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日本議員競選資金籌集方式詳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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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民黨的政客一般可分為兩種：一種是“能掙會花”的政客（例如田中角榮等人），這種人聚財本領很大，擁有巨額資金和牢固的地盤，在黨內說話算數，甚至充任派閥領袖，這就是所謂的“金權派政治家”；另一種是聚財本領不大，不愿意充當某特定大企業的利益代表，沒有可靠的經濟后盾，他們雖然也能多次當選，但在黨內和派內沒有地位，選舉時隨時有被別人擠掉的危險，這些人就是所謂“非金權派政治家”。

它類似經濟界由大企業和中小企業構成的“雙重結構”，金權派政治家好比政界的“大企業”，非金權派政治家好比政界的“中小企業”。但是，不論“大企業”還是“中小企業”，都必須為自己的政治活動籌集資金，在聚錢和用錢方面，只是數量多寡而已，并無本質區別。

一般地說，自民黨國會議員的主要收入（政治資金）包括以下三大部分：

第一，由國會支付的援助。根據規定，國會給每個議員支付兩個秘書的工資和一定數量的辦公交通費，援助金額逐年增加。

1989年度這兩項的支付總額為1880萬日元，此外還有“立法事務費”。但是，這些費用不直接給議員本人，而是由國會撥給自民黨總部。

值得注意的是所謂“資深政治家的支援”。派閥中除首領外，還有一批在派閥運營中影響力很大的人，這些人為爭奪派閥領袖的地位，進而當內閣大臣或自民黨的重要職務，往往在派內展開激烈競爭。競爭的手段主要有兩個，一是競相為本派做“貢獻”——籌集派閥資金，誰籌集的錢多，誰就能在本派站住腳，確立自己的地位；二是給年輕議員以小恩小惠，用錢收買，以形成自己的勢力，也就是派中之派。

上述黨總部、派閥和資深政治家的支援，在性質上屬于同一個范疇，都是屬于籌集資金的再分配，這些錢都是黨總部、派閥和資深政治家通過各種手段募集而來，然后再施舍給下屬議員。

據新聞部門在1988年的抽樣調查，一個新當選的國會議員（日本稱之為一年級議員)，每年所籌政治資金平均為1.26億日元，最高的1.96億日元，最低的6587萬日元。其中從黨、派閥和資深政治家領的“支援”約為1038萬日元（平均）。如果遇到選舉，還有“特別支援”，一般每個議員可得到1000萬日元的“公認費用”，從本派也可拿到至少1000萬日元支援。但是，每個議員每年的平均花銷在億元以上，“國費”和黨及派閥提供的經費加起來不足3000萬日元，這些收入和支出相比，仍然是杯水車薪，所以，自民黨議員的政治資金，大部分要靠個人籌集。

第三，個人籌集的資金。

個人集資的主要途徑是企業和個人的政治捐款，其次是兜售各種名目的宴會招待券。參加宴會的人要拿出高于宴會費用幾倍的錢去參加宴會，以此為政治家集資。

據抽樣調查，這兩種集資方式所集資金，約占政治家全年總收入的59%。例如1989年調查的10名新當選的議員，每人平均收受政治捐款5434萬日元（最低616萬，最高9000元），宴會券收入2040萬日元（最高3800萬日元）。國會議員收受的政治捐款分為兩種，一種是按月交納的小額捐款，一種是不定期的大額捐款。國會議員們在東京、大阪等經濟中心地區，都有幾個資金支援組織，一般稱作后援會，為和以選舉為目的的后援會相區別，這里姑且稱其為“資金后援會”。

參加資金后援會的企業，每月交納5000至2萬日元的會費，多者交5萬。如果每個當選議員手下有500個這樣的企業，每月便可收入500萬至1000萬日元的會費，他的財政基礎也就有了。議員們為了擴大自己的資金后援會成員，往往求助于派閥領袖和資深政治家，請他們多介紹幾個企業。但大派閥往往僧多粥少，派閥領袖力不從心，對下屬議員只給“水”（錢）不給“井”(資金來源)。所以，固定的資金后援會往往還不能滿足議員們的需要，還要自己動手去“挖井”。

議員們不放過一切“挖井”的機會，千方百計保持并不斷加深同企業界的關系。尤其在召開國會期間，在自民黨總部，各種會議從早到晚一個接著一個，一天之內往往不下20個會，會議內容多半都是經濟領域的修改法規、制定新的經濟計劃，研究對外摩擦對策等。這些會原則上都是議員們自由參加。議員們為了廣交經濟界的朋友，往往同時“周游”幾個會場，與企業界代表互遞名片，授受資料，聯絡感情，建立關系。一旦交往到一定程度，資金來源也便多了一條渠道。

