詳解齊白石的年歲印，齊白石書畫院院長齊良芷弟子湯發周發布

在齊白石自用印章中，有一批以齊白石及其親人年歲為印文，總計有29方。這些印文的主要功能應是鈐蓋在書畫作品上，起到類似年款的作用。由于齊白石曾經聽信算命先生之言，給自己虛加兩歲，同時其虛增歲數的實際情況遠較目前學界所揭示的更為復雜，這給僅僅通過年歲印辨識書畫作品創作年份增加了難度。一些正式出版物對于這些紀年印的刊刻時間、邊款釋讀，以及鈐蓋這些印章的書畫作品創作時間判定等，存在不少舛誤。

齊白石年歲之謎新探

談齊白石年歲，有一個繞不過去的問題，那就是他于丁丑年給自己加了兩歲。齊白石生于清同治二年（癸亥）農歷十一月二十二日，查萬年歷，其對應的公歷日期是1864年1月1日。按照中國傳統計算歲數的方法（虛歲），出生的當年（按農歷日期）算一歲，之后每過一個春節加一歲。按這種計算方法，到公歷1864年2月8日（農歷甲子年正月初一），齊白石雖然出生僅僅39天，但已經算是兩歲了。比較簡便的計算齊白石歲數的公式是：“公元年數-1862=齊白石歲數”。直到丁丑年（1937年）以前，齊白石計算自己的歲數，大體都是按這個公式來的，但是丁丑年之后，他將自己的歲數憑空多加了兩歲，具體原因他在《白石老人自述》中有交代。

民國二十六年（丁丑·一九三七），我七十七歲。早先我在長沙，舒貽上（之鎏）給我算八字，……，我在他批的命書封面，寫了九個大字：“（三月）十二日戌刻交運大吉。”又在里頁，寫了幾行字道：“宜用瞞天過海法，今年七十五，可口稱七十七，作為逃過七十五一關矣。”從丁丑年起，我就加了兩歲，本年就算七十七歲了。

關于此事，齊白石四子齊良遲在《父親齊白石和我的藝術生涯》一書中也有回憶，但說法與此有所不同：

住在北京西城屯絹胡同，有個叫舒之鎏的（又叫舒貽上），他當時在北京是個很有名氣的算命先生。父親七十五歲（虛歲，這年是丁丑年）那年，求他批個八字，……這是我父親給自己加的兩歲……。所以，在他一生問世的畫幅中，他的落款就沒有七十五歲、七十六歲的畫。

舒之鎏，字貽上，湖南長沙人，1913年曾作為湖南代表在北京參加民國政府教育部組織的讀音統一會（魯迅也是該會會員），參與討論國音標準化問題，1924年前后在教育部下轄的京師圖書館任編輯，后又任商務印書館編輯。他翻譯過很多文章，并出版了不少譯著。因其長期在北京活動，《白石老人自述》里記載的“早先我在長沙，舒貽上（之鎏）給我算八字”可能與事實有出入。齊良遲所說的“他（舒之鎏）當時在北京是個很有名氣的算命先生”也不盡客觀，因為舒之鎏顯然并非職業的算命先生。

廣東省博物館藏《山水圖》畫于1917年，其上有一段1937年補寫的題跋文字，其年款為“丁丑暮七十七翁璜題記”。刻意強調自己“丁丑年七十七歲”，正反映出齊白石聽信算命先生之言，試圖“瞞天過海”“逃過七十五一關”的心理。

齊白石 《山水圖》 廣東省博物館藏·齊白石書畫院院長齊良芷弟子湯發周供圖

不過，齊白石年齡問題并不像《白石老人自述》里說的那樣簡單。實際上，在丁丑年之前，齊白石就有給自己增加兩歲的情形。

北京畫院藏有一幅齊白石《追摹八大小鴨》，圖上有兩處題款，其一從右上一直寫到左下：“余四十一歲時嘗客南昌，于某舊家得見朱雪個小鴨子之真本，鉤摹之。至七十五歲時，客舊京，忽一日失去。愁馀取此紙心意追摹，略似，記存之。乙亥二月，白石。”按，農歷“乙亥二月”為公歷1935年3月5日-4月2日期間，按照傳統虛歲記歲法，齊白石應是73歲。根據《白石老人自述》里的說法，齊白石是在1937年農歷三月十二日以后，才開始在虛歲的基礎上再給自己虛加兩歲。但是由此畫來看，其實齊白石早在1935年就有給自己多增兩歲的舉動。這也使得齊良遲所說的，在齊白石一生問世的畫幅中，“他的落款就沒有七十五歲、七十六歲的畫”，并不屬實。

