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國行｜喀什莫爾寺遺址，佛教東傳第一站

喀什莫爾寺遺址探訪(03:47)

從新疆喀什城區出發，汽車一路向東北駛去。城市的喧囂很快退去，道路兩側先是村莊，再往前，便只剩下起伏的戈壁與干裂的黃土臺地。公路延伸向遠方，天地之間空曠而寂靜。

忽然之間，公路右側的荒野中，兩座人文遺址闖入視野——并立在一處天然高臺之上，與周圍的戈壁融為一體——這正是莫爾佛寺遺址，目前新疆地區經正式考古發掘確認、年代最早的佛教寺院。《澎湃新聞｜古代藝術》“文化中國行”欄目近期走訪了這座佛教寺院遺址。

莫爾寺的房屋與佛塔遺址。 攝影：丁和

“莫爾”在維吾爾語中意為“煙囪”，佛寺正因其形似煙囪的佛塔而得名。

2001年，莫爾寺遺址被列入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25年獲評“2024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考古學者認為，這座始建于公元1世紀的佛寺，是中國早期大型地面佛寺的典型代表，也是佛教中國化進程的重要實證。

站在臺地上，天地之間只有風聲與陽光，遠處固瑪塔格山靜靜佇立，偶爾有一列火車從右側駛過，提醒著人們現代文明的存在。

“這里位于喀什東北，距離喀什城區33公里，隸屬于喀什伯什克然木鄉莫爾村。整個莫爾佛寺就位于固瑪塔格山南麓的臺地上。”喀什地區文物局副局長葉寶平對澎湃新聞說，“喀什在漢唐時期稱為疏勒，是絲綢之路南北兩道的交匯點，也是中國西出中亞、南亞的重要交通樞紐。這里不僅是商旅之道，更是佛教東傳進入中國的第一站。新疆包括中原地區佛教建筑以及佛教藝術品的發展演變都要追溯到此地。”

莫爾寺遺址

戈壁之上：莫爾寺遺址揭示佛教東傳

據考古發現顯示，莫爾寺遺址始建于公元1世紀，至晚沿用至9世紀末10世紀初，延續約900年。目前，留存下最為顯著的遺跡是一圓一方兩座佛塔。

圓塔是俗稱的莫爾佛塔，高約12米。由方形塔基、圓柱塔身和覆缽形塔頂依次收縮而成。完整的塔身讓人得以想象，當年信徒繞塔禮拜的盛景。考古學者認為，這座塔建于東漢末至三國時期，是西域最早的覆缽式塔。所謂“覆缽式”結構：下為方形塔基，中為圓柱形塔身，上覆缽形塔頂，層層內收。塔最早源自印度早期佛教傳統，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曾記載佛陀親授造塔之法，被視為佛教最早的塔式形制。

莫爾佛塔

在和田地區廷姆故城東邊，也有一座土坯砌筑的覆缽式佛塔——廷姆佛塔。它是和田現存最高的古佛塔，曾被斯坦因稱為“安迪爾廢址的顯著地標”。

喀什、和田地區，古時分別為疏勒、于闐，兩者都是西域三十六國之一。如今的喀什，地處中國最西端，城外不遠便是帕米爾高原，再往西便通向巴基斯坦、阿富汗與塔吉克斯坦。莫爾佛寺遺址正位于中亞進入中國的前沿地帶，佛教正是沿著這條古老路線傳入中國。漢唐以來，此處佛教昌盛，名僧輩出，講經建塔之聲不絕。

方塔位于圓塔西北60米，殘高約11米，塔頂與四面已坍塌，但塔基仍顯巍峨。方塔原本比圓塔大很多，目前殘存的底部邊長約22米，臺基下還埋藏著一層邊長39.96米的臺基。有專家認為，方塔與吐魯番高昌王國佛寺臺藏塔遺址有類似之處。

殘高約11米的方塔

公元6世紀，篤信佛教的北魏皇室在洛陽興建永寧寺，建造了高度達147米的天下第一佛塔。這座由皇家興建的巨塔，或許成為一種官方形制。永寧寺塔建成十余年后就毀于大火，但據考古發掘，永寧寺塔臺基邊長為38.2米，而發掘出的莫爾寺方塔臺基邊長為39.96米。

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考古文博系教授、莫爾寺遺址考古發掘領隊肖小勇曾提出一個推測：“近40米長度只誤差一米，而且測量也會有誤差，且年代接近，會不會有某種聯系？”

雖然只是推測，但這一微小的尺寸差異，卻讓人仿佛穿越千里：從洛陽的皇家巨塔到戈壁高臺上的莫爾佛塔，早期佛教建筑的形制與理念沿著絲綢之路傳遞、變遷，留下了跨越時空的痕跡。

圓塔的臺基

出土文物揭示文化傳播與時代更迭

1900年，英國探險家斯坦因途徑莫爾寺遺址，測繪出首張平面圖，記錄了兩座佛塔及四處建筑遺跡，并在佛塔旁的一幢廢墟房屋進行過簡短發掘。六年后，法國探險家伯希和也來到莫爾寺遺址，對其進行過短暫的發掘并獲得一些文物。

在隨后的近百年里，莫爾寺遺址沉默于黃土之上。1990年第二次全國文物普查和2008年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對圓塔、少量地面僧房遺跡和方塔進行了測繪，直至2019年才由中央民族大學與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展開系統發掘，才得以完整呈現其空間結構和歷史發展。