國會議員同官僚們的關系也很重要。例如，政府部門提出的法案，如果在提交自民黨和眾議院討論的過程中“高抬貴手”，使其順利通過，那么官僚們也會把企業界的頭面人物介紹給議員，又增加一條資金來源，這也是前面所說的“政官財一體化”的表現形式之一。不過，對自稱是“國民的代言人”的議員們來說，如果太露骨地為企業界說話，也冒失去民心的風險。

所以如何才能做到既不在選民面前食言，又可維護官僚和企業家的利益，做到兩頭不得罪，不致堵塞寶貴的資金渠道，這就要看議員的本領了。不過，不論本領多大，政治家為了弄到錢，總要失去一些最寶貴的東西——做人的良知，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兜售各種名目的宴會招待券，已成為政治家個人集資的重要手段。這實際上是“資金后援會”的延長。因為宴會券的分發對象，多半都是按月交納會費的會員。擁有會員多的政治家，宴會券也能大量地發出去。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籌集資金的工夫，也就是爭取會員的工夫，有了后援會會員也就等于有了錢。

特別應該著重寫上一筆的是，兜售宴會券已成為近年來自民黨政治家的重要資金來源，被稱作新興“煉金術”。1987年政治家所得宴會券總收入，僅上報自治省的“明碼”部分就達95.5億日元，這個數字是20年前的20倍。

當然，政治家弄錢并不都是這樣輕而易舉，尤其是資歷尚淺的年輕議員，往往每周要抽出一半時間到自己選區去弄錢，另一半時間回東京研究“資金對策”。有人把這種頻繁來往于東京一選區之間的日程安排自喇為“五歸二來”（即星期五自選區回東京，星期二又從東京到選區)。

對多數政治家來說，金錢等于其政治生命。有錢便能戰勝對手，得以當選，只有連續當選，才能成為一名真正的政治家，才能出人頭地，如果缺乏政治資金而落選，一切也便無從談起。所以政治家最關心的事就是一個字：錢。

派閥是自民黨的權力單位，同時也是籌集資金的主要單位，那么，派閥是怎樣籌集資金的呢？

派閥的資金來源也不外乎是企業政治捐款、兜售宴會券、購買股票以及派內資深政治家的捐贈等。在這幾種來源中，各個派閥籌集的方法各有千秋，每種資金的數額和所占比重也因不同派閥和不同年份而千差萬別。總之，派閥資金的構圖和運作就像一個迷魂陣，很難確切地描述出它的真相。不過，每個派閥在籌集資金時一般都有以下三個層次：政治團體、中樞資金后援會和地方資金后援會。

每派都有冠以本派名稱的政治團體。例如竹下派的“經世會”，安倍派的“清和會”、宮澤派的“宏池會”等，以這些政治團體的名義募集資金同時，派閥首領在東京設有若干個中樞資金后援會，參加者多以大企業為核心，它是派閥資金的主要來源。

這些中樞資金后援會經常舉辦“招待會”，以出售招待券的方式接受企業界的捐款。這些捐款者的姓名、金額“透明度”很低，大約只占所公布的捐款總額的5-10%。

此外，派閥領袖在各地，尤其是自己的選區，也有許多資金后援會，其數量的多寡與派閥勢力的大小成正比。例如竹下登在擔任首相期間，竹下派在各地的資金后援會多達40個。這些地方上的資金后援會，募集資金的方法與中樞資金后援會大體相同。

派閥的聚財能力很強，處于執政地位的主流派或有可能執政的大派閥，主辦一次招待會往往就可以收入數億日元。例如，中曾根派1987年舉行一次招待會，發出1萬多張招待券，每張2萬日元，共收入2.088億日元，除去850萬日元的會場費和飲食費，凈剩2億多日元，“收益率”為96%。

另外，一些資深政治家為了提高其在本派的發言權，也爭相在資金方面為本派做“貢獻”。所以說，派閥是自民黨籌集資金的主要單位。竹下派在1987年的收入，僅公布的數字就達近30億日元，其中只出售招待券一項就收入11.2億日元。同年宮澤派的資金后援會也籌集到7.9億日元。

