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高管到送外賣，一個985碩士的10次滑落

該如何介紹老范呢？

用前幾年流行的標簽說，他是標準的“小鎮做題家”：出身于河北滄州的小縣城，被保研至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部。根據軟科榜單，北師大的心理學已連續九年排名全國第一，2025年的綜合評分甚至遙遙領先北京大學。

研究生畢業后，他入職過大學，當過三甲醫院的心理治療師，試過創業，出過自己的心理學課程，也在幾個小公司里短暫待過。

但大部分人認識他時，是在2025年5月，他已經穿上明黃色的騎手服。成為外賣員的第二天，他跑了11個小時，賺了150塊錢。第三天，他就摔倒在路沿。他將送外賣的日常記錄在社交平臺，“北師大碩士畢業送外賣”是他撬動流量的噱頭，也是真切的選擇。

只是，流量與熱度有了，爭議也隨之而來。

有人鼓勵他，給他送來工作機會，也有人譏諷他，在某短視頻平臺，質疑他“作秀”的人不勝其數，有近1/3的評論還在指責他的滑落，“宣揚了讀書無用論”“給北師大丟人”。

12月初，我們找到了老范，和他慢聊了5個小時。彼時他已從喧囂中冷卻下來，視頻暫時不更新了，外賣也很少送了，生活又陷入新的迷茫。

我們試圖在老范身上找到他做出選擇的原因，后來發現，他似乎一直在抗爭與認命間游走，在脫軌和服從中猶豫。從旁觀者的視角看，老范親手放棄了一個個可以維持“體面”的機會，緩緩滑落到現在的境地，這其中固然有社會背景和職場規則的影響，同樣也與本人的視角和性格密不可分。

人是復雜的集合體，心理學專業的高材生也難以診治自己的心病。

就像王爾德有句流傳已久的名言，“當人以自己身份說話的時候，便越不是自己，給他一個面具，他就會告訴你事實。”老范說，這身外賣員的制服也是他的面具。

以下，是騎手老范的自述。

我是逼著自己成為騎手的。送外賣這個想法在我腦子里盤旋了至少兩個月。

今年3月份，我還在煙臺，剛經歷創業失敗，房租到期，存款也所剩無幾。我想找點事干，又不想找工作，這些年來，和心理學沾邊的工作我幾乎做了個遍，都沒啥意思。突然地，我想到了送外賣。

我選擇是眾包騎手，以個人身份在平臺注冊，和全職騎手不同，眾包的時間比較自由，相對應的收入也不穩定。但騎手偏向于體力活，可以讓我出去走走，看看風景，不像前兩年一直在房子里憋著。于是我搬到青島，花650塊錢在郊區租了個房子，又花2200元買了輛電動車。

車買完后，我兜里就剩下1萬塊錢，但我依舊糾結了很長時間。可能有人會覺得我是脫不下長衫，其實并沒有，我父母也是擺小攤的。我想的更多的還是錢。

我34歲了。我的同學們要不在體制內工作，買車買房，過上安穩的日子，要不就是公司高管，年薪幾十萬，不論收入還是地位，我都差了一截。哪怕我對外賣員這個職業沒有歧視，但我心里還是會犯嘀咕。

5月底，我覺得不能再猶豫下去了，逼著自己上線接了一單。車輪終于轉起來，很快我意識到，一切與我想象的大相徑庭。

開始送外賣的老范

做騎手的第一天，我送了10單，四個多小時，賺了49塊錢。

我對這一職業的認知也被徹底顛覆。過去，我以為送外賣只是單純的體力活，接單后才知道規劃路線的難度絲毫不亞于處理復雜項目。中途我猖狂了一把，同時接了兩單，送第二單的時候可謂“生死時速”，依舊超時了。不敢想那些同時送十幾單的“單王”們，到底是如何規劃的時間。

第二天，我跑了11個小時，加上平臺給的獎勵，堪堪賺了150塊錢。但新的問題隨即出現，我主動違章了。過去在北京工作時，我也會在心里暗罵那些闖紅燈的騎手，誰知道我也成為這樣的人——系統將時間卡得太緊，為了避免超時罰款，我只能選擇闖紅燈。