考古發掘表明，莫爾寺并非一次性建成，而是在漫長歷史中逐步擴展。圓塔建于漢代，方塔建于4-5世紀。

莫爾寺遺址復原圖

隨著考古工作的推進。截至2024年，考古人員累計清理發掘面積約4600平方米，確認了兩處重要臺基、兩座佛塔的塔基，同時揭露出18組建筑遺存，共計62個房間。圓塔與方塔之間，便是成片的佛殿和僧舍。經過多年的考古發掘，出土近3萬件文物，包括佛像殘件、錢幣、動物骨骼以及大量生活用品，從中可以看到印度、犍陀羅、中亞、本地以及中原的不同文化因素。

據葉寶平介紹，綜合墻體疊壓關系、碳十四測年結果及出土遺物，考古學界普遍認為，莫爾寺至少經歷了兩個主要發展階段。

最早的階段（公元1-3世紀），以圓塔為禮拜中心，附近和旁側非對稱分布僧房。公元4世紀以后，寺院開始發生變化。圓塔周邊新建了兩座“回”字形佛殿，建筑朝向與圓塔形成呼應。佛塔依然是空間中心，但佛像崇拜逐漸興起，佛殿的重要性開始上升。

莫爾寺遺址平面圖

轉折出現在唐代。寺院最后一次大興土木，修建了一座長21米的長方形大佛殿，這一時期增修了講堂、廚房和方塔等。大佛殿靠近方塔，正門朝向東北，已不再圍繞圓塔展開。佛殿取代佛塔，成為寺院新的信仰中心。由漢到唐近千年的布局演變，可看出佛教中國化的進程。

出土石膏佛教造像

這一空間結構的變化，恰好對應了佛教藝術史上的關鍵轉型：從以塔為象征的無像崇拜，到以佛像為核心的有像崇拜。對應到莫爾寺出土的佛像殘片，也逐漸出現犍陀羅融合中原的風格，其中，出土的41厘米佛手，說明了對應的佛像兩倍于真人大小；也有僅有數十厘米的小佛像。

莫爾寺遺址出土的石膏佛像殘塊

另一件六指木雕佛足尤為引人注目，恰好與《隋書》中“疏勒國，都白山南百余里。漢時舊國也。其王字阿彌厥，手足皆六指，產子非六指者即不育。”的記載相互印證，為文獻提供了罕見的實物證據。

木質佛足

《隋書》中的描述

結合出土佛像特點、“開元通寶”錢幣等綜合分析，大佛殿很可能是晚到唐代才興建而又很快廢棄的。據唐代慧超《往五天竺國傳》記載，武則天曾令天下諸州各建大云寺，西域地區的安西四鎮也都興建，“疏勒亦有漢大云寺，有一漢僧住持，即是岷州人士”。這處佛殿很有可能與武則天時期在疏勒鎮修建的大云寺有所關聯，但這一判斷尚待更多考古證據。

出土錢幣

考古發掘的一個關鍵線索，來自方塔周邊。2021年，考古團隊在探查發掘方塔本體，對其底部及四周時發現。方塔基址周圍顯露出大量木屑和楔形木片，考古人員據此推斷，方塔的四壁或塔頂原本可能附設過一定規模的木構構件。更引人注意的是，在靠近地面的堆積中，出現了一層厚實而連續的燒灰層。燒灰之下，是鋪砌規整、結構清晰的土坯臺基。

莫爾寺出土遺物

這一發現，為莫爾佛寺的廢棄原因提供了重要線索。持續而集中的燒灰堆積，意味著寺院并非自然荒廢，或曾遭遇過一次規模不小的火災。類似的燒毀痕跡，也在佛殿和僧舍遺址中被反復發現——灰燼中夾雜著木構件燃燒后的炭化殘留，推測正是屋頂或梁架的遺存。

這場火災究竟源于人為破壞，還是戰亂、意外所致，現階段已無確鑿證據可以指認。可以確認的是，在延續了九百余年之后，曾經香火鼎盛的莫爾佛寺，逐漸湮沒于疏勒的風沙之下。直至千余年后的今天，隨著考古工作的推進，這段沉寂已久的歷史重新顯影。

站在莫爾寺遺址的臺地之上，俯瞰戈壁與荒原，這座佛寺不再只是兩座孤塔的遺跡。

莫爾寺遺址位置圖

昔日汗諾依故城 攝影：丁和

事實上，從莫爾寺遺址向南約五公里，是汗諾依古城遺址。唐宋時期，這里曾是重要驛站和商貿集散地，也是絲綢之路南道的關鍵節點，承載著東西方文化和商品交流。向東約十公里是喀拉墩古城，遺址建筑帶有明顯犍陀羅風格，出土大量壁畫和佛像，具有重要的歷史和考古價值；往西約三十公里是亞吾魯克遺址，北朝時期出土的陶罐成為喀什博物館的鎮館之寶。再往北，則是三仙洞。沿著口岸向外，則可通向史書記載的大宛，這片古老的通道曾連接中原與中亞，見證了千百年來東西方的商旅與文化交流。

喀什博物館鎮館之寶，北朝三耳壓花陶罐（局部），亞吾魯克遺址出土

據國家文物局1月8日發布消息，新疆文物部門已編制實施《莫爾寺遺址文物保護規劃（2024—2035）》，提出“一軸一心四區”的遺址公園建設方案。規劃顯示，莫爾寺考古遺址博物館及相關專題展覽正在積極籌備中，未來將聯動坎兒井遺址、汗諾依古城等周邊古跡，整體打造以莫爾寺遺址為核心的文化地標，實現“一園多址”的考古遺址公園布局。

在這里，歷史與當下、荒野與文明、宗教與文化的多重敘事，將在天地之間緩緩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