當然，這都是比實際收入大大縮小了的數字。

與政治家個人和派閥籌集資金的方式相比較，自民黨總部的資金籌措似乎更“光明磊落”一些。也可以說，它是按照《政治資金規正法》的規定公開進行的。

黨總部的資金來源有兩個，一是黨費和“國費”，二是“國民政治協會”的捐款。自民黨黨員每人每年交4000日元黨費，一半歸中央，一半歸地方，“國費”即每年由國家財政向每個國會議員支付780萬日元的“立法事務費”，由黨總部統一從國庫領取，然后分給每個自民黨國會議員，這兩筆是“死線”，而且數量有限。

國民政治協會脫胎于國民協會，1975年成立。作為集資機構的國民政治協會，主要接受“經團聯”的捐款，所以有人把國民政治協會稱作“經團聯政治部”。通常作法是，國民政治協會每年同經團聯商定一個捐款計劃，由經團聯向下屬各企業攤派，并將捐款統一交國民政治協會。

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向世人顯示：①切斷了捐款企業同政治家的直接聯系；②捐款的所有企業及團體的名稱和金額都如實公布；③黨總部對國民政治協會以外的政治捐款一概不予接受。

其實，這種“一攬子”捐款辦法不過是掩人耳目而已，因為政治家個人和派閥的捐款另作別論，而且其數額早已大大超過了黨總部所得捐款，同時，一攬子捐款辦法切斷了企業界同政治家的直接聯系，只拿錢不見效益，引起企業界人士的不滿。

從總體上看，經團聯所屬大企業用金錢支持了自民黨政權，自民黨政權制定出有利于大企業的政策并得以維持政權，達到了金權交易的目的，但就個別企業而言，更希望把錢用到刀刃上，收到有利于本企業的直接效益。

同時，這種一攬子捐款辦法只適用于自民黨，形成大企業政治捐款被自民黨一黨獨占的局面，這與各黨公平競爭的民主原則是相矛盾的。而且，一旦自民黨的金權事件披露于世，遭到國民的批判，為自民黨出錢的經濟界也便成為眾矢之的，一起失信于民，這對企業界來說也是很不合算的。

日本的政治團體通常分為兩類，一類是屬于政黨、派閥或政治家個人的政治團體，一類是屬于利益集團一方的政治團體。前者是收受資金的集資機構，是政治家的“錢口袋”，后者是利益團體向政治家捐款的“窗口”，二者一“出”一“進”，構成利益集團與政界之間的資金流通渠道。所以政治團體在資金授受方面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但是，日本的政治團體，是一個深不可測的“無底洞”，專門研究政治資金問題的日本學者對其全貌都不甚了了。單就數量而言，僅在1988年度向自治省申報的政治團體就達4873個，這些團體中，提供政治資金收支報告的團體就有4134個。向都道府縣一級申報備案的政治團體，全國共計5.7萬個。要弄清這些團體的真相及其資金授受的來龍去脈是不可能的。

因此，要想了解兩類政治團體之間的資金授受情況，只能采取“解剖麻雀”的辦法。下面我們以日本醫師會這只“麻雀”為例，看一看政治資金是怎樣運作的。

日本醫師會屬于專家團體，政治上傾向自民黨，全國有會員10余萬人。由于職業上的特殊性及其經濟實力的雄厚，使它成為捐款“大戶”中一個比較典型的代表。

如果說經濟團體作用于日本政治的“武器”是“全方位”的，“綜合性”的，而農協的“武器”是選票的話，那么日本醫師會對日本政治施加影響的主要武器便是金錢，也就是政治捐款。

日本醫師會的資金來源主要是會員交納的會費、每個會員每年交2萬日元“負擔金”，必要時還要交臨時負擔金，因為醫師會的組織約束力較強，所以負擔金的征收率達100%。正因為有這種較強的集資力和雄厚的財源，才使它成為一個政治影響力較大的團體。

日本醫師會（日醫）的政治團體是日本醫師聯盟（醫師聯）。

日醫和醫師聯的目的自然是維護以開業醫為主的醫師的利益。

醫療政策是國家福利政策的核心，醫療費、保險、藥費等均置于國家監督之一，所以醫師的利益與國家福利行政部門（厚生省）有著密切關系。

而福利行政部門與國家的福利預算又緊密相關，所以大藏省制定的福利預算也直接左右醫師的利益。同時，國家在稅收政策方面對醫師有種種優惠措施，所以國家的稅收政策也直接關系到醫師的利益。

