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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遠離縣城的方向行駛12公里,再沿著山腳的盤山公路一路蜿蜒向上,就能抵達農民工汪正年地處半山腰的家。
整個村莊都被清冷的冬季大霧籠罩。午飯時刻,村里幾家由木頭搭建而成的瓦房冒起炊煙。行走在村里,只能依稀看見老人在家門口洗菜或在地里耕種的身影。村里道路兩側,隨處可見散落一地的橘子、柚子。遠遠望去,村周圍大多數梯田已被雜草覆蓋。
村里不時響起的雞叫、牛叫聲,才讓處于豐收季的村莊顯得沒那么冷清。汪正年的故事就是圍繞著這座現在冷清、曾經熱鬧的村莊展開。
1997年的一天,像大多數村里同齡人一樣,17歲的汪正年第一次逃離村莊,乘坐著大巴車搖搖晃晃近一周時間,從貴州銅仁市石阡縣奔赴廣東打工。在此后28年遍布全國多地的務工生活中,他完成了結婚、生子等人生大事。
2000年春節前,為迎接新世紀的到來,汪正年用攢下的錢購買了一臺如枕頭般大小的錄音機。春節期間,他就經常扛著錄音機,放著音樂在村子里閑逛,這樣的電子奢侈品足以吸引村里一群小孩羨慕的眼光。他還會特意花重金購買芒果、龍眼等熱帶水果回家給村里老人開眼界。
2010至2013年,作為摩托車返鄉大軍的一員,他被選中成為紀錄片《1350KM》的主角,一時享譽大江南北。2013年,他又成為央視公益廣告《回家——遲來的新衣篇》的主角。在整個石阡縣,作為一個農民工,這兩個經歷是值得一輩子說道的事情。
只是此后汪正年不為外人所知的外出務工日子,逐漸脫離了正軌。
出去闖
外出務工前,汪正年和家人一直過著家徒四壁、每日務農的生活。因為買不起木板,家中1988年就落成的木屋子,內里墻壁依舊用玉米稈子替代。上學期間,他每周的伙食就是自帶的大米以及干菜或酸菜。
春節走親戚時,看著外出務工的親戚穿著新衣服、新皮鞋,聊天中還不時透露出光鮮亮麗的世界,那時汪正年家里窮,幾年才能擁有一件母親做的新衣服。從未離開過縣城的汪正年在心里暗暗下決心:來年也要外出打工買新衣服。
20世紀90年代,城鄉收入差距曾是第一代農民工踏上外出務工道路的重要推動力。2000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280元,而農民人均純收入為2253元。那一年,普通初中和小學輟學率分別為3.21%和0.55%。
第一年在建筑工地上,17歲的汪正年和100余名工友吃的是“大鍋飯”,每頓飯1至2個菜。即使打飯阿姨經常會像“貴州老家喂豬”一樣不耐煩地將飯菜舀進每個人的鐵盤,他和工友們都會搶著排隊打飯。菜中摻雜肉末,已經比在家里天天吃酸菜要好了。
打工的收入并不能給家庭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汪正年記得,每當夏季工地炎熱時,工友們都十分想買一瓶當時廣東地區非常流行的汽水,但為了省錢,只能用白開水或自來水替代。
2004年,汪正年的妻子彭雙芹初中未畢業,也跟著親戚前往廣東的毛織廠。她清楚地記得,在計件制度下,入廠第一個月的工資只有90元,剛好支付當月的伙食費、住宿費。一年后,工資穩定在600元—700元/月。當時如果選擇在貴州老家務農,人均年收入不足2000元。
汪正年說:“雖然工資不高,但生活很有奔頭。每年外出打工,就想著攢點錢完善家里的房子,包括添置新電器、弄水泥墻壁等。”
連續幾年外出打工后,汪正年的父親開始舍得留下一頭自家養的豬用于制作臘肉。此前每年過年,整個家庭才能吃上一頓真正的“全葷宴”。
直到2010年,外出打工13年后,汪正年的收入才迎來了真正的轉變。
那一年,他在一家小型家具廠擔任噴漆工,而家具行業剛好乘上基建高增長的東風——2009年,在“四萬億”投資計劃等強力政策刺激下,基建大時代開啟。2010—2013年,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均保持在20%左右的高位。盡管調控政策不斷,但當時房價、房地產銷售額等指標依然呈現“漲”聲一片,與房地產相關的行業盡是造富故事。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0年之后,全國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進入高增速、高增幅通道。2010—2020年,平均值由1730元/月增至4811元/月。
