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珍的導游筆記本寫著一行中文：游客特點：愛喧嘩，喜炫耀，不守時，購物狂

李秀珍的導游筆記本第三頁，寫著一行中文：“中國游客特點：愛喧嘩，喜炫耀，不守時，購物狂。”這是她從前輩那里繼承的“經驗”，旁邊還畫了三十六個“正”字——每驗證一次就添一筆。

今天這個上海來的精品小團，是第三十七次驗證的開始。秀珍穿著最挺括的民族制服，嘴角掛著標準的十五度微笑，心里卻已經給眼前六位游客貼好了標簽。

戴金表的中年男人——炫耀。不停自拍的年輕情侶——膚淺。總在糾正她中文發音的老教授——難纏。安靜得有些陰郁的女士——挑剔。一直記筆記的大學生——故作深沉。

“各位貴賓，歡迎來到平壤。”秀珍的聲音像玉流館的冷面，清爽但沒什么溫度。

參觀萬景臺少年宮時，事情出現了第一個意外。

表演結束后，那個“炫耀”的金表男人突然走到舞臺邊，用流利的朝語對拉小提琴的孩子說：“你第三節的揉弦可以再輕一些，像這樣。”他做了個手勢，專業得讓秀珍愣住。

孩子眼睛一亮，重新試了一次。音色果然更動人了。

“您會朝語？”秀珍忍不住問。

“八十年代在朝鮮留學過。”男人笑了笑，“學音樂的。現在做樂器生意。”

秀珍筆記本上“愛炫耀”三個字，被輕輕劃掉了。

第二天去妙香山，大巴車上，“膚淺”的年輕情侶一直在低聲爭吵。女孩眼睛紅腫，男孩面色鐵青。秀珍準備好調解的說辭——她處理過太多情侶在旅途中鬧矛盾的情況。

但停車休息時，她看見男孩在山泉邊小心翼翼地給女孩沖洗被草葉割傷的手指，而女孩從背包里掏出藥膏，輕輕涂在男孩曬紅的脖頸上。他們不說話，只是沉默地互相照顧。

“他們不是來旅游的。”老教授不知何時走到秀珍身邊，“女孩剛確診重病，男孩辭了工作陪她完成心愿清單。朝鮮是第三站。”

秀珍握著導游旗的手緊了緊。“故作深沉”的大學生正在幫“挑剔”的女士拍照。女士在佛影臺前站了很久，突然輕聲說：“我丈夫生前最想來這里。他是研究朝鮮佛教藝術的。”

原來她不是挑剔，是心事重重。原來大學生不是在記筆記，而是在畫速寫——他悄悄把女士孤獨的背影畫進了畫里。

那天晚上，秀珍翻來覆去睡不著。她起床翻開筆記本，看著那些被劃掉的標簽，第一次感到羞愧。

行程第三天，發生了秀珍導游生涯中最意外的插曲。

參觀平壤地鐵時，那位生病的女孩突然暈倒。深度昏迷，需要立即送醫。但最近的醫院在十五公里外，正值晚高峰，救護車至少需要四十分鐘。

“我知道近路！”秀珍幾乎脫口而出——一條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巷道小路，“但需要步行一段。”

“走！”金表男人二話不說背起女孩。

于是出現了這樣的畫面：一個朝鮮女導游在前面狂奔引路，六個中國游客輪流背著病人穿越平壤的大街小巷。經過居民區時，有窗口探出頭來；經過小賣部時，老板娘遞來濕毛巾；經過學校時，放學的中學生自發組成人墻，擋住擁擠的人流。

十五分鐘，他們沖進了醫院急診室。

女孩脫離危險后，醫生對秀珍說：“再晚十分鐘就麻煩了。你們是她的家人嗎？”

秀珍看向那六個滿身大汗的中國人：老教授的襯衫濕透了，金表男人的名表表帶斷了，大學生的手在顫抖，女士的絲襪劃破了，男孩緊握著女孩的手，自己的制服沾滿了灰塵。

“是的，”她說，“我們是。”

那一刻，她忽然明白了什么是“團隊”——不是名單上的七個名字，而是在危急時刻會為彼此奔跑的人。

接下來的行程，一切都不同了。

在開城吃銅碗飯時，老教授用朝語給大家講高麗王朝的笑話，連不茍言笑的餐廳服務員都笑出了聲。參觀板門店時，女士默默把一束在路邊采的野花放在和平紀念碑前——那天是她丈夫的忌日。

