整個西北之樞紐。四方面軍占領寧夏南部后,應頓住幾個月,待明年春暖再攻甘西。
1936年9月19日:如使胡宗南確占靜會地區會合毛炳文,彼即可加強馬鴻逵,使我們攻寧夏計劃失敗;又可加強馬步青,使你們攻甘西計劃失敗,如此有各個擊破之虞。只有先占領寧夏,方免此失。
容易看出:主席對張國燾三番五次地規勸,委婉懇切,有理有據,可謂仁至義盡。但張國燾不為所動,一意孤行地想往西、也就是甘肅西部。9月22日至26日,他連發多封電報給中央、強調西進好處。
9月27日,紅四方面軍在西進受挫和中央反對的情況下,召開洮州會議、重新北進,促成了一、二、四方面軍于10月份在甘肅省會寧縣勝利會師。
但張國燾陽奉陰違,表面上北進、實際上仍在做西進準備。時任紅四方面軍總政委的陳昌浩后來回憶:“總而言之,表面上是照著寧夏戰役計劃去做罷了,究竟怎樣具體去做呢?沒有討論,實際上是不想去執行寧夏戰役計劃。三十軍先頭到會寧后,即令其預備木板造船,作渡河之準備,后面之五軍、三十一軍,則令其節節抵抗與向會寧引退。”
由此可見,誰是讓四方面軍西進去甘西、去河西走廊的主謀一清二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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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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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昌浩
其三、張國燾為什么一意孤行、堅持西進呢?
張國燾自己回憶說:為了避免一、四方面軍擠在陜北彈丸之地,發生摩擦,執行西進計劃,與陜北同志暫時保持相當距離,無形中就是讓時間來沖淡彼此的隔閡。因此,便積極準備西進計劃的執行。
這么說似乎有理:因為另立中央、南下四川,軍事上遭到了失敗;政治上也因為陜北中央獲得共產國際承認,不得不取消自立“中央”、再次北上。
但張國燾內心是不情愿的,他不愿意和中央紅軍在一起。陳昌浩在《西路軍失敗報告》里說:四方面軍重要領導者國燾同志,雖然在西康地區已經表示服從中央,領導紅軍進入甘南,可是他當時對時局的估計,及其自定的路線方針,顯然是與中央背道而馳,而繼續其一貫的機會主義退卻路線,不在相當時間休息整頓之后,迅速東進與一方面軍會合,準備乘先擊敵;反而長期停頓大軍于狹小地區,積極從事洮河及河西退卻的布置。
張國燾的回憶錄里有這么一段話:林育英轉達了莫斯科對西進計劃的支持……斯大林認為如果中國紅軍能夠控制新疆和甘肅河西一帶地區,蘇聯將予以必需的軍火供應,并協助訓練工作,使成為一支勁旅。
這是關鍵信息!這可能才是張國燾堅持西進的真正原因:他不愿以一個失敗者的身份寄人籬下,幻想靠紅四方面軍這幾萬人馬建立甘西根據地、取得蘇聯援助,重新在黨內樹立No1的地位。
其四、西渡黃河期間,張國燾都做了什么?
西渡黃河期間,蔣介石調集10多個師由南向北向紅軍大舉進攻。中央10月24日電令“三十軍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軍擬以暫不渡河為宜。”用意在于集中兵力打擊來犯之敵。
但10月25日至30日,張國燾卻不但讓三十軍、而且九軍和五軍也渡過了黃河。
當時,時任前敵總指揮的彭德懷,經過中央批準、提出海(原)打(拉池)戰役計劃,打擊國民黨胡宗南部、阻止其增援寧夏“二馬”。
彭總后來回憶說:
在打拉池布置伏擊陣地,消滅王均部是完全可能的;這樣還可與四方面軍北渡的主力取得聯絡。張口頭同意,卻秘密命令王宏坤部向同心城方向撤走。
我又與張商,在海原和同心城之間布置伏擊陣地,殲滅王均部。他口頭又同意了,實際上他又令四軍東撤了……
張多次破壞作戰部署。如果當時把王均軍消滅掉,我軍就可能控制蘭州和西蘭公路以至甘肅全省,渡河紅軍的命運也就會因此而改寫!
然而,11月初、胡宗南部打通了增援寧夏“二馬”的道路,隔斷渡河紅軍和紅軍主力的聯系,寧夏戰役被迫中止。
寧夏“二馬”,指的是西北馬步芳、馬鴻逵的部隊;西路軍全軍覆沒,就是慘遭他們的殺戮!
對于這點,四川遂寧的網易網友“有態度網友0yFGas”這樣說:
現在非常清楚了,四方面軍的兩位主官違背紅軍前面指揮部的指揮,放棄了前線指揮部布置給他們的向南防守西蘭公路的戰略任務。他們認為紅軍前線總指揮部是在偏袒中央紅軍西征軍和二方面軍。認為打到定遠營就能獲得蘇聯紅軍的飛機大炮。但是他們忽視了前線指揮部進攻寧夏的計劃是當年冬季黃河結冰以后,從黃河河套東岸向寧夏進軍。四方面軍突然從臨洮方向渡河西進把正在寶雞一線牽制敵軍的二方面軍的側翼暴露給了敵人,二方面軍猝及不防差點被敵合圍全軍覆沒,此事直到十年之后賀老總還記得非常清楚,對徐帥意見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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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懷
其五、為什么李先念、徐向前會認為他們西征時接受的中央指令?
西渡黃河時紅軍的指令程序是:中央軍委(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紅軍總部(張國燾、朱德)—>前敵總指揮部(彭德懷)—>前方指揮部(徐向前、陳昌浩)。
紅軍總部張國燾、朱德被授權“依照中央與軍委之決定,指揮三個方面軍之前線作戰事宜。三個方面軍對朱、張兩總之報告,及朱、張對三個方[面]軍之電令,均望同時發給中央軍委一份,以密切前后方聯絡。”
由此可見,別說第三十軍政委李先念,就是級別更高的徐向前、陳昌浩等,在過河部隊整編為西路軍之前,都不直接接受中央指示。
其六,中共中央對于西路軍的援救
西路軍西征時,中共中央曾想方設法對西征將士多次展開營救。如:與國民黨談判、聯絡共產國際求援、持續不斷為西征軍出謀劃策等,周恩來還派人與“二馬”聯系,從中斡旋,等。
1937年2月27日,中央軍委還組織了援西軍,包括由軍長陳再道、政治委員王宏坤領導的紅四軍、軍長蕭克、政治委員郭述申領導的紅三十一軍以及紅二十八軍和紅三十二軍,劉伯承任司令員,張浩(林育英)任政治委員,李達任參謀長、劉曉任政治部主任,馬不停蹄、向西疾進……
但是,遺憾的是:大勢所限、無論再怎樣援助,都不可能挽回西路軍成萬將士的命運了。
后記
1937年12月下旬,毛澤東接見回到延安的李先念等指戰員時指出:西路軍失敗,主要是張國燾不執行黨中央的正確路線。西路軍失敗了,但不是說西路軍廣大干部和戰士沒有努力,他們是英勇的、頑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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