當時家具廠實行計件制。2011年前后,汪正年一天最多能賺800元,而資深噴漆師傅一個月能賺1萬—2萬,同期流水線工廠工人月薪只有約1500元。那時家具很暢銷,工人的日子也很好過。
有一年臨近春節,家具廠生意依舊火爆。為了能及時趕回家過年以及完成工廠趕貨任務,汪正年和妻子連續三天三夜沒睡覺。
彭雙芹說:“當時端著碗吃飯時,只要稍微靠著墻壁就能睡著。”
這種火爆的情況一直持續到2020年前后。汪正年聽聞,一些小工廠老板趁那幾年的火爆生意,賺了數千萬元。村里一些外出務工的建筑工人,也攢下了一些錢,陸續把家搬到了山腳或縣城里。
回家路
21世紀最初的幾年,因高速公路較少,汪正年每年都會經歷噩夢般的春運——他從廣東回貴州老家乘坐的大巴車只能走坑坑洼洼的國道,近1000公里的路程所需時間均按天計算,最長一次曾耗時一周。
如果遇上大巴車因下雪而停運,他和同村工友只能輪流去廣州火車站排隊買綠皮火車票。在他的記憶中,春節期間,廣州火車站排隊購票的人群總能站滿火車站外的廣場,排隊二十幾個小時去窗口買一張硬座票是常態。如被告知沒票,就只能回過頭來重新排隊,試圖撿漏一張火車票。
春節回家的綠皮火車上,不僅是過道,連衛生間都能擠下三四個人。為了搶占一個好位置,大家都搶著爬火車窗戶進火車車廂。一趟下來,雙腳都是浮腫的。
2007年,汪正年和妻子用積攢下的3800多元買下了人生第一輛摩托車。此后五年,夫妻兩人成為返鄉摩托車大軍的一員。再往后,一天十余趟往返貴州和廣東的火車,徹底替代了摩托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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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央視公益廣告《遲來的新衣》畫面
談及那段記憶,彭雙芹笑著說:“現在的人想象不到當時春運的痛苦。如果再讓我去騎摩托車往返,恐怕也沒有那樣的體力了。”
時至今日,汪正年對于外出打工印象最深刻的,是住宿環境。
在家具廠上班的那幾年,他和工友住的是在魚塘邊用竹子搭建的屋子。說是“房屋”,地板和床板都是工友們用家具廠剩下的木板鋪的,房頂再放置幾片石棉瓦。
他說,很像村里的牛棚,四處透風。
后來輾轉在各個建筑工地時,住宿條件依然一言難盡,上鋪睡單身漢,下鋪用布圍起來當夫妻房。冬季需要洗熱水澡時,工友們把木板點著,頂上放著裝滿水的鐵桶。夏季只能硬扛,或者買個小風扇,風扇的電線還得偷偷接上。
包工頭們的管理簡單粗暴。每年春節放假前夕,是汪正年和工友們與包工頭爆發沖突的高峰期。為了震懾住農民工,包工頭會臨時聘用幾個身強力壯的保安。工友想提前要工錢回家過年,包工頭就會揮舞著拳頭,怒斥一句“你還敢要錢,給你拳頭吃你信不信!”
汪正年模仿起了當時包工頭揮舞拳頭的姿勢:“因為我個子小,所以當時沒少被欺負。”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從2008年起,被雇主或單位拖欠工資的農民工比例逐年下滑。其中在2011年,從事建筑業的農民工占比17.7%,建筑業農民工被拖欠工資的占1.9%。據此測算,那一年約有85萬建筑業農民工被拖欠工資。
2000年前后,相關人員來查暫住證時,一些沒辦暫住證的工友就會四散奔逃,來不及穿鞋往草叢里鉆。現場有通風報信的、圍觀看戲的,平日里簡陋枯燥的宿舍一時間好不熱鬧。幾分鐘內,被抓住的工友就要被遣送回老家。
直至2003年“孫志剛事件”后,這樣戲劇化的場景才宣告終結。
除了被拖欠工資,當時流水線職工也幾乎沒有勞動者權益保障的概念。彭雙芹回憶道,2004—2007年在紡織廠工作時,工廠里沒有周末,只在每月1日放假一天,其余時間每天要工作十幾個小時。
彭雙芹的經歷也是當時數百萬農民工的工作縮影。2011年,外出農民工平均每個月工作25.4天,每天工作8.8小時。其中,32.2%的農民工每天工作10小時以上,每周工作時間超過勞動法規定的44小時的農民工高達84.5%。
2010年“富士康的十三連跳”并沒有給彭雙芹帶來多大觸動。她說:“當時周邊工廠都采取類似的工時制度,我們這種沒學歷的沒資格挑剔,只能做苦力活。”
直至最近十年,許多工廠才開始實現單休或雙休制度。
汪正年親身經歷的一項變化是:2010年前在家具廠的油漆房工作時,工人唯一的防護設備就是一個普通的口罩。但今天,所有進入油漆房的工人都要佩戴被戲稱為“豬鼻子”的空氣過濾口罩,如被人事部發現未規范佩戴口罩,可能會被開除。油漆房也配備了空氣凈化設備。
意外
“綜合判斷,孩子患的是β型地中海貧血。”
“這個病好治療嗎?是不是吃點補血的營養品就可以?”
