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72歲白崇禧聞李宗仁歸大陸，痛苦自責

1965年7月的一天，北京首都機場鑼鼓喧天，周恩來總理親自捧著鮮花，滿面笑容地迎接著一位從海外歸來的特殊人物。

這本是一場萬眾矚目的歸來，可這股熱浪傳過兩千多公里的海峽，抵達臺北松江路的寓所時，卻變成了一股透骨的寒氣。

屋里的主人，72歲的白崇禧，只覺得后脊梁骨一陣陣發涼。

他手里攥著報紙，整個人像是被抽走了魂，癱坐在藤椅上。

這位曾經叱咤風云、人稱“小諸葛”的桂系名將，此刻沒有暴跳如雷，只是從牙縫里擠出了一句苦澀到極點的話，大意是，德鄰（李宗仁的字）投了那邊，我在臺灣不僅沒用了，恐怕還要遭人嫌疑。

他知道，這不是簡單的老友分別，而是一場算計了十幾年的政治棋局，徹底崩盤了。

那個曾經與他并肩把蔣介石逼下野的“大哥”李宗仁，這一腳踏上北京的土地，也等于親手給他送上了一張催命符。

1949年那時候國民黨大勢已去，擺在桂系這哥倆面前的路，無非三條，跟著老蔣去臺灣，學著李宗仁去美國，或是留下來。

李宗仁的眼光，向來是毒的。

他太了解蔣介石了，那是個只能共患難、不能同富貴的主兒。

在機場跟白崇禧分開的時候，他幾乎是把心掏出來勸這位老搭檔，大意是說，老蔣這人，你手里有兵他才敬你三分，一旦沒了兵權，到了臺灣那就是人家砧板上的肉，任人宰割。

可白崇禧這人，打仗是把好手，但在政治上，有時候確實天真了點。

他總覺得自己手里還捏著幾十萬桂系部隊，這就是他最大的籌碼，到了臺灣也能跟老蔣掰掰手腕。

再加上蔣介石當時為了穩住他，許諾了“國防部長”之類的空頭支票，給他灌了不少迷魂湯。

于是，“小諸葛”在那一刻聰明反被聰明誤。

他沒有聽進去李宗仁的忠告，自信滿滿地登上了去臺灣的飛機。

而李宗仁，則借著治病的名義，頭也不回地飛去了美國。

就這么一念之差，一個向左，一個向右。

兩人晚年的命運，也就此被徹底分成了天和地。

李宗仁去了美國，雖然掛著個“寓公”的名頭，但他手里卻攥著一張誰也無法忽視的王牌——他可是國民黨法理上的“代總統”。

只要他不回臺灣交出大印，蔣介石在名義上就始終有點名不正言-順。

這事兒就變得特別有意思了。

遠在美國的李宗仁，竟然成了白崇禧在臺灣的“護身符”。

蔣介石對桂系這幫人，那是恨得牙癢癢。

可因為李宗仁還在海外，還有相當的統戰價值，甚至時不時還跟美國人眉來眼去，搞點“第三勢力”的動靜，老蔣就不敢對白崇禧下死手。

他怕啊，怕萬一把白崇禧逼急了，或者直接處理掉，李宗仁在那邊徹底倒向對岸，那他這張臉在國際上就沒地方擱了。

所以，這十幾年里，白崇禧在臺灣的日子雖然憋屈，但好歹還能喘口氣。

他被掛上“戰略顧問”之類的虛職，宅邸周圍常年有特務的吉普車蹲守，但至少，小命是保住了。

這種微妙的政治平衡，說白了就像綁匪和肉票的極限拉扯，只要李宗仁這根風箏還在天上飛，白崇禧這根線就不能斷。

甚至，白崇禧還曾奉命給李宗仁寫信，勸他回臺灣，這出戲演了十幾年，雙方都心知肚明是在互相利用。

這根走了十幾年的鋼絲，在1965年“嘣”的一聲，斷了。

隨著新中國原子彈試驗成功，國際地位日益提高，遠在美國的李宗仁也看清了形勢。

他不想老死異國他鄉，更不想再給美國人當棋子使。

當他繞道歐洲，最終出現在北京機場，與周恩來握手的那一刻，遠在臺北的白崇禧就知道，自己的“保質期”到了。

李宗仁這一回來，白崇禧作為牽制桂系的唯一“人質”，價值瞬間歸零。

蔣介石再也不需要有任何顧忌了。

消息傳來的那一刻，白崇禧的絕望，不僅僅是因為老友“投共”讓他立場尷尬，更多的是對自己當年選錯路的悔恨。

當初為了所謂的“反共大業”死心塌地跟了老蔣，結果呢，自己的一生摯友成了座上賓，自己卻成了階下囚，這諷刺簡直是拉滿了。

接下來的日子，對白崇禧來說，是真正的生不如死。

原本還算隱蔽的監視，一下子變成了貼身緊逼。

特務的吉普車直接就停在了白家大門口，連車牌號都懶得換。

他想去阿里山打個獵，或者去市區吃個飯，身后永遠跟著甩不掉的尾巴。

當局甚至專門成立了一個針對他的“監視小組”，連他幾點上廁所都要按時上報。

老部下陳誠去看他的時候，發現曾經威風凜凜的長官已經變成了一個枯槁的老頭，抓著陳誠的手，眼里全是渾濁的淚水，哆哆嗦嗦地說這里的日子簡直生不如死。

蔣介石還幾次暗示，讓白崇禧出來發個聲明，罵一罵李宗仁，劃清界限。

可白崇禧這人，雖然政治上固執，但在江湖義氣上是沒得說，他死活不肯對老兄弟口出惡言。

這種“不識抬舉”，徹底耗盡了蔣介石最后那點耐心。

煎熬并沒有持續太久。

1966年12月2日凌晨，也就是李宗仁回國一年多以后，白崇禧在臺北的寓所里突然離世。

官方給出的說法是心臟病發作，也就是“冠狀動脈梗塞”。

但在臺北的街頭巷尾，在那些茶館的角落里，人們悄悄流傳著另一個版本。

有人說，那天照顧他的護士換了個生面孔，還有人說，他床頭那杯補藥酒里被加了“料”。

野史里甚至描述，第二天家人發現他時，尸身發綠，睡衣都被抓爛了，顯然是臨死前經歷了極大的痛苦。

雖然沒有明說，但字里行間那意思，這幾乎就是一場公開的處決。

白崇禧的葬禮辦得相當冷清，沒什么隆重的儀式，也沒多少昔日的同僚敢來吊唁，生怕沾上一點“通共”的嫌疑。

就在他凄涼下葬的同時，海峽對岸的李宗仁，正受到高規格的禮遇，看著新中國的原子彈爆炸，參觀著國家日新月異的建設成就。

李宗仁在北京聽到老友的死訊，沉默了很久。

最后只說了一句大實話，大意是，健生（白崇禧的字），是死于自己的天真。

這話，真是一針見血。

白崇禧一輩子精于戰術，卻在最大的戰略和識人上，輸得一敗涂地。

這對從廣西大山里一同走出來的兄弟，在1949年的那個路口，一個向左，一個向右，最終用截然相反的結局，給后人上了一堂生動的歷史課。

所謂命運，往往就是你在那個關鍵時刻做出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