齊白石 《追摹八大小鴨》 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書畫院院長齊良芷弟子湯發周供圖

1935年4月13日，《天津商報畫刊》第14卷第5期第3頁推出“白石山翁詩書畫印專號”，刊登了一幅齊白石外孫媳鄧柏云所畫的螃蟹圖，圖左上有齊白石題跋，“乙亥二月十又四日，吳生使照相者為柏云與寶姬留作畫像。此幅乃柏云對照機畫也。柏云贈余，并求余紀其事。白石老人，年七十又五矣。”與上述《追摹八大小鴨》上的題款一樣，齊白石也是在1935年就自稱75歲。

鄧柏云 螃蟹圖·齊白石書畫院院長齊良芷弟子湯發周供圖

在齊白石紀年印中也能找到同樣的例子。比如白文印“五十八歲以字行”，一般以為這里的“五十八歲”系指1920年。恰巧齊白石有朱文印“戊午后以字行”，農歷戊午年大致對應公歷1918年。由于兩方印說的是同一件事，正好可以互證，這就說明齊白石在這里說的“五十八歲”所指不是1920年，而是1918年。也就是說，齊白石早在1918年，就已經給自己虛增了兩歲。

齊白石 茄子（瓜果冊頁之一） 湖南省博物館藏

此圖鈐蓋白文印“五十八歲以字行”

齊白石 “戊午后以字行” 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書畫院院長齊良芷弟子湯發周供圖

齊白石有“魯班門下”朱文印，邊款“六十后刊舊句，七十歲時補記，辛未秋，白石。”按照傳統虛歲記歲法，齊白石要到壬申年（1932年）春節以后才能說虛歲70歲。辛未秋即1931年秋，此時齊白石周歲未滿68，虛歲也只有69，此時自稱70歲，是在虛歲的基礎上再虛增了一歲。

齊白石 “魯班門下” 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書畫院院長齊良芷弟子湯發周供圖

當然，以上數例并非普遍現象。大體上，齊白石還是從1937年農歷三月十二日以后，才正式給自己虛增兩歲的。但以上案例也足以證明，實際情況并不像之前學界所普遍認為的那樣絕對。

湖南美術出版社出版的《齊白石全集》第四卷收有多幅年款為“七十五歲”的畫作，其中既有私人收藏，也有公共機構的藏品。西泠印社出版社2021年出版的《文景堂鑒藏齊白石印集》第167頁，有“陽光”白文印，邊款“陽光君屬。白石，年七十六矣”。有人根據齊良遲的說法，對這些作品的真實性提出質疑。根據以上分析，筆者認為，不能僅僅因年款中寫有“七十五歲”“七十六歲”字樣就定其為贗品。

刊刻時間與心理機制

廣西美術出版社出版的《齊白石三百石印朱跡》，標注了齊白石部分年歲印的刊刻時間，但許多失于粗率。湖南美術出版社出版的《齊白石全集》，在注釋中以鈐蓋的年歲印印文來推斷部分畫作的創作時間，也多有失誤。

首先需要明確一個問題：年歲印的刊刻時間與鈐用時間是不同的概念，不能簡單憑印文上的年歲來推斷刊刻時間。即以白文印“年八十五矣”為例，該印石有邊款“刊于甲申十一月廿三日”（公歷1945年1月6日）。實際按照齊白石的算法，他要到農歷乙酉年正月初一（公歷1945年2月13日）以后才稱85歲，也是在那以后才開始在書畫作品上鈐用此印。

其次，類似朱文印“五十歲后”、白文印“五十以后始學填詞記”、白文印“五十八歲以字行”這樣的印文，所對應的時間范圍更廣，而不限于印文所示歲數的當年。同理，這類印的刊刻時間也不可限定在印文所示歲數的當年。印文上所寫的歲數，只能說是刊印時間的大致上限。以朱文印“五十歲后”為例，理論上它在齊白石“五十歲后”的任何時間刊刻都是成立的。

齊白石的歲數印中，有的有年款，甚至是非常具體的日期，這為判定其刊刻時間提供了直接依據。如朱文印“七八衰翁”，邊款“三百石印齋之印。白石并記。己卯”。農歷己卯年，大致對應公歷1939年。按照傳統記歲法，齊白石在庚辰年（1940）春節后自稱78歲。所以此印是提前刊刻出來的，但具體的刊刻月份不明。目前未見鈐蓋有此印的齊白石書畫作品。