“你可以簡單理解為如白血病一般的疾病。”
2011年8月,在廣州的一家兒童醫院,和醫生簡單對話幾句后,“白血病”一詞就在汪正年的腦中不斷嗡嗡作響,心一下子如同掉進了冰窟。“當時就感覺靈魂被抽空了,腦袋空空的,不知道該怎么反應。”
從醫生診室出來后,手足無措的汪正年和抱著孩子的妻子蹲在醫院走廊的角落,眼淚止不住地流。當時,孩子才剛滿月。
2007年,在親戚的介紹下,汪正年在廣東的工廠里認識了同為貴州石阡縣的妻子。一年后,兩人抽空返回老家完成了結婚儀式。新婚之后,小家庭的經濟狀況已經非常緊繃了,而二女兒的病情給予了這個小家庭沉重的一擊。
醫生給出了兩種治療辦法:一是保守治療,需長期輸血和服用藥物,此方法有活到60歲以上的先例;二是等到一定年齡后接受骨髓移植,預計花費超100萬且需要等待適配的骨髓,手術效果存在不確定性。不管哪種方法,對于當時月收入不足六千元的小家庭而言,都是天文數字。
在醫院走廊哭了一場后,汪正年和妻子決定無論如何也要救。“當時的心態就是像在山里走路,走到哪里算哪里。”
電話告知家里人孩子的病情后,遠在貴州的父母拿出了所有積蓄并賣掉了家中喂養的四頭豬。豬是村里最重要的一筆經濟來源,關乎著次年開春買種子、化肥和仔豬的費用。
這些資金依舊填補不上不斷增長的醫藥費窟窿。因遲遲等不到適配的骨髓移植源,包括父母親在內,勸汪正年夫妻把孩子偷偷扔掉的聲音越來越多,親戚們時不時會說“隔壁村誰家也都放棄了孩子的治療”,試圖勸他們夫妻放棄執念。
走投無路之下,2011年年底,他開始利用自己在春運紀錄片中的知名度向外界求救。2011年12月26日,在開通微博賬號當天,他發出的第二條微博博文是“我女兒出生二十幾天后,發現肚子腫大、臉上發黃,又哭又鬧地沒有精氣神。經檢查,孩子患有重型地中海貧血”。
他說:“如果不是愛心人士的幫助,二女兒可能早就不在了。2011—2017年,家中所有可用的積蓄都拿去救二女兒,錢不夠時就四處求人借錢,直到現在還拖欠約30萬元。這幾年過年時,也遇到過上門討債的人。”
采訪談及二女兒的治病經歷,汪正年的一位遠房親戚加入話題:“如果讓我經歷那樣的事,想死的心都有。”
2017年,汪正年帶著“使命”出生的小兒子給二女兒捐獻了骨髓,讓二女兒最終完成了骨髓移植。如今,二女兒已經讀初二,恢復狀況良好。彭雙芹說,2017年與二女兒同一時期做骨髓移植的9位病友,后續8年時間內都相繼離世,“也許命中注定我應該失去一切,賺回一個女兒。”
回顧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汪正年說自己遇到的最糟的就是這件事。
為了給孩子治病,他錯過了2013年之后家具行業最好賺錢的時期。從那之后,他再也沒翻過身。
因為經濟窘迫,他沒少遭受周圍人的冷言冷語。2021年他的母親因病去世時,全家僅剩下80多元。為了能給母親辦喪事,他只能四處打電話求借錢。
“母親最后一天,躺在家中痛得實在無法忍受,我們也只能給她不斷打止痛針緩解痛苦”,直至現在,這個畫面還在汪正年的腦海中揮之不去。
11月24日深夜,汪正年圍在火爐旁聊起母親時,他76歲的父親如同祥林嫂一樣,重復地喃喃自語:“他母親20歲就跟了我,年輕時肩挑背扛都能做。可是還沒享過福,生病半年后就死掉嘍。”
汪正年父親說,自妻子過世之后,家里就再也沒養豬了。
三天采訪時間,聊起女兒治病、母親因病去世、四處求人借錢的故事時,45歲的汪正年已經拿不出太多的表情變化。
苦中作樂
小時候因為玩鞭炮,汪正年被炸斷了兩根手指,那是他人生遭遇的第一次不幸。
外出務工過程中,殘疾問題導致他被所有正規流水線工廠拒之門外,最終只能去建筑工地或者要求不嚴格的小工廠。青春期和工友外出游玩時,他總是用繃帶把殘缺的手指纏起來。直到現在,和別人聊天時,他也總是習慣性地將粗糙的雙手交叉,避免被看出“異樣”。
