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書范提出對日寇靈活妥協，吉東省委將他槍斃，但其同伙逃走告密

1939年1月15日，抗聯五軍的密營里來了個“稀客”。

這人身穿全套日本關東軍呢子大衣，腳蹬锃亮的馬靴，大搖大擺地走了進來。

路過的哨兵差點沒把槍栓拉斷，結果定睛一看，這哪是鬼子啊，分明是剛出去“辦事”的一師師長關書范。

這時候的關書范，臉上掛著一種難以形容的興奮，他覺得自己干了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在他那個已經被凍僵了的腦回路里，自己根本不是叛徒，而是挽救部隊的“大功臣”。

這事兒說起來特別荒誕。

一個有著十年黨齡的老布爾什維克，抗聯的高級指揮官，竟然試圖用一套自創的“曲線救國”理論，把投降說成是“保存實力”。

當他看到吉東省委書記那張冷得像鐵板一樣的臉，還有周圍黑洞洞的槍口時，整個人都懵了。

他甚至還在那兒委屈：我給兄弟們找了條活路，不用鉆山溝吃雪團了，你們這是干什么？

這就是典型的想瞎了心，把軟骨頭當成了靈活性。

咱們得把時間軸往前拉一點。

關書范這人，其實不簡單。

家里以前是地主，后來破落了，讀過書，屬于那會兒隊伍里稀缺的“知識分子”。

早在1932年他就腦袋別在褲腰帶上干革命了，那時候是真的猛，打仗機靈，能說會道，組織上是真把他當寶貝疙瘩培養的。

可問題就出在這個“聰明”上。

到了1938年底，那是抗聯日子最難過的時候。

“西征”失利，幾萬人的隊伍被打散，日軍搞了個“歸屯并戶”，把老百姓都圈起來，切斷了抗聯的糧道。

深山老林里，零下四十多度，戰士們穿著單衣，餓得只能啃樹皮。

那種絕望，不是親身經歷根本想象不到。

關書范就是在這種極度絕望中崩盤的。

他看著身邊的戰友一個個凍死餓死，心里的防線塌了。

但他不承認自己怕死，讀書人的壞毛病這時候就出來了，他開始給自己找理由。

他琢磨出了一套歪理：現在硬拼就是送死，不如跟日本人搞個“停戰”，先把隊伍保住再說。

這不僅僅是思想開小差，這是把整個第五軍往鬼子的刺刀上送。

十二月下旬，關書范瞞著軍長柴世榮，也沒跟黨委打招呼，像個做私下交易的小販一樣，偷偷溜到了日軍據點三道通。

他在那兒見了日本特務頭子小林和齋藤。

日本人多精啊，一看抗聯師長主動送上門，那個嘴臉立馬就變了。

他們給關書范畫了個超級大餅：只要你投降，五軍不用解散，直接改編成“獨立旅”，還把刁翎和土城子兩塊地盤劃給你們防守，你關書范就是旅長。

你說這得多幼稚才能信這種鬼話？

可關書范信了。

他覺得自己這是在玩“博弈”，是在利用日本人。

簽完那個所謂的“停戰協定”，他甚至坐著日本人的汽車，帶著日本特務，穿著日本軍服，喜滋滋地回山里“接管部隊”。

他以為只要自己振臂一呼，那些在雪窩子里受罪的兄弟們就會感激涕零地跟他下山享福。

但他嚴重低估了兩件事：一是日本人的狡詐，二是抗聯戰士的骨氣。

其實吉東省委和二路軍總部早就察覺不對勁了。

就在關書范回來的九天前，1月6日，周保中和其他十八名高級干部在牡丹江東岸的椰樹河子開了個緊急會議。

那個地營小得連腿都伸不開，但定下的規矩硬得像石頭：凡是動搖軍心、企圖叛變的，必須清洗。

在那次會上，關書范、趙子超、郭郁洲這幾個人的黨籍就已經被開除了，死刑名單都擬好了。

所以當關書范1月15日真的回來，還在那兒口若懸河地推銷他的“獨立旅”計劃時，根本沒人聽他瞎掰。

逮捕令一下，剛才還做著“旅長夢”的關書范瞬間癱軟在地。

這時候他才反應過來自己干了什么蠢事，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淚，說這是一時糊涂，愿意“戴罪立功”，把日本人想誘殲抗聯的計劃全吐了出來。