齊白石 “七八衰翁” 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書畫院院長齊良芷弟子湯發周供圖

再如白文印“九九翁”，年款“辛巳一日白石自刊”。此處“九九”不是九十九，而是八十一。“辛巳一日”即辛巳年大年初一（公歷1941年1月27日）。按照齊白石1937年以后的記歲法，他從辛巳年大年初一起，自稱81歲。此印鈐蓋于北京中南海藏《鷹》、中國美術館藏《老少年蝴蝶》等畫作。

齊白石 “九九翁” 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書畫院院長齊良芷弟子湯發周供圖

白文印“行年八十三矣”，年款“壬午十一月刊于京華”。壬午即1942年，“十一月”是齊白石出生的農歷月份。按照齊白石1937年以后記歲法，他從癸未年（1943）正月初一起自稱83歲，所以此印與前述朱文印“七八衰翁”類似，也是提前刊刻出來的，不過此印時間更明確，就是在齊白石農歷生日的當月。

此印鈐蓋于北京市文物公司藏《魚蝦圖》，該圖款題“三百石印富翁齊白石居京華第廿又七年”，齊白石以1917年為其居京第一年，則“居京華第廿又七年”當為1943年（準確地說是當年的農歷春節后、除夕前）。

齊白石 “行年八十三矣” 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書畫院院長齊良芷弟子湯發周供圖

白文印“年八十五矣”，年款“刊于甲申十一月廿三日”。此為1944年齊白石農歷生日的次日。此印與前述朱文印“七八衰翁”、白文印“行年八十三矣”屬于一類，都是提前刊刻，不過此印的刊刻時間更為具體。此印鈐蓋于中國美術館藏《油燈飛蛾(草蟲圖冊八開之八)》、北京市文物公司藏《百歲壽酒》等。北京市文物公司藏《貝葉草蟲》亦鈐有此印，該圖款題：“峰南仁弟清正。乙酉。八十五歲白石。”乙酉為1945年。

齊白石 “年八十五矣” 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書畫院院長齊良芷弟子湯發周供圖

由以上數方印的印文與刊刻時間可以大略推知，齊白石有提前為自己刊刻年歲印的習慣，一般是在其本人生日（農歷十一月二十二日）前后，刊刻次年的年歲印，然后在春節之后開始使用。偶爾會晚至正月初一才刊刻當年的年歲印。不過也有特例，比如白文印“年八十六矣”，《齊白石三百石印朱跡》編者稱“據印文斷此印刻于1946年”。此結論雖不為錯，但還可以更精準些。此印雖無年款，但有邊款“刊于白下”。白下即南京別稱。據《白石老人自述》：“民國三十五年（丙戌·1946），……十月，南京方面來人，請我南下一游。”另據齊佛來回憶：“夏歷九月底的一天，風和日麗，秋高氣爽，我在報刊亭看到報紙上登載祖父到達南京的消息，……大概是在夏歷十一月初，我陪著祖父和夏文珠（看護）、曹克家一行，離開南京，乘火車去上海。”（據齊佛來著，西北大學出版社出版《我的祖父白石老人》）按，1946年公歷10月24日為農歷九月三十日，齊白石這里所說的“十月”，可能是公歷10月，實際上與齊佛來所說的“夏歷九月底”并無矛盾。齊白石于1946年農歷九月底從北平乘坐飛機赴南京，農歷十一月初離開南京，乘火車去上海。可知此印刻于1946年農歷九月底到十一月初期間，也就是在齊白石農歷生日之前不久。

齊白石 “年八十六矣” 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書畫院院長齊良芷弟子湯發周供圖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一部1946年齊白石手拓印譜，名為《齊白石印譜》。該譜第一方印即為“年八十六矣”白文印，齊白石題：“淑度白石之門人也，北平別來已越六載，今逢于南京，值予正刊此印，求拓之以紀事。丙戌十一月一日。”據此，可進一步將此印的刊刻時間明確為1946年農歷十一月一日。

按照齊白石1937年以后的記歲法，他從1946年農歷年初即自稱86歲，依照前述齊白石刻歲數印的習慣，他當提前于1945年農歷十一月刻此印。但此印卻晚了近一年，遲至他86歲當年的農歷生日前不久才刊刻，是目前已知的刊刻時間最晚的齊白石年歲印。個中緣由，可能是齊白石從北平出來時忘帶年歲印，所以臨時刻一方以備用。不過既然趕著刻出來，按理應該多多鈐用才對。但讓人困惑的是，目前尚未見到鈐蓋此印的齊白石書畫作品。