總之，國家政策的趨向，會對醫師利益產生極大影響，日本醫師會圍繞這些利益，在醫師和政界、官界之間發揮討價還價的“窗口”作用。另一方面，對國家來說，醫療政策如果沒有醫師的合作，也不能順利貫徹執行，所以國家也需要通過日本醫師會這個窗口同醫師打交道。這樣，日本醫師會對雙方來說都是必不可少的窗口，所以它擁有很大的發言權。

政治捐款是日本醫師會向政、官界施加影響的主要手段。據統計：1982年以后，日本醫師聯盟的政治捐款每年都在七八億日元以上，1988年高達11.62億日元。醫師聯以自民黨為主要捐款對象，而且80%以上的錢是捐給政黨以外的政治團體，也就是派閥和政治家個人，捐獻給自民黨總部的部分約只占捐款總額的10-15%。

對政黨以外的捐款，1985年是270個團體（包括政治家個人)368次，7.0548億日元，1986年是266個團體346次，6.5648億日元，1987年是247個團體303次，6.207億日元（這里面不包括購買宴會券部分)。

從總體上看，捐贈團體和捐款金額都有所減少，但醫師聯的主要捐款對象不是政黨而是政治家個人，這一條原則始終沒有變化。這是因為，對以金錢作為有效武器進行壓力活動的醫師聯來說，最重要的不是捐款數量多少，而是要把錢用到刀刃上，讓錢發揮最大效益。把錢獻給黨總部，不能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當然還是獻給能給醫師聯帶來利益的政治家個人才更順理成章。

醫師聯向政治家個人提供捐款的方法是多種多樣和因人而異的。有時將巨額資金一次支付，有時分期分批支付。有時把錢給某政治家的同一政治團體，有時又把錢分成若干份，分贈給同一政治家的不同政治團體。究竟采取哪一種方法好，主要根據政治家的指示而定。具體掌握政治資金的人，則多半都是負責“錢柜”的秘書，秘書根據上司政治家的指示，同捐款一方打交道。

對醫師聯來說，政治捐款已不單是“建立關系”的標記，而是要達到某種特定目的的“手段”，是給接受捐款者對日本醫師會所做貢獻的“報酬”。在醫師聯向政治家捐款時，要經過嚴格的評價和審查，而捐款金額則是體現對方所做貢獻大小以及對對方所抱期望大小的尺度。

從醫師聯向政治家個人的捐款中還可看出一個問題，就是對政治家個人的捐款實際上是對派閥領袖的捐款。例如1988年，醫師聯對自民黨四大派——中曾根派、宮澤派、安倍派和竹下派，都捐款900萬日元以上，對這四大派的宴會券，也都一律購買了600萬日元。表面看來，醫師聯對這四大派的態度是“一視同仁”，實際上其中有耐人尋味的含義。壓力團體的目的，始終是旨在實現、維護和擴大與本團體有關的利益，也就是首先著眼于達到自已的目的。所以，如果只同某一特定勢力建立特定關系，那么當這一勢力從政權上退下來的時候，就有可能受到意想不到的損失，所以在“投資”的時候盡量避免向特定派閥傾斜，表現為不偏不倚的姿態，這樣，哪一派上臺以后，自己的利益都可得到保障。

而醫師聯之所以沒有向河本派捐款，也正說明日本醫師會幾乎沒有把河本派放在眼里。

當然，隨著派閥勢力的消長和重新組合，對派閥的捐款也會跟著發生變化。例如醫師聯對田中派的捐款，1985年和1986年，分別提供了3500萬日元和5000萬日元的巨額資金，但1987年以后卻戛然而止，這表明，田中的影響迅速消退，對醫師聯來說，田中角榮已是“用不著”的人了。

如果統計一下政治捐款登記本，就會發現一個規律，就是政治捐款一般都集中在六七月和12月，這兩個時期的捐款約占全年捐款總數的60%以上。而4月和8月幾乎不進行捐款。政治捐款出現旺季和淡季的現象，與政界的資金需要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每年的第二、四季度，日本的節日很多，政治家的諸多應酬，大都集中在這一段時間。據朝日新聞社對自民黨議員的調查，半數以上政治家一個月要出席忘年會和新年會100次以上。

在大城市圈的議員，有時每月要出席300次至600次。活動多花錢就多。有的議員一個月，光飲食和聚會費用就在200萬日元以上。因此每年的12月，是政治家花錢的高峰，也是接受捐款的高峰。像醫師聯這樣的捐款大戶，每年集中捐款兩次，小的資金團體，捐款金額有限，一般只集中在12月捐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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