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影不憤怒了？從熔爐到世界的主人，看懂從憤怒到溫柔的內核轉換

哈嘍，大家好，今天小墨這篇評論，主要來分析2025 年的韓國電影市場略顯沉寂，本土票房大幅縮水，國際影響力也不如往昔，唯有樸贊郁的《無可奈何》勉強支撐場面。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尹佳恩執導的獨立電影《世界的主人》異軍突起，不僅在多倫多國際電影節、平遙國際電影展引發熱議，回到韓國本土后也成功盈利。

12 月，韓國女性影人組織將年度 “女性電影人獎” 頒給尹佳恩，稱這部作品為韓國電影留下了深刻印記。這部影片的出現，也讓不少觀眾疑惑，從當年怒懟現實的《熔爐》到如今沉靜內斂的《世界的主人》，韓國社會問題電影是不是真的不再憤怒了？

《熔爐》《素媛》是韓國社會問題電影的經典代表。《熔爐》聚焦光州聾啞學校性侵案，通過教師揭露暴行的情節，直接控訴制度的不公；《素媛》圍繞趙斗淳事件展開，講述父親為女兒奔走維權、尋求社會幫助的過程。

這兩部影片都有著鮮明的 “憤怒” 底色，依靠激烈的情節沖突推動敘事，把個體悲劇上升到制度批判的高度，攝影機成為伸張社會正義的擴音器。

相比之下，《世界的主人》的敘事風格格外溫和。影片講述 18 歲女生李珠仁在全校聯署 “反對性暴力犯罪者出獄” 時拒絕簽名，隨后收到神秘紙條，進而展開關于創傷與自我重建的故事。

影片沒有直接呈現創傷事件，也沒有英雄式的成年人出來主持正義。觀眾只能跟隨珠仁的視角，從她與母親的疏離、與朋友的誤解和解中，慢慢拼湊出故事全貌。

據韓聯社 2025 年 12 月報道，尹佳恩在領獎時提到，創作靈感源自疫情期間的思考，她想探討 “社會如何對待遭受過痛苦的人” 這一議題，于是選擇把感受的權力交還給受創者本人。

《熔爐》《素媛》的核心邏輯是 “對抗”。影片中的成年人主動承擔起拯救者的角色，通過與不公制度的直接對抗，喚起觀眾的集體憤怒，進而傳遞社會正義的呼聲。當年《熔爐》上映后，不僅引發全民討論，還推動了相關法律的修訂，真正實現了影像干預現實的效果。

而《世界的主人》徹底放棄了這種對抗性內核。影片中的成年人集體缺席，珠仁的母親靠醉酒逃避溝通，父親陷入無盡愧疚，象征著制度與理性的失效。影片不再追求改變外部世界，而是聚焦個體內心的重建。珠仁拒絕聯署的選擇，收到神秘紙條后的迷茫與探尋，都是她重新梳理創傷、確立與世界關系的過程。

這種轉變并非個例。據韓國電影振興委員會 2025 年 11 月發布的行業報告顯示，近五年韓國社會問題電影中，聚焦個體內心感受的作品占比從 35% 上升至 62%，傳統控訴式敘事的作品占比持續下降。

韓國社會問題電影風格的轉變，離不開時代環境的影響。《熔爐》《素媛》誕生的年代，公眾仍堅信 “揭露真相就能推動改變”，電影中的憤怒能迅速凝聚成集體力量，轉化為推動社會進步的動力。

但進入 2010 年代中后期，韓國社會經歷了世越號事件等一系列集體創傷，加上疫情的沖擊，公眾情緒逐漸從 “我要對抗” 轉向 “我如何活下去”。

尤其是在性暴力犯罪領域，從 2020 年的 N 號房事件到 2024 年的深偽性犯罪擴散，案件形態不斷升級，公眾卻陷入 “看見 — 憤怒 — 轉發 — 遺忘” 的循環，逐漸產生輿論疲勞。

創作環境的變化也加劇了這種轉變。疫情后韓國電影產業遭受重創，本土開機影片數量大幅收縮，片方為了規避風險，減少了不賺錢的社會題材影片產出。

海外資本的涌入又抬高了制片成本和影人片酬，進一步壓縮了社會問題電影的創作空間。在這樣的背景下，《世界的主人》這類體量小、聚焦個體的作品，成為更穩妥的創作選擇。

韓國社會問題電影并非不再憤怒，而是把憤怒轉化成了更溫和的表達。從憤怒控訴到溫柔傾聽，從對抗制度到關照個體，這種轉變是時代環境與創作生態共同作用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