很多事情都是這樣的，只有真正成為，才能感同身受。

第三天，我下午三點開始接單，一直到晚上10點，中間只休息了10分鐘，賺了89塊錢。送最后一單時，因為即將超時，再加上天黑看不清路，我被馬路牙子磕了一下，連人帶車摔在地上，最終不僅因超時扣款，把顧客的外賣弄灑了，去年新配的眼鏡也劃花了。好在和顧客說明情況后，人家沒有申請理賠。但讓我難以理解的是，摔倒后，我打開后臺，發現竟然沒有任何一項明顯的說明，告訴應該如何申訴。

我突然覺得，人生就像是一部被設計好的機器，齒輪卡得嚴絲合縫，只要有一顆齒沒有對準，后面就會持續失控——只要有一單超時了，接下來的幾單也很難準時送到。

正在送外賣的老范

心理學中有個名詞叫元認知，講的是人能夠跳出當下的環境，用一種旁觀的視角，思考現在的想法或者行為是否合理。但現實是，人往往是活著活著，就陷入當下的怪圈。

好比一開始我還想過送外賣途中看看風景，后來我路過跨海大橋，途徑非常美麗的夕陽，我很想停下車拍張照片，可系統顯示我即將超時。當時我腦子里就突然冒出一句歌詞：我為你翻山越嶺，卻無心看風景。

還有一次，我搶到個單子，2公里的配送費高達8塊錢，唯一的風險就是配送時間很緊張。我狂奔去取餐，路上卻被通知商家取消了訂單，平臺給了1塊錢的補償。我當時真的無比失落，仿佛到手的巨款不翼而飛。

這是典型的損失欲望心理，我們在面對同樣數量的收益和損失時，往往認為損失更加難以接受。后來我轉念一想，這或許也是冥冥中對我的警示，也許在我搶時間送這單的途中，會發生無法預估的意外。

類似的事情還有很多。送外賣的第七天，我就和保安吵了一架。那是個路況極其復雜的小區，軟件里的定位也不準，死活找不到對應的樓號，我看旁邊有個保安，問他“師傅，XX號樓怎么走？”他頭也不抬。我又問了一遍，他才用蔑視的語氣輕飄飄說了句“能進”。

憤怒突然涌上來，我和他口角爭鋒了幾句，罵得也挺臟的。后來我想，或許就是因為這身衣服，會讓我遇到這些別樣的眼神。如果我西裝革履地進出小區，他還會用相同的態度對我嗎？

但情緒消散后，我也想通了，大家都是在自己的身份下對話，說不清誰對誰錯。就像電影《霸王別姬》里，教京劇的師傅對程蝶衣的母親說的那句話：都是下九流，誰嫌棄誰啊。

送外賣第三天，老范遇到一場煙花

換個角度看，因為這身衣服，我也收到不少善意。

送外賣第一天，我騎到中途，車子突然沒電了，當時我離目的地有好幾公里，離換電的地方也有1.5公里，沒有別的辦法，只能推著車往換電的地方走。推了兩三百米后，一位騎手經過，二話不說就載著我和電池到了換電的地方。

有時候，會有一些住戶主動幫我擋住單元門，有的人知道自家位置比較難找，會提前在電梯口等著我。還有個印象很深刻的顧客，因為快超時了又找不到樓號，我給他打了電話，他很用心地幫我指路，我到樓下后，就看到他從窗戶里探出頭，大聲喊著“我在這里”。

最近美團出了騎手拉黑顧客的功能，確實，有些顧客真的讓我們外賣員很心累——比如夏天買雪糕，因為化了一點就要我送回去的人，還有明明提前十幾分鐘送到依舊抱怨我送得慢的人——但大多數時候，只要能聽到一句真心實意的感謝，我還是會開心很長時間。

電影《綠皮書》中，黑人鋼琴家因為鋼琴天賦受到追捧，又因黑人身份受到歧視，他在雨中吶喊：“如果我不夠黑人，也不夠白人，或者是不夠男人，我到底是什么？”

