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在歷史上，中國書法文物流入日本的浪潮共有數次，其中盛唐時期尤為集中，大批名家法帖隨文化交流的浪潮東渡，成為日本書道發展的重要養分。這一時期的文物外流，核心依托兩條關鍵路徑：一是日本遣唐使的系統性帶回，二是鑒真和尚東渡的隨緣饋贈。
遣唐使在華期間，不僅研習儒學經典，更潛心搜集書法珍品，將“二王”一脈的經典法帖與唐代名家墨跡批量帶回日本；鑒真東渡時，為助力日本構建文化體系，也攜帶了不少珍貴法帖，這些文物后來多被日本皇室與寺院珍藏，成為傳承有序的文化瑰寶。
在這批東渡的盛唐法帖中，有一件珍品格外特殊——它被日本皇室秘藏千年，直到近代才逐漸公之于眾，這便是賀知章的草書《孝經》。如今，它被妥善收藏于日本宮內廳書陵部。
賀知章與張旭、懷素并稱為“唐草三杰”，更關鍵的是，張旭、懷素的草書創作皆受其直接影響，賀知章的草法堪稱盛唐草書的“源頭活水”之一。
不過，賀知章的書法名聲在后世逐漸式微，核心原因在于其存世作品太過稀少。唐代草書名家的真跡本就寥若晨星，賀知章一生隨性灑脫，不以書法揚名，流傳下來的作品更是鳳毛麟角，僅有的幾件零星墨跡也多散佚或殘缺，導致后世學書者對其草法的認知多依賴文獻記載，難以窺見真容。
也正因此，草書《孝經》的問世，堪稱書壇的重大發現——它不僅填補了賀知章草書真跡的空白，更為研究盛唐草書的發展脈絡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實物依據。作為賀知章草書的巔峰之作，《孝經》卷盡顯盛唐書法的豪邁氣象。
通篇草法精準嚴謹，沒有一絲隨意揮灑的浮躁感，每一個字的草寫都合乎古法，卻又能在法度之內盡顯靈動；氣息激蕩貫通，字與字、行與行之間呼應緊密，如行云流水般一氣呵成，讀來能感受到書寫者創作時的從容與暢快；
筆法更是字字精絕，用筆爽利勁健，提按頓挫節奏明快，轉折處圓轉流暢，線條兼具彈性與力度，既有“二王”草法的溫潤，又有盛唐獨有的豪邁灑脫。這種將法度與性情完美融合的藝術風格，正是盛唐氣象在筆墨間的最佳寫照。
對于后世學草者而言，這件作品既是了解賀知章書法的唯一完整窗口，更是值得畢生臨摹研習的經典法帖，其歷史與藝術價值，在唐代書法史上堪稱獨一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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