為了震懾全軍，也為了斷絕所有人的幻想，省委決定立即執行死刑。

就在那片白雪皚皚的密林里，幾聲槍響，結束了這位昔日抗聯名將、今日可恥叛徒的一生。

槍聲在山谷里回蕩，戰士們沒有人同情他，大家心里只有憤恨。

那是咱們的師長啊，竟然想帶著咱們去給日本人當狗，這比殺了大伙還難受。

故事到這里并沒有作為一個痛快的“鋤奸”劇本結束，真正的災難才剛剛開始。

雖然關書范被槍斃了，但他帶回來的兩個從犯——五軍軍需處長趙子超和教導團指導員郭郁洲，當時被判了緩刑。

這是一個致命的仁慈。

這兩個家伙一看苗頭不對，趁亂撒腿就跑，轉身就投進了日本人的懷抱。

這下麻煩大了。

關書范死了，日本人知道誘降計劃破產，惱羞成怒；而趙、郭二人的投降，相當于直接給日本人開了“全圖掛”。

抗聯吉東省委和二路軍總部的準確位置、兵力部署、武器配置，全被賣了個底掉。

日本人像瘋了一樣，調集了數十架飛機輪番轟炸，地面上戰車、騎兵配合“討伐隊”把牡丹江沿岸圍成了鐵桶。

他們甚至懸賞十萬大洋要買周保中的人頭。

那一年的春節前后，是抗聯二路軍最慘烈的時刻。

為了突圍，總部不得不做出一個壯士斷腕的決定。

因為積雪太深，馬匹根本走不動，大批重機槍、迫擊炮成了累贅。

你可以想象那個畫面嗎？

那些重機槍、迫擊炮，是戰士們拿命從敵人手里奪回來的，是打擊侵略者的本錢，是大家心里的底氣。

現在卻為了活命，不得不親手把它們扔進冰冷的江水里。

這就好比是把自家的承重墻給拆了，為了活命還得笑著拆。

當時的口號悲壯到了極點：“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這不是一句空話。

在隨后長達半個月的突圍戰中，總部與各軍聯絡中斷，四、五軍被分割包圍。

為了掩護主力，五軍軍長柴世榮和四軍政治部主任黃玉清率部向北佯動，故意暴露自己吸引敵人火力。

而主力部隊這九百五十多名衣衫襤褸的戰士，在極度的饑餓和疲憊中，硬是在雪地里急行軍兩晝夜。

他們幾乎是爬著穿過了敵人以為萬無一失的三道通封鎖線。

1939年1月27日，當這支幸存的隊伍終于跳出包圍圈，到達老爺嶺西側時，每個人都像從地獄里爬回來一樣。

關書范的叛變，像一把手術刀，雖然割掉了抗聯肌體上的腐肉，但也讓這支部隊流了太多的血。

那一年的雪特別大，掩蓋了所有的足跡，但掩蓋不了那段帶血的歷史。

關書范到死都沒明白，他所謂的“聰明”其實是最愚蠢的自私。

在那種你死我活的斗爭里，哪有什么中間地帶？

哪有什么“曲線救國”？

只有站著死，或者跪著生。

歷史最終證明，那些看似聰明的“投機者”都成了灰燼，而那些看似愚笨的“堅守者”，才撐起了這個民族的未來。

1940年2月，也就是一年多以后，那位為了掩護主力突圍的楊靖宇將軍，在冰天雪地里戰至最后一人，壯烈殉國，年僅三十五歲。

參考資料：

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東北抗聯史》，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