此前我一直有相同的感受。我是個粗人，卻穿著學術服斯斯文文地學知識；我又是個所謂的文化人，卻穿著職業裝費盡心思地為公司計算盈利。我覺得自己始終格格不入，誰都不認可我，可我也不想被貼標簽一樣地認可。直到穿上外賣員的制服，我突然有了如釋重負的感覺。

過去的我像是站在舞臺上，拿著被分配的角色，講著規定的臺詞，如今我不用演了，我就是我自己。

起初，每天送完外賣后，我會隨手拍個視頻，記錄當下的想法，我也沒想過第一條視頻就收到17萬的點贊。

“北師大研究生送外賣”確實是一個噱頭，但其實我還是想打破人們對這種職業的偏見。我發現，當學歷越高，我的選擇好像就越小。人們好像已經預設了一條道路，研究生畢業就該考公、當老師、坐辦公室，去送外賣好像就很奇怪。

好比在短視頻那邊，有1/3的評論和私信都在說我“丟北師大的人”“學白上了”。實際上，我讀研時期的老師也曾聯系過我，問我有什么困難，需要什么幫助，他對我說，“師大并沒有覺得你丟人，你想做什么就去做”。這句話我每每回憶起來，都覺得十分動容。

老范的視頻內容及部分收到的評論

學歷到底代表什么？我無數次想過這個問題。

被保送到北師大讀研后，我確實見到了更大的世界：參加過頂尖學術會議，見過一些國內外名人，曾經教科書中的人出現在眼前，很多人難免會出現崇拜的心理，但我得到的更多是平和。

教授專家也只是在這個行業內站到比較高位置的人，和做了十幾年菜的廚師沒有什么區別。所謂的地位或者好工作，都是人為賦予的，充滿了主觀色彩。

但那只是我的想法，我說過很多次，我代表不了任何人，代表不了北師大，代表不了心理學。所有一切，都只是我自己個人的選擇。回頭看，我的選擇也極具特殊性。

老范自證學歷

研三那年，我有個去大學當心理咨詢師的機會，但我最終沒有簽。那時我是不相信心理咨詢的，我覺得它更多地起到了一個陪伴的作用。而且我當時還是個迷茫的年輕人，還要去開導別人，我覺得我是不夠格的。

我想我可以轉向教學，教一些理論知識。2017年，我26歲，研究生畢業，簽了海南一家民辦專科當老師，就在我去機場的路上，我大伯出車禍去世了，我趕回家處理后事。暑假結束后，我再去這所學校，發現待遇比我想象得還低，再加上海南離家實在太遠了，我最終還是拒絕了，又回到北京。

這時候我再找工作，發現情況有些嚴峻了。彼時已經過了畢業季，我不再擁有應屆生身份，學歷似乎一下子就不值錢了，很多公司開始看不上我了。

我找了一個月工作，最終入職一家小公司。后來我想，或許我顛沛流離的命運在這一刻就埋下了伏筆。

我在這家公司干了半年多就離職了。也許是因為剛進社會，心氣比較高，離職后，我去煙臺待了一段時間，準備考博。其實我心里也沒底，當時讀博的限制已經收緊了，所以我又給自己找了個目標，就是減肥。7個月后，我果然沒有申上博士，倒是成功減了60斤。

準備考博時，老范在煙臺的出租屋里

那時候，大家的積極性都很高，gap這個詞匯并不流行，就算是換工作，也是從一個坑無縫銜接到另一個坑。與此同時，內卷的苗頭也逐漸興起。

2019年4月份，我再回到北京找工作，又短暫地在兩個小公司總共待了一年，此時，我的簡歷已經很不好看了：有過空白期，待過名不見經傳的小公司，工作變動又頻繁。面試時，我會收到很多質疑。就像《水滸傳》里犯人臉上的刺印，簡歷上的工作經歷就像一個印記，好像宣判了你有罪一般。

