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占領衢州瘋狂破壞機場，挖溝32公里，四公里內設施全被摧毀

浙江機場自皖系軍閥盧永祥督浙江軍期間開始建設。1921年，盧永祥組織地方政府先后啟動蘭溪、鎮海、衢縣飛機場工程。1922年春，盧永祥通過上海恰比奧斯克洋行，購得6架法制“布萊蓋-14”式飛機和4架“毛蘭”式單翼飛機，在杭州筧橋建立浙江航空教練所。

1924年10月，盧永祥在江浙戰爭中失敗。浙江航空教練所及機場等航空設施均被直系軍閥孫傳芳接收。

此后，孫傳芳當局于1925年籌備臨海、柵浦（臺州市椒江區）等機場工程。但北洋軍閥在浙江建設的機場具因政局、財力等因素，建成的機場規模較小，且使用率不高，多數機場還屬于籌備階段。

1927年2月底，北伐軍克復浙江，浙江機場建設開始納入全國統一規劃。但之后又爆發新的混戰，浙江機場建設一時也無明顯進展。

中原大戰勝利后，國民政府加快了推進全國航空事業的步伐。1931年7月，浙江省政府下達要求各縣縣長勘覓飛機場場址并及時上報的命令，并對上報時間和方式都有嚴格規定，鎮海縣縣長就因遲報和不注重保密被記大過一次。

一二八事變爆發后，國民政府為保衛首都南京和經濟中心上海，開始在京滬周邊的江浙地區建設大量軍用機場群，總體上以南京和杭州為根據地，形成拱衛京滬地區的航空格局。浙江機場建設迎來了高速發展期。

杭州筧橋機場建于1931年，在一二八淞滬抗戰中，中國空軍以筧橋機場為基地與日軍進行空戰。一二八事變結束后不久，國民政府加強對筧橋機場的建設。

筧橋機場成為國民政府第一個空軍基地，集航空教育培訓、飛機制造維修于一體，建有中意飛機制造廠，為全國一等航空站。此外，長興機場，寧波段塘水上機場、櫟社機場等也陸續開始建設。自此，在浙江形成了政府主導、民眾積極參與的機場建設熱潮。

長興機場在建設時得到蔣介石的高度關注，對機場竣工時間提出嚴格要求，并在開工前由浙江省政府先預撥工程費三千銀元。浙江省政府于1933年8月16日下令對因機場建設征用土地的農民給予地價補償和減免糧賦。

大批民工奮斗在機場建設第一線。僅1934年建設建德機場時，建德全縣共派民工10余萬人，工資每日僅為3角錢，吃住在工地上，生活相當艱苦。 在“航空救國”的口號下，民眾也積極為機場建設捐款，國民政府要求各界人民認捐機場“特別捐”，僅溫州中學師生就認捐銀元5000多元。

在浙江軍民的共同努力下，浙江機場建設取得明顯進展，據1934年統計的《中國各省飛行場分布表》中，浙江省共計有17個機場，在全國各省機場數量中排名第三。日本在全面侵華前曾對中國各省機場建設情況進行了系統調查，調查結果為浙江共建有17個機場，與《中國各省飛行場分布表》相同。

這17座機場分別是杭州筧橋機場、余杭喬司機場、海寧西鹽倉機場、長興機場、嘉興機場、上虞曹娥機場、寧波段塘水上機場、寧波櫟社機場、鎮海南泓機場、諸暨機場、蘭溪機場、衢州機場、海門機場、溫州南塘機場、溫州中央涂機場、麗水機場、建德下二都機場。

據有關資料記載，浙江在這段時間還建有淳安機場、溫州江心水上機場、江山機場。所以，據不完全統計，至全面抗戰爆發前，全省至少有20個機場。

在全面抗戰爆發之前，浙江建成以筧橋機場為中心的杭州機場群，嘉興、余杭喬司、長興、上虞曹娥、寧波櫟社等多個前進機場，供戰時飛機臨時降落加油和飛機疏散之用；海寧西鹽倉、建德下二都等秘密機場，供飛機臨時躲藏之用；蘭溪、諸暨、淳安等機場作為備用機場。

全面抗戰期間，浙江又建成以衢州為中心的機場群。

1937年12月，在杭州機場淪陷之際，國民政府將杭州空軍總站改編為衢州空軍總站，駐衢州。杭州機場的職能開始向衢州機場轉移，原駐扎筧橋等機場的航空隊以此為根據地。國民政府亦開始大力度擴建衢州機場。

衢州機場建于1933年。1938年1月，開始對機場進行擴建，在機場東北、西南兩角增筑滑道，各長200米、寬70米。7月兩角寬度也增至200米。1939年11月，衢州空軍總站改稱為空軍第十三站，管轄衢州、建甌、玉山、麗水等機場。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為配合美軍在東南沿海地區登陸，國民政府決定將衢州機場再度擴建，建成一個可供美國空軍任何型號飛機降落和起飛的機場。1941年12月，幾十萬群眾冒著雨雪和日機轟炸，從遂安、松陽等縣運來大木（中徑20厘米）360萬根、竹子90萬根以作為機場擴建材料。