齊白石在《白石老人自述》中曾述及此次南京、上海之行，“我帶去的二百多張畫，全部賣出，回到北平，帶回來的‘法幣’，一捆一捆的數目倒也大有可觀，等到拿出去買東西，連十袋面粉都買不到，這玩笑開得多么大啊！我真悔此一行。”齊白石此印刻而不用，可能與此行并不愉快有一定關系。

朱文印“行年七十三”，《齊白石三百石印朱跡》編者稱，“按印文斷此印約刻于1931年。”此結論缺乏依據。若按傳統虛歲記歲法，齊白石73歲當在1935年。此印見于齊白石癸酉（1933）年農歷六月重制手拓之《白石印草》。故此印刊刻時間下限為1933年農歷六月。按照傳統記歲法，1933年齊白石71歲。而他最晚在此時就已刊刻了“行年七十三”之印，這是齊白石早在1937年之前就給自己虛增兩歲的又一個實例。

齊白石 “行年七十三”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書畫院院長齊良芷弟子湯發周供圖

朱文印“七三老婦八千里”，無邊款。據《白石老人自述》，“我妻娘家姓陳，名叫春君，她是同治元年(壬戌·一八六二)十二月二十六日生的，比我大一歲。”《齊白石三百石印朱跡》編者稱，“此印為居京鬻畫，思念家鄉老妻之作。陳春君較齊白石年長一歲，是年陳春君七十三歲，故斷此印下限為1934年。”此話可商榷。

齊白石記歲數有一定的隨意性，總體上傾向于夸大歲數，前文已述及。偶爾他又會實打實地按照周歲來算歲數，比如他有“老齊郎”朱文印，邊款“余年六十矣，今宵便亡，不為短命，刊此一笑。癸亥十一月廿二日燈下。白石。”癸亥即1923年，此年農歷十一月廿二日正是齊白石60周歲生日當天。他在這里自稱60歲，是以周歲來算的。陳春君的歲數，按照傳統的虛歲算法，當是1934年春節以后即算73歲；若按周歲來算，卻是1935年農歷十二月二十六日才滿73周歲。

齊白石 “七三老婦八千里” 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書畫院院長齊良芷弟子湯發周供圖

齊白石 “老齊郎” 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書畫院院長齊良芷弟子湯發周供圖

據齊白石乙亥（1935年）日記，“陽歷四月一日(陰歷二月二十八日)起行，攜寶珠、柏云同歸，三月半到家，年十八九之女孫及女生(甥)不相識。離家十余年，屋宇未損傷，并有增加，果木如故，山林益叢。子貞子女兄弟父子叔侄可謂好子孫也，只有春姊(即陳春君)瘦得可憐，余三月即別，別時不忍相見,并有二三好友坐待相送。余亦不使知，出門矣，十四日還北平。”可能齊白石因為此次返鄉，見妻子陳春君不但衰老，而且“瘦得可憐”，頓生惻隱之心，故刊此印為紀。所以此印刊刻時間較大可能是1935年農歷三月，至少應以此為時間下限。北平到湘潭的距離約三千里，這里稱“八千里”，系夸張手法。

白文印“年近九十”，鈐蓋于中國美術館藏《殘荷》圖，圖有款識：“方叔鄉先生同客京華，故能得殘荷。八十六歲白石。”按照齊白石1937年以后的記歲法，其86歲當在1946年。故此印刊刻時間不早于1946年。本來這一年自稱86歲，已經是在計算虛歲的基礎上再虛增兩歲的結果，現在又迫不及待地刻印章自稱“年近九十”并鈐蓋于畫作，再次說明齊白石確實存在夸大自己年紀的心理傾向。

齊白石 殘荷 中國美術館藏·齊白石書畫院院長齊良芷弟子湯發周供圖

值得注意的是，齊白石刻有一方白文印“七五衰翁”，無邊款，《齊白石三百石印朱跡》編者認為此印刻于丁丑年三月十二日（1937年4月22日）之前，其依據應是前文引述過的《白石老人自述》相關內容。筆者認為，這個時間判斷大致正確，但還不夠精準。因所涉情況較復雜，茲單獨論列如下。

前已論及，齊白石似乎習慣于在每年自己的農歷生日前后，提前刻一方年歲印，以供隨后的春節后啟用。由此推論，白文印“七五衰翁”很可能刊刻于丙子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937年1月4日）前后，按照齊白石自己的算法，當時他仍在74歲之年。而齊白石在刻此印時，似乎還不知道有相關的禁忌。跟往年一樣，他準備一等春節過后，就啟用這方標志自己已屆75歲的印章。