我找了兩三個月工作，幾乎都是面試后就沒了下文。過程中，我面上三亞一個高中心理老師的崗位，也有了編制，但我恰巧在北京做了個鼻炎手術，來往復查十分麻煩，我又動搖了。

再加上那是所新學校，所有的課程規劃都要我自己從頭做，我有些犯怵。回頭再看，這份工作其實是我所有的放棄的工作中最遺憾的，我很喜歡海邊，尤其是三亞這個城市，那所學校里同事間的氣氛也活躍融洽，很難得。

但那都是后話了。2020年下半年，我又回到了北京，繼續漫長地求職。

老范在北京工作期間

12月份，我終于找到工作，在一家培養心理咨詢師的公司做課程研發。

這是我待過最久的一家公司，待了兩年多，一路做到研發部負責人兼董事長助理。直到我們辦了場虧本的活動，明明各部門都通過了活動審批，所有的鍋卻都推到了我的頭上。我對職場徹底失望了。

這年，我32歲了。我回頭審視過往，發現人生漏洞百出。我的老同學們雖說沒有大富大貴，但年薪也是二三十萬，只有我的年薪還在十幾萬徘徊，我清楚地知道，如果繼續打工，我的“身價”最高也就這些了。

于是，我再次來到煙臺，一個我喜歡的海濱城市，我決定創業。

“出身普通家庭的人，逆天改命的概率是多少？”至少在我身上，已經得到階段性的答案。

我出生在河北滄州的小縣城，父母是賣海鮮的，從小攤做起，打拼了十幾年，最終在縣城開了家門面房，起名“光頭強海鮮”——雖然我爸既不是光頭，名字里也沒有強字。

每天，我爸要深夜開車去黃驊進貨，清晨到家，賣到中午吃完飯就要睡覺，兩三個小時后再起來賣貨。我媽則要整個白天都守在攤子前，擺攤收攤，中午的時候，她常常為了看攤兒就趴在攤位上睡覺，即便身后十幾米的屋里就有床。我家那種賣海鮮的方式，純屬是熬時間，從身體里榨出一點點錢。

我在老家見過太多像我爸媽這樣的人，他們粗燥的手和臉就像大地的裂縫。他們要躲避風雨，躲避城管，更要躲避一只叫生活重擔的無形大手。小時候的我，一邊同情他們，一邊又想逃離這樣的生活，而我能想到的方式只有學習。

小范和他的爸媽

但或許是改變命運的欲望太過強烈，又或許我本身就是習慣焦慮的人，我的成績反而越來越差。高一時的期中考試，我的成績是全校第8，但高考時，我的成績只超過二本線5分。因為焦慮，再加上在一本書上看過“心理學”這個詞，我鐵了心要報這個專業，最終上了安徽師范大學的心理學專業。

好在大學時候，為了不掛科，我每個期末周都拼命臨時抱佛腳，成績還不錯，獲得保研的資格，進了北師大。但小鎮做題家的后遺癥也漸漸顯露，我的英語太爛，英文文獻對我來說像天書一般，再加上覺得科研和現實往往脫節，所以對科研的抵觸心理越來越大，就覺得自己可能不是搞科研的料。

小范到大學報到時

前段時間，我的同學問我，如果讓我歸納自己的幸福感，給人生的某些階段打個分。我給剛畢業的我，打了8分。因為那時的我有了不錯的學歷，和一份光鮮的學校老師的工作。

思索下來，我人生其實有三個10分時刻。

一個是剛到煙臺時，我用了一個多月時間，寫了一本10萬字的小書。寫完的那天晚上，我突然有一種“朝聞道夕死可矣”的感覺。

另一個是我在煙臺租了個辦公室，準備把自己這么多年學到的和感興趣的經驗，做成一個心理相關的線上課程。我把微信所有消息都屏蔽掉，每天到公司就是寫，寫了25節課，20多萬字。

我一個人做了課程研發所有流程的工作。從立項、寫稿、拍攝、后期，最后上架去賣，整個流程全都走了一遍。那段時間，我仿佛進入一種心流的狀態，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只專注做一件事，那種感覺真的特別爽。

