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裝了！美日防長會談前，小泉進次郎再提中國：必須對中軍事施壓

大家好，我是小漢。

2026年1月12日，日本防衛相小泉進次郎踏上了前往美國的旅程。

按照計劃，他將在夏威夷和洛杉磯轉機，并于當地時間15日在華盛頓與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思舉行會談。

在出發前的演講中，小泉進次郎反復強調要向國內外展示“日美團結不動搖”，試圖通過這次訪問強化日美同盟的威懾力。

然而，在這種緊鑼密鼓的軍事外交活動背后，日本政府內心深處的焦慮卻在不經意間流露了出來。

在見赫格塞思之前，小泉進次郎先抵達夏威夷，與美軍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羅舉行閉門會談。

而在這兩場關鍵對話之前，小泉公開表態：面對中國，日本“必須采取更強硬的軍事姿態”，并稱臺海局勢“直接關系到日本安全”。

這番話一出，等于撕下了過去幾年日本在對華政策上“謹慎克制”的偽裝。從“專守防衛”到主動叫囂“軍事施壓”，日本政府的態度轉變并非偶然。

背后既有美國戰略東移的推動，也有日本國內政治右轉的驅動。更重要的是，這一系列動作，正把日本推向一個危險的十字路口。

一、美日聯手，目標直指中國

小泉此次訪美，時間點選得非常微妙。1月15日的美日防長會談，是2026年兩國首次高級別安全磋商。

而今年又恰逢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提出“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FOIP）構想十周年。

日本政府顯然想借這個機會，把對華遏制包裝成“維護區域秩序”的正當行動。

在夏威夷與帕帕羅的會談中，雙方重點討論了所謂“臺海有事”和“朝鮮核威脅”。

小泉聲稱，中國大陸“加強對臺軍事壓力”，已構成對日本安全的“重大挑戰”。

帕帕羅則回應稱，美軍已在太平洋地區“做好應對準備”，并稱贊日本近年大幅增加軍費、采購遠程導彈等舉措“具有革新意義”。

這種互動透露出一個清晰信號：美日正在將臺灣問題納入雙邊軍事協作框架。

過去，日本官方在涉臺問題上尚有模糊空間；如今，高市早苗政府不僅公開將臺海與“日本存亡危機”掛鉤，還試圖通過美日同盟為其軍事介入尋找合法性。

更值得警惕的是，即將舉行的華盛頓會談，預計將敲定多項具體合作。其中包括日本加速部署射程超1000公里的“12式改型”反艦導彈；

美方向日本提供更先進的預警雷達與情報共享系統；探討在沖繩以南島嶼建立聯合后勤支援基地的可能性。

這些安排看似“防御性”，實則具備明顯的進攻色彩。

一旦成型，將極大壓縮中國在東海乃至西太平洋的戰略回旋空間。

二、日本擴軍，早已突破“自衛”底線

很多人可能還記得，日本憲法第九條明確規定放棄戰爭、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

雖然戰后日本建立了“自衛隊”，但長期奉行“專守防衛”原則，即只在遭受攻擊后才可反擊，且不得擁有遠程打擊能力。

然而，這一原則在高市早苗上臺后迅速瓦解。2026財年，日本防衛預算高達9.04萬億日元，首次突破GDP的2%。

這筆錢大量用于采購美國“戰斧”巡航導彈、研發遠程反艦武器、升級F-35戰機編隊。

這些裝備的射程動輒上千公里，完全超出本土防御所需。

更關鍵的是，日本政界高層不斷釋放危險信號。

2025年11月，高市早苗在國會答辯時公然表示，若臺海發生沖突，“可能觸發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暗示可行使集體自衛權。

這種說法，等于把中國內政當作日本動武的理由，嚴重違背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精神。

小泉作為防衛相，非但沒有緩和語氣，反而在赴美前再次強調“必須對中國施加軍事壓力”。

這種言論與日本實際軍備建設形成閉環：先制造“威脅論”，再以“應對威脅”為由擴軍，最后用擴軍成果反過來證明“威脅存在”。

邏輯自洽，卻極其危險。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軍事轉型并非孤立行為，它始終在美國默許甚至鼓勵下推進。

