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華西村”誕生：僅67戶人資產卻超30億，就在湖北

走進湖北咸寧嘉魚縣官橋鎮的官橋八組，你會恍惚以為闖入了城市高端社區。

3.8平方公里的地界上，67戶人家清一色住著200多平的精裝別墅，家電家具集體配置，水電氣費用只收一半，247口人攥著超30億的集體資產，人均財富早已邁過千萬門檻。

這里的生活沒有“后顧之憂”的說法。孩子從出生到高中畢業，每月能領1000元教育生活補助；

60歲以上老人每月養老金最低2800元，比不少城市退休金還高；

看病報銷九成以上，小病免掛號費，藥品只付成本價，每年還有免費體檢。

村民要么在村辦企業上班拿月薪，要么靠集體股權分紅利，2023年人均年收入已突破10萬，日子過得比城里白領還滋潤。

誰能想到，這個被聯合國官員稱贊“不輸美國農村”的村子，五十多年前是個連溫飽都成問題的窮山溝。

那時候，村民住的是漏風漏雨的土坯房，下雨天屋里要擺著盆接水，床腳得墊磚頭防發霉。

工分一分只值9分錢，一年到頭累死累活，人均年收入還不到50元，買油鹽醬醋全靠天不亮上山砍柴，背著幾十斤柴火走十幾里路去縣城換。

更讓人頭疼的是，村里還背著8000元外債，在那個年代，這筆錢足以壓垮整個村莊的希望。

1979年，27歲的周寶生從縣化肥廠辭職回村，被村民全票推選為生產小隊長。

這個后來當選全國人大代表、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的帶頭人，上任時沒說一句空話，只問了大家最實在的問題：“想不想吃飽飯？想不想住瓦房？”

整齊的“想”字，成了官橋八組逆襲的起點。

周寶生的第一步，是在鄂南農村率先推行包產到戶。

打破“大鍋飯”后，村民的積極性被徹底點燃，以前集體種地時“出工不出力”的現象消失了，大家天不亮就下地，天黑透了才舍得回家。

兩年時間，糧食產量從20萬斤飆升到30萬斤，不僅再也不用吃摻糠的返銷糧，還能有剩余糧食出售，村里的外債也慢慢還清了。

解決了溫飽，周寶生立刻盯上了副業。他帶頭掏出家里僅有的600元積蓄，聯合村民湊齊啟動資金，在鎮上租了三間破房子，開起了熟食店、小賣部和冰棒廠。

那個年代做生意還要頂著“投機倒把”的風險，但沒想到，鹵味的香氣和夏日里的冰棒成了“流量密碼”，周邊十里八鄉的人都來光顧。

趁著煤炭需求激增的風口，周寶生又果斷帶領村民開起了小煤窯，年產3000噸的煤礦一年能賺9萬元。

這筆錢沒有被分光，而是折算成股份分到每戶頭上，老人小孩都有份，村民從此既是農民，又是工人，還是股東，干事的勁頭更足了。

磚瓦廠、鑄造廠、沙發廠陸續上馬，官橋八組的原始資本越積越厚。

在煤礦生意最紅火的時候，周寶生卻做出了一個震驚全村的決定：關停盈利的資源型小廠，轉向高科技產業。

他清醒地知道，煤炭總有枯竭的一天，靠資源吃飯難以長久，只有掌握核心技術，才能站穩腳跟。

這個看似冒險的決策，很快迎來了轉機。武漢一位叫劉業勝的工程師正在研發永磁合金技術，這種被稱為“工業味精”的材料能用于航天、電子設備等高端領域，卻因缺乏資金遲遲無法產業化。

周寶生連夜趕往武漢，開門見山提出合作：“資金我來出，后勤我來管，你只管搞研發，出了成果咱們一起分！”

為了留住科研團隊，他給劉工程師配車、分房、送股份，把科學家直接請到村里落戶。

這種“資本+技術”的模式在當時的農村堪稱破天荒，卻讓官橋八組一舉實現了跨越。

永磁合金技術成功落地后，產品直接用到了地震檢波和神舟飛船上，第一年就凈賺60萬元。

此后，他們又瞄準長江大橋斜拉索錨固技術這個行業難題。

周寶生帶著村民多次跑研究所請教，寒冬臘月里在專家門口冒雪等了一下午，硬是靠這份執著打動了對方。

最終，他們攻克的技術被用在一座座長江大橋上，官橋八組也從“賣煤郎”蛻變成了擁有多項自主知識產權的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

1993年，周寶生整合村里所有企業，成立了田野集團，官橋八組的集體經濟從“小作坊游擊隊”變成了“現代化正規軍”。

集團不再局限于機械制造，而是多元化布局，甚至跨界進入果汁加工領域，如今奈雪的茶、茶百道的不少果汁，還有農夫山泉、可口可樂的原料，都來自這里。

但周寶生始終認為，教育才是最長久的投資。2003年，他牽頭與武漢大學合作，創辦了武漢大學東湖分校（后獨立為武漢東湖學院），這所投資26億、占地1500畝的大學，讓官橋八組成了全國第一個家門口有大學的村民小組。

村里的孩子優先入學、學費優惠，畢業后還能直接進入集團工作，既解決了教育問題，又打通了人才回流通道。

集團還建起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院士專家工作站，用優厚待遇吸引全國各地的人才。

生態建設同步推進，早年采礦留下的山體被逐一治理，1400畝林地覆蓋山坡，村規里明確規定“亂砍樹木重罰”。

如今這里已經成了國家AAA級旅游景區，湖光山色與大學書香相映成趣。

官橋八組的富裕，從來不是少數人的狂歡。這里的股權分配公開透明，集體資產按貢獻和年限量化到每戶，村民參與決策，避免了一人獨大或利益紛爭。

從包產到戶調動個體積極性，到股份分配鎖定集體合作，再到公開制度守住信任底線，這套共享機制讓全村人擰成一股繩。

富裕之后，他們沒有忘記周邊鄉親。為了幫石鼓嶺村建新農村，官橋八組投入820萬蓋了26棟別墅，還幫村里接上了長江水；

在官橋村整村建設中，又投入9300萬建油茶基地、水產基地和新村，讓1.2萬多周邊村民共享發展紅利。這種先富幫后富的做法，成了全國鄉村振興的典型案例。

如今的官橋八組，早已不是當年的窮山溝。這里有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有家門口的大學，有AAA級旅游景區，還是中聯部、外交部指定的外事接待基地，接待過30多個國家的來賓。

官橋八組的成功，從來沒有什么秘訣。沒有礦產資源，沒有特殊政策，靠的是周寶生40年不換崗的堅守，靠的是他“看得遠一步”的戰略眼光；

靠的是村民們“抱團不拆臺”的定力，靠的是“風險共擔、收益共享”的智慧。

這個小村子用幾十年的實踐證明：鄉村振興，不是靠運氣，不是靠政策傾斜，而是靠帶頭人的擔當、集體的團結，以及順應時代的創新勇氣。

它也讓我們看到，哪怕是最普通的深山小村，只要找對方向、腳踏實地，就能實現共同富裕，活出令人羨慕的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