外出務工塑造了他超強的適應能力,他將這種能力稱為“學會苦中作樂”。
21世紀初期,即使每天的工作都讓人精疲力竭,汪正年也會和工友們在閑暇時趕去工廠附近的溜冰場。溜冰場其實就是一塊被圍起來的水泥地,四周放置著彩燈,每次收取幾元的溜冰鞋使用費。每天晚上,溜冰場都會吸引大量流水線工廠工人。舍不得花錢時,他就和工友在廣州的各大公園閑逛。
近幾年,因為家具廠的噴漆活不好找、正規工廠又進不去,他和妻子輾轉于廣東、云南等地的工地。彭雙芹回憶說,夏季三十七八度的天氣,即使戴著手套去搬運鋼筋,都能把手燙起泡,將水澆在鋼筋上,能聽到“嘶、嘶”的聲音,像燒開水一樣。
今年8月底,結束了云南工地生活后,汪正年和妻子再次回到老家。這段時間,妻子在當地縣城一所學校食堂里擔任勤雜工,每天工作時間為夜間4點至上午9點以及下午3點至晚上10點,工資每月2000元。汪正年則在村里做起了蘭花種植生意,并用自己的名字在短視頻平臺售賣。
現如今,他所在村的四十余戶人家中,已有十余戶搬至山腳或者縣城,剩余的二十余戶也都建起了兩三層的水泥磚房,而汪正年依舊住著父親在1988年建成的木頭房子。
有時和朋友聊天開玩笑時,汪正年會說自己雖是“80后”,日子過得卻比“60后”“70后”還苦。直到現在還只有一所破舊房子,一直沒錢修繕。
說到此處,他的視線快速環繞客廳一周。客廳內,木板墻壁被柴火熏得發黑,裸露在外的電線連接著家中為數不多的電器——幾盞白熾燈、一臺冰箱和一臺飲水機,供客人坐的木頭長椅也是十幾年前的產物。
下半年,夫妻倆的三個孩子分別上高二、初二和六年級。其中,大女兒日常評測成績有望達到貴州一本線,二女兒則有希望考上縣城最好的高中,小兒子則是夫妻兩人的“跟屁蟲”。三個孩子是夫妻兩人為數不多的精神寄托以及炫耀的資本。
因為希望孩子們有更好的生活,汪正年認為2050年會是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到時候,工地上如水泥、砂漿搬運等體力活,都能被機器人替代,農民工不再需要日曬雨淋;三個孩子成為坐辦公室的白領,只需坐在電腦前就能完成一天的工作;因為經濟發達,孩子們也不需要再為房子、找工作而憂愁。
11月26日,在采訪最后一天,籠罩一整個上午的冬季大霧已經散開,村里為數不多的老人陸續搬出椅子在院壩上沐浴著難得的陽光。陽光底下,汪正年翻出2003年非典期間在廣州拍下的照片。
那年,23歲的他身著淡藍色襯衫,梳著至今仍時興的三七分長發,坐在棕櫚樹下吹著微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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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訪人供圖
(作者 田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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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進
大國資新聞部記者 關注宏觀經濟以及人社部相關產業政策。擅長細節深度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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