齊白石 “七五衰翁”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書畫院院長齊良芷弟子湯發周供圖

從“七五衰翁”這方印章來看，齊白石在自述中的說法“早先我在長沙，舒貽上（之鎏）給我算八字”，可能不完全符合實際。而齊良遲說舒貽上于丁丑年在北京給齊白石算命的說法更可信一些。因為，如果舒貽上是早先在長沙給齊白石算的命，齊白石早就知道需要“七十五歲口稱七十七歲”，那他就根本沒有必要刻這枚印章了。

所以，實際情形可能是這樣：在刊刻白文印“七五衰翁”之后一個多月，迎來了丁丑年春節（1937年2月11日）。春節后不久，齊白石找舒貽上批八字，聽信了“瞞天過海”“今年七十五歲，可口稱七十七歲”“逃過七十五歲一關”的迷信說法，并在三月十二日戌刻獨自在黑屋子里舉行了某種迷信儀式，完事后便聲稱自己已是七十七歲，并在畫作上題寫“丁丑年七十七歲”字樣以強化迷信效果。此后，他的畫作上就不再題寫“七十五歲”“七十六歲”字樣，也不再鈐蓋“七五衰翁”白文印。

浙江省博物館藏齊白石《松鼠圖》應是作于丁丑年春節之后、齊白石找舒貽上批八字之前，所以成為了惟一鈐有“七五衰翁”白文印的畫作。

齊白石 松鼠圖 浙江省博物館藏·齊白石書畫院院長齊良芷弟子湯發周供圖

實際上，在1937年之前，齊白石并沒有在畫作上題寫自己年歲的習慣。他從這一年開始在作品上題寫自己的歲數，而且一再強調自己在1937年是77歲。這是與他聽信算命先生之言，試圖借此趨吉避兇的心理緊密相關的。

細論之，齊白石的這些年歲印可進一步分為兩類。“五十以后始學填詞記”“五十八歲以字行”印文雖包含年歲時間信息，但其本質上仍屬“紀事”印。這與陳師曾所刻“任公四十五歲以后所作”“復闇四十后所作”，以及吳昌碩所刻“五十學書”“息舸五十以后作”等印的性質是一樣的。這類印的特點是客觀紀事，所以印文上的年歲往往并不高大，以致有“五十”“四十五”乃至“四十”這樣相對比較年輕的歲數出現。

齊白石 “五十以后始學填詞記” 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書畫院院長齊良芷弟子湯發周供圖

至于“七八衰翁”“吾年八十二矣”“年近九十”等印，是純粹標記自己年齡的，它在客觀記取年歲的同時，往往暗含有“高壽”的含義。古人有“年過七十古來稀”之語，一般認為七十歲以上即可稱高壽。所以這一類印文上的年歲往往比較高大，一般在七十歲以上。吳昌碩“七十老翁”印，也是同樣的意趣。

齊白石 三子圖1937年 首都博物館藏·齊白石書畫院院長齊良芷弟子湯發周供圖

吳昌碩與齊白石都得享高壽。他們在七十歲以后，不但為自己刊刻年歲印章，并鈐蓋在書畫印作品上，而且喜在書畫印作品上題款寫明自己的歲數。這里面傳遞的文化信息大抵有三個。其一，人的年齡越大，往往閱歷越深。對藝術家而言，高齡更意味著從事藝事年深月久，其經驗之豐富、造詣之精湛自是不言而喻。唐代書法家孫過庭在《書譜》中提出“人書俱老”的概念，就是這個意思。其二，中國傳統文化講究“福壽觀念”，視高壽為福。人們喜歡親近有福、高壽之人，認為這樣可以“借福氣”“沾喜氣”。其三，中國人喜歡將高壽與個人品德相聯系，諸如“仁者壽”“年高德劭”等詞匯就傳遞出這種取向。對于已屆高齡的畫家來說，這自然是十分有利、由衷歡迎的。齊白石專門紀年的印章，全都是七十歲以后所刻，應當也正是這種文化心理的折射。

齊白石 “年高身健不肯作神仙” 北京畫院藏

齊白石有一方朱文印“年高身健不肯作神仙”，印文非常直白地表達出自己身登高齡而產生的優越感。目前所知最早鈐蓋此印的畫作——由首都博物館收藏的《三子圖》，正是作于丁丑年（1937），這應該不完全是一種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