最讓秀珍震撼的是最后一個晚上。

按照慣例，旅行社會為每個團安排簡單的告別會。但這次，中國游客們提出了一個請求：“我們想去秀珍家看看。”

這是違反規定的。但旅行社社長在電話里沉默良久后說：“特殊情況，批準。”

秀珍的家在普通居民區，五十平米，整潔但簡樸。她不好意思地解釋：“我和母親同住，父親早年去世了。”

母親端出自制的打糕和米酒。狹小的客廳里，七個人盤腿坐在地板上。沒有導游和游客，只有七個分享故事的人。

金表男人講他八十年代在朝鮮留學時，房東大媽如何把最后一塊肉留給他。老教授講他研究朝鮮歷史時，如何被這個民族的韌性打動。女士講她丈夫如何夢想著來朝鮮進行學術交流。

男孩握著已經好轉的女孩的手：“在朝鮮這幾天，她笑了十二次。比在上海一個月都多。”

秀珍的母親突然起身，從柜子里拿出一本相冊。里面是秀珍父親的遺照——一位人民軍退伍軍人，還有秀珍從小到大的照片。

“她爸爸走的時候，秀珍才十歲。”母親用簡單的漢語夾雜朝語說，“他說，希望女兒能讓世界更多人了解真實的朝鮮。”

所有人都安靜了。秀珍第一次在游客面前流淚。

“我以為...”她哽咽，“我以為導游只是一份工作。”

“所有真誠的工作都是橋梁。”老教授輕聲說，“你已經在做了。”

送別時在機場，每個人都給了秀珍擁抱。金表男人留下他在上海樂器行的地址：“如果你來中國，我教你女兒彈鋼琴——你說過她喜歡音樂，對吧？”

老教授留下一本他簽名的著作，扉頁上寫著：“給李秀珍導游——你是比我更優秀的文化使者。”

女士留下一個絲絨盒子，里面是她丈夫收藏的朝鮮傳統紋樣圖冊的復印本：“他說這應該屬于真正熱愛這片土地的人。”

年輕情侶留下兩張上海音樂廳的門票：“等你來，我們請你聽音樂會。”

大學生留下那幅速寫，畫上是秀珍在妙香山講解時的側影，下面寫了一行小字：“你讓我們看見的，比景點更多。”

飛機起飛后，秀珍坐在機場大巴上，翻開筆記本。第三十七個“正”字只畫了兩筆就停住了。她拿起筆，在這一頁寫下新的標題：

“中國游客教會我的事：”

下面還是七行字，但內容完全不同：

“金表下藏著三十年前的青春記憶
相機后是倒數計時的深情
挑剔的眼神在尋找逝去愛人的足跡
年輕的畫筆試圖理解另一個民族的靈魂
疾病的陰影擋不住對世界的熱愛
學術的嚴謹下是跨越國界的尊重
而我——一個普通的朝鮮導游——可以是橋梁，而非標簽”

合上筆記本時，秀珍想起父親的話：“真正的理解不是用眼睛看標簽，而是用心聽故事。”

大巴車駛過平壤大街，晚霞把未來科學家大街的玻璃幕墻染成金色。秀珍忽然覺得，這座城市和她自己，都因為那六個中國人而有些不同了。

三個月后，秀珍的導游考核評語上多了一句特別備注：“該導游在跨文化理解方面表現突出，能超越刻板印象，建立真誠的人際連接。”

她不知道的是，在上海的一間書房里，老教授正在撰寫一篇論文，題為《旅游中的“去標簽化”：以朝鮮導游李秀珍為例》。論文結尾寫道：

“我們總以為是在‘了解’一個國度，實際上，是在邂逅一個個具體的人。而當標簽脫落時，人性最樸素的光芒才會真正顯現——那光芒無關國籍、身份、經歷，只關乎我們是否愿意看見彼此真實的樣子。”

而秀珍那本劃掉三十六個“正”字的筆記本，如今靜靜躺在她的書桌上。第三十八個團即將到來，她準備好翻開嶄新的一頁——這一次，沒有預設，只有期待。

因為她終于明白了：導游的真正使命，不是驗證偏見，而是見證那些偏見如何在真實的相遇中，一片片剝落，露出人類共通的、溫暖的內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