浙贛戰役前，衢州機場已建成1800米長的水泥跑道，能保證各種重型飛機起飛與降落。衢州機場成為中國東南沿海最大軍用機場，對日軍本土構成了直接威脅。

與衢州機場毗鄰的麗水機場也于1938年、1939年進行了兩度擴建。擴建后的麗水機場與衢州機場互為犄角，并結合周邊機場形成以衢州機場為中心的機場群。

全面抗戰爆發后，杭州機場毗鄰淞滬戰場，成為中國空軍先發制人奪取制空權的橋頭堡。1937年8月13日，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下達了《空軍作戰命令第一號》，將空軍幾乎全部主力分別調動至杭州筧橋、廣德、曹娥等長江流域附近機場。

中國空軍第四大隊進駐筧橋機場，第九大隊進駐曹娥機場，第二大隊進駐廣德、長興機場，中央航校組成的暫編大隊進駐嘉興機場。

8月14日15時50分，空軍第34中隊出動1架霍克Ⅲ型驅逐機和5架霍克Ⅱ型驅逐機，共攜帶50公斤炸彈2枚、11公斤炸彈18枚，由杭州出發，轟炸公大紗廠，此時日軍“正在裝備飛機”，此次投彈“命中百分之九十以上”。

8月14日這一天，中國空軍對上海公大紗廠的襲擊收到了較好效果，日軍在公大紗廠修建機場的工程被迫中斷。

在爭奪制空權的戰斗中，除主動攻擊敵基地外，還需要對來犯敵機及時升空攔截。8月14日18時，日本海軍第一聯合航空隊所轄鹿屋航空隊9架九六式轟炸機偷襲筧橋機場。中國空軍第四大隊緊急升空攔截來犯之敵，取得了3比0的驕人戰績，粉碎了日本航空兵不可戰勝的神話。

此后，杭州上空又連續發生激戰，僅8-9月中國空軍在杭州地區擊落的日機就達25架。但由于中日空軍力量對比懸殊，隨著日本空中力量在淞滬戰場的不斷加強，中國空軍逐漸失去了制空權。

1938年后，寧波、衢州、麗水等機場成為中國空軍對日作戰的前沿陣地。

5月19日夜間，中國空軍第十四大隊隊長徐煥生、副隊長佟彥博等8名隊員，分別駕駛兩架馬丁B-10重型轟炸機，以寧波櫟社機場為前進機場起飛離開國境，在日本長崎、福岡、熊本等地散發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宣傳品20余萬份（約100萬張）。這是日本有史以來第一次受到其他國家飛機的襲擊。這次道德遠征，展示了“我抗戰之決心與偉力”。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浙江南部的衢州、麗水等機場距離日本本土最近，成為盟軍空軍對日作戰的最前沿陣地之一。1942年4月18日，美國空軍中校杜利特爾率領16架B25型轟炸機在美國“大黃蜂號”航空母艦起飛奔襲日本本土，對東京、橫濱、川崎、名古屋等地進行了轟炸。

計劃中，美空軍以衢州和江西玉山作為返回降落基地，但因氣候惡劣等因素未能按計劃降落，杜利特爾等80名機組人員被迫在浙江、江西、安徽等地棄機跳傘或迫降。

正由于衢州、麗水等機場對日本本土安全構成了直接威脅，迫使日軍調集重兵發動了浙贛戰役。

淞滬會戰爆發后，為摧毀中國空軍力量，爭奪制空權，日軍對浙江境內主要機場進行了猛烈轟炸。8月14日，日機首次襲擊杭州市區，炸毀筧橋航空學校蓬廠2座，8月29日，日機8架襲擊筧橋機場，毀柵廠2間。9月19日，日機轟炸長興機場，機場設施全部被炸毀。

在杭州及周邊機場淪陷后，日軍又不斷對浙江未占領地區的機場進行轟炸。1938年2月6日，3架日機轟炸麗水機場，投彈6枚，炸死多名修建機場的民工，炸毀民房3間。 4月12日，日機22架轟炸寧波櫟社機場，投彈40余枚，機場蓬屋全毀。

杜利特爾空襲日本后，日軍為防止中、美空軍利用浙江一帶機場對日本本土實施“穿梭式轟炸”，當即決定摧毀中國浙贛線上的空軍基地和前進機場。在1942年4月19日后的一個月里，日機轟炸衢州機場59次，投彈1341枚，飛機跑道被炸毀。

日軍對浙江機場的地面摧毀，破壞最為徹底的是浙贛戰役期間對衢州、麗水機場的破壞。

1942年5月15日，日軍發動浙贛戰役，6月7日衢州機場淪陷。6月下旬，日軍第一一六師團開始對衢州機場進行破壞，同時徹底破壞機場周圍的各種設施。

日軍對衢州機場的破壞非常徹底，破壞的具體情況為：挖壕溝141789立方米，壕溝的大小，深1.5米，上面寬2-3米，長度32.127公里；以機場為中心，對方圓四公里內的設施和資源進行破壞，其中機場掩護所13所，官兵宿舍21棟，農戶200戶，砍伐樹木（竹）115486棵；此外，日軍從八里外烏溪江引水來淹沒機場，并埋有大量地雷。

日軍在8月25日前完成對衢州機場的破壞，于28日撤離衢州。麗水機場也遭到了日軍的瘋狂破壞。日軍將機場跑道挖成無數條縱橫大溝，炸出114處深坑，機場半徑1.5公里內的樹木、房屋全被砍伐、推倒。經過日軍這次徹底破壞，衢州、麗水機場已失去機場功能。

抗日戰爭中的浙江機場，除舟山地區外，遍布全省各主要地區。浙江機場作為中國空軍在東南沿海重要的基地，對日作戰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浙江軍民在機場建設上作出了重大貢獻和犧牲，是浙江軍民反抗日軍侵華斗爭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