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毛主席看完一封項英電報后，氣到渾身發抖，直到晚年仍沒忘

1975年春天，北京中南海的接見室里出現了一位略顯緊張的訪客——高敬亭的女兒。那天，老人家把煙頭摁進煙缸，抬頭說的第一句話是：“你父親的事，我一直記得。”短短十個字，把在場工作人員都震住了。這句承諾并非臨時起意，而是一段塵封三十多年的往事重新翻出的伏筆。要理解老人家為何記得如此深刻，就得把時間撥回到1939年。

1937年盧溝橋槍聲一響，延安的窯洞更顯清冷。全國抗戰大局已定，中共中央按照同國民黨的合作方針，陸續把南方紅軍游擊部隊整編為新四軍。那是一支看似年輕、骨子里卻老練的隊伍：大多數指戰員經歷過長征或三年游擊戰爭，人人身上帶著硝煙味。就在整編名單上，“第四支隊司令員高敬亭”六個字格外醒目。

彼時的高敬亭，年僅32歲，大別山早已把這位安徽霍邱籍的青年磨礪成老兵。1934年中央紅軍主力撤出江西蘇區時，他被留下來單獨支撐鄂豫皖游擊戰爭。那一年，他手里只有不足兩千人，周圍是十幾萬國民黨正規軍、保安團、地方武裝的鐵桶合圍。結果，三年內隊伍擴到三千多人，還在霍山、金寨、商城一線打出名號。延安方面收到戰報，毛主席當場給出了“難得”二字的批語，這在檔案里仍能查到。

進入全面抗戰后，國民黨桂系部隊把守皖西要道，暗中掐斷新四軍第四支隊的槍彈和餉銀供應。局外人也許看不懂這招，但高敬亭一清二楚——桂系擔心新四軍做大，想用“軟刀子”慢慢削弱。于是他向軍部提出：趁桂系立足未穩，迅速北上合肥，再折向淮南，依托皖江日軍后方建立根據地。然而新四軍軍部卻希望他繼續留守皖西，一來保持和桂系的表面和氣，二來避免和中央劃定的軍區計劃發生沖撞。意見第一次出現尖銳分歧。

1938年夏，周恩來在武漢與各方醞釀統一戰線的同時，特意抽空把高敬亭叫到下榻處。周恩來握著他的手說：“大別山是你們的根，根若斷了，再扎可就難了。”這一席話既是鼓勵，也是一種提醒。臨行前，周恩來給他拍了拍肩膀：“遵守統一戰線的大局，但遇到危險要自己拿主意。”

1940年1月，合肥方向的戰斗剛打響，高敬亭便病倒在行軍途中。副參謀長急電軍部，請求暫緩北移。葉挺聞訊大怒，回復八字：“立即前進，不得延誤！”幾天后，隊伍還是強行推進。病情稍有好轉，高敬亭騎馬趕在前線，硬是把一個連拉出包圍圈，順帶擊斃日軍二十多人，全隊無傷亡。事后，蔣介石電令桂系“對第四支隊可酌予嘉獎”，言辭頗為別扭，像是夸，又像是提防。

有意思的是，就在外部形勢瞬息難測的檔口，黨內路線之爭也悄然激烈。王明推行“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內部有人認為這條線已經過度讓步。高敬亭公開批評：“對統一戰線要講原則，不能跪著打仗。”這句話經人轉述后，很快傳到項英耳中。項英其時身兼新四軍副軍長、政委，事務繁重，卻對這位年輕司令員刮目相看，態度卻并不友善。

1939年11月，新四軍軍部會議上，項英突然拋出一份電報草稿——向蔣介石舉報高敬亭“準備脫離領導，意圖投敵”。會場一時鴉雀無聲。有人低聲提醒：“證據不足。”項英擺擺手，聲色俱厲：“寧可錯殺，不可放縱。”葉挺遲疑片刻，也沒再說什么。幾天后，密電發往重慶，蔣介石讓軍統先行調查。桂系部隊趁機補刀，羅列所謂“不服統一指揮”“接觸地方反動勢力”的“口供”，結果半個月不到，就換來“立即逮捕并交軍法從事”的批復。

1940年2月初夜，皖西一個簡易指揮所燈火昏暗，葉挺帶人走進來。軍法處宣布“三宗罪”，還沒等宣讀完，高敬亭大笑：“罪不罪留給歷史評說，抗日是大事，你們要殺我，刀槍聽便！”接著走出帳門，被兩名憲兵押到河灘。槍聲劃破夜空，那年他才33歲。

與此同時，延安作戰室收到項英的快報。毛主席讀至“已于本日午時執行槍決”一句，臉色瞬間煞白。警衛員余新元回憶，當時領袖手背上青筋暴起，文件啪地摔在桌面，只留下低沉兩個字：“糊涂！”有人試探問：“要不要電復軍部？”一聲嘆息后，沉默良久，才傳來話音：“遲了。”

多年后，毛主席多次回憶這一幕，都感慨不已：“蔣介石買高敬亭的腦袋都沒買到，我們自己卻動手。”旁人不敢接話。歷史如此吊詭：一位有能力撐起大別山抗戰局面的指揮員，竟死于自己人槍口。這件事也改變了后續皖西乃至皖南的力量對比——日軍與國民黨伺機而入，新四軍第四支隊被迫再次收縮，直到1941年皖南事變爆發，損失更為慘重。

值得一提的是，項英本人在1941年皖南突圍中英勇犧牲，最終也沒等到機會為當年決策作出解釋。時局風云，仿佛寫不出圓滿的答卷。

1975年那場接見結束后，中央很快著手核查舊案。國務院文件顯示：高敬亭問題屬錯殺，建議恢復名譽并撫恤家屬。1980年，中共中央批復，正式為其平反。原文件中“三宗罪”被逐條推翻，只留下一句評語：“皖西抗日卓有貢獻”。

歷史往往給人留下許多遺憾。高敬亭若能在1940年活下來，或許還能參加大別山1947年的反攻，也可能成為1955年的將星。但“如果”終究只是想象。真實的結局是，一名驍勇善戰的優秀指揮員，倒在統一戰線與黨內分歧的夾縫之間，而一個最高統帥，則把那個夜晚的憤怒記了一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