雖然后來課程上線后，賣了不超過10單，且都是我認識的人。

老范在錄制課程時的設備

還有一個10分時刻，是離開北京后，我以自己為原型寫了本小說，

我聽從父母的安排，回老家醫院當了一段時間的心理治療師。醫院的工作非常無聊，我不需要面診，不需要開藥，每天就是讓病人填表、測評、算分。我沒有假期，月工資只有3000元，雖然我的年齡在科室里算大的，但地位身處底層。后來我就果斷離職了。

可能很多人會覺得我這個人跳來跳去的，我也不想狡辯，只能說畢業多年，我的想法也越來越多，無聊的籠子無法再困住我。

在北京工作時，我也曾在父母的催促下和幾個女孩相親過，其中有在北京工作的，也有在老家的。每一次相親都很無聊，兩邊父母在一起，互相介紹一下對方的基本條件，最后再以沒有眼緣為理由體面告別。

后來年紀大了，相親也少了。沒有穩定的工作，沒有積蓄，在相親市場也就沒有核心的競爭力。有人會覺得我碩士學歷就該配怎樣的女孩，比如說什么局長院長的閨女——當然這是極端舉例法，其實真不是，相比于物質條件上的富足，我更看重她的家風，以及精神世界上的匹配。

我知道，家里人對于我的期待就是這樣的，找一份體面的工作，結婚生子，再拿著不菲的退休金安穩退休。但我越來越厭煩這樣的設定，我雖然恐懼一眼望不到頭的黑暗，但我更恐懼一眼望到頭的生活，畢竟黑暗中我們偶爾還能看到點星光，無聊卻是抹殺積極性最有力的武器。

于是我寫下小說，書中的小人因為父母的反對而陷入痛苦，最后患上了精神病——我本來想把他寫死的，后來一想太殘酷了，還是把他寫瘋吧。

這本書沒有出版，投稿雜志后也沒有回復，但我依舊享受于這樣的時刻。正是這些時刻，讓我覺得自己不是空心的人，不是一個被家庭、被社會推著走的東西。

老范和父母視頻通話時

嚴格來說，選擇成為騎手的這一刻，在我心里只能打6分。當時有興奮期待，也有很多的迷茫。我深知，送外賣只是權宜之計，我心里有個更深層次的目標，就是做一個真正的作品——不論是視頻、文字，亦或是其他形式。

10月份，我回了趟老家。恰逢我爸媽結婚35周年，我試著用過往的片段和影視素材拼湊出了我們家過去35年的經歷，出乎意料的是，視頻火了，兩個平臺的播放量加起來有近1000萬。

說實話，那個視頻腳本寫得有些費勁。我發現人在面對自己的家庭時，情緒是很復雜的，特別容易只看到負面的視角，變得“歇斯底里”。最開始的幾稿，我好像寫著寫著就開始宣泄自己家那些不如意的方面。后來我想，我不能只看到消極的一面，好比在原生家庭這個詞出來之前，還有一個詞叫童年。

最終我決定就用客觀的視角，把我們家的故事講清楚就可以了。我也沒想到會有這么多兄弟姐妹來捧場，讓這個視頻上了一把熱門。

但我依舊不覺得這算是一部“作品”，它充其量只是對父母的一個“交代”，至于后面我會拍什么樣的內容，還會送多久的外賣，我目前也不知道。

人生是充滿變數的，去享受這種變化就好了。

老范發布的視頻截圖及評論

每天晚上送外賣時，我特別喜歡走一條路。那條路在樹林里面，彎彎曲曲的。我走了很多遍那條路，但我從來不知道接下來我要左拐還是右拐。路很黑，我騎著我的小電動，開著前燈，就這么慢慢地拐來拐去。我知道，只要一直順著那個方向，就肯定能走出去。

我享受著這條路，看著林子旁邊還有條河，另一邊是別墅區，我看著這一片的風景。或許對很多人來說，我們在探索的都是這樣一條路，我不知道下一刻它拐向那里，但我知道，出口的方向就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