美方樂見日本承擔更多“前沿威懾”任務，從而減輕自身在亞太的軍事負擔。

但對日本而言，這種依賴也意味著喪失戰略自主性。畢竟，一旦中美關系緊張，日本往往首當其沖成為博弈棋子。

三、中國反制，精準打在日本命門上

面對美日日益緊密的軍事聯動，中國并未選擇口頭抗議或外交譴責，而是打出了一套組合拳，直接卡住日本最脆弱的產業命脈。

2026年1月6日，中國商務部發布新年第一號公告，宣布對日本實施嚴格的兩用物項出口管制。

所謂“兩用物項”，是指既可用于民用、也可轉用于軍事的材料、設備或技術。

新規定明確三個“禁止”：禁止向日本軍事用戶出口；禁止用于任何軍事用途；禁止流向任何“有助于提升日本軍事實力”的最終用戶。

這份管制清單長達168頁，涵蓋高性能復合材料、精密機床、特種化學品、先進傳感器、半導體制造設備等數百類關鍵技術。

其覆蓋范圍之廣、審查標準之嚴，遠超以往。

為什么這一招如此有效？因為日本高端制造業高度依賴中國供應鏈。

以稀土為例，日本約70%的稀土進口來自中國，其中用于制造電動汽車電機、導彈制導系統、雷達永磁體的重稀土，幾乎100%依賴中國供應。

中國不僅控制礦產開采，更掌握全球90%以上的稀土冶煉與分離產能。這意味著，即便日本從其他國家買到礦石，也無法自行加工成可用材料。

市場反應迅速，1月7日至8日，東京股市汽車與電機板塊連續下跌，豐田、本田、日產等企業股價跌幅均超2%。

野村綜合研究所估算，若相關出口限制持續三個月，日本經濟損失可能超過6000億日元；若延長至一年，損失或達2.6萬億日元。

更讓日本焦慮的是，中方并未關閉所有大門。

商務部明確表示，正常民用貿易不受影響。這說明中國的反制不是全面脫鉤，而是精準區分“和平用途”與“軍事企圖”。

換句話說，只要日本不搞擴軍備戰，經貿合作照常進行；一旦越線，立刻切斷關鍵支撐。

這種“規則化反制”模式，既避免了無差別制裁帶來的國際爭議，又有效傳遞了底線信號：中國有能力、有手段阻止日本走上軍國主義老路。

四、盟友靠不住，出路在自己

小泉高調赴美尋求支持，但現實可能讓他失望，美國當前的戰略重心并不完全在亞太。

特朗普政府重返白宮后，更強調“美國優先”，對盟友的索取遠大于付出。

此前，美方已向日本提出高達5000億美元的駐軍費用分攤要求，并公開質疑《美日安保條約》是否“公平”。

這種態度讓日本政界深感不安，高市早苗原本指望靠親美路線換取安全保障，卻發現美國只把日本當作可榨取利益的附庸。

更尷尬的是，在G7等多邊場合，歐洲國家也不愿跟隨日本反華。

法國總統馬克龍多次強調，G7不應成為“反華俱樂部”，歐洲需在中美之間保持戰略自主。

與此同時，日本在東亞的外交處境也在惡化。

因在獨島（竹島）問題上的強硬立場，韓國對日態度轉冷；因涉臺言論，中國全面收緊高層對話渠道。

因經濟政策失誤，國內通脹高企、工資停滯，民眾對政府信任度持續下滑。

在這種內外交困的局面下，繼續押注“軍事施壓中國”無異于飲鴆止渴。

高市早苗以為依靠激進的軍事路線和虛無縹緲的盟友承諾就能換來日本的“大國地位”，卻忽略了在現代國際博弈中，實力的基礎是穩固的產業鏈和理性的外交政策。

中方的反制不是一時興起，而是對日方系統性挑釁的對等回應。

那種試圖通過“打幾個電話”就能緩解局勢的幼稚想法，在嚴肅的戰略對抗面前毫無意義。

如果日本政府不能從根本上正視歷史、撤回涉臺錯誤言論，那么小泉進次郎在華盛頓能談到的也只是一些昂貴的軍購訂單，而換不回日本真正需要的和平與穩定。

2026年的春天對于日本政客來說，不僅是一個寒意刺骨的季節，更是一個不得不面對現實的轉折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