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衛中央首長進北平之人，58年被連降十級，毛主席：我要親自過問

1956年9月18日，黃浦江畔風高雨細，毛主席的專列剛停靠上海南站。站臺上除了守衛、迎接干部，還多了一名身穿淺色中山裝的中年人，他沒戴軍銜，也沒配袖標，卻被安排在離主席最近的位置。

列車車門打開，毛主席抬手向人群招呼，目光掠過那張黝黑的面龐，笑著說：“老王來了！”然后回頭對身邊人補一句，“紅色包打聽王范，眼睛尖，耳朵靈，延安時抓敵特可是一把好手。”這一句半真半開的玩笑，勾起了不少上海干部的好奇。

王范，1905年生，江蘇如東苦地里走出的農家子。十歲才進私塾，十三歲被父親拉回田間，靠堆草挑糞度日。為了繼續讀書，他跑到河岸邊作勢跳水，父親嚇得只好再讓出一年學費。從那年起，他對命運的強硬反抗就再沒停過。

1929年春，他在鄉間擔任教員的引薦下加入中國共產黨。第二年爆發的紅十四軍起義，他組織鄉親裹腳布做軍旗。起義失敗后轉入上海地下交通站，接頭暗號換了無數套，終因叛徒出賣，于1934年被捕，押進南京陸軍監獄。

牢里濕冷，他卻因一次分羹事件同一位新囚犯爭執，兩人從辯論抗戰形勢聊到孫武《軍爭篇》，越聊越熱，彼此欣賞。那人便是后來擔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陶鑄。王范常說，“我們是鐵窗里結拜的兄弟”，這話不假。

1937年7月盧溝橋槍聲響起，蔣介石宣布“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松動，國共開始第二次合作，大批政治犯獲釋。王范離牢門不到十分鐘，就被秘密押送到延安。其后八年間，他負責邊區保衛，依靠挖地道、偽裝炊煙、監聽無線電，三次破獲日偽潛伏組，中央表彰中連點四個“特”字——特別機智、特別果斷、特別隱蔽、特別堅決。

1945年日本投降。第二年，王范被派往熱河，任省公安廳廳長。熱河匪患由偽滿殘部、地方惡霸和土匪混合而成，他用“先摸底再分化”的辦法，六個月連擒八股武裝，兩次解救被劫火車，省城里一度流行這樣一句順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夜半敲門是王廳長。”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中央決定于3月自西柏坡進京，王范被緊急調回，帶一個排的警衛員打前站。路線經定州、保定、涿州一路勘察，他要求司機遇岔路必鳴笛三聲：一短兩長。同行干部納悶，他解釋：“短聲示警，長聲掩護，槍口是沖著暗處的。”3月23日，當首長車隊駛入北平德勝門時，王范的吉普在最前頭，車燈滅著，他用手電筒測路，直到天色微明才讓后車開燈。

毛主席在西苑機場檢閱部隊那天，王范戴鴨舌帽、挎手槍坐在第二輛敞篷吉普上，目光始終游移在人群與房檐之間。師部記錄顯示，那次入城未發生一起槍擊或爆炸事件，中央警衛處在總結里給出八個字：“預案周密，首尾俱細。”

同年5月，華東野戰軍進入上海。陳毅、粟裕、譚震林等首長的住所安全同樣落在王范肩上。為設立核心警戒圈，他把舊租界的俄式排樓改成暗哨平臺，把法租界洋房地下室改成防空暗道，甚至在福州路某報社樓頂布設觀測鏡，確保三分鐘內能發現可疑目標。

1954年年底，王范被任命為上海市人民檢察院首任檢察長。那一年，他四十九歲，衣著依舊樸素，辦公室墻上只掛一張小幅毛主席像，旁邊貼著自己的字條：“不以官大壓良善，不以情深誤法度。”

然而轉折來得猝不及防。1958年某次內部會議，有人指出他在參戰經歷中“歷史復雜”，隨后又被扣上“特務線索未交代清楚”的帽子。組織決定對其降級處理，從局級連降十級，調往浦東七一人民公社。“這是真的嗎？”妻子含淚問，他搖頭苦笑，“解釋沒用，等風過吧。”

風沒有立刻過去。兩年里，他住在茅棚，白天幫社員鋪田埂，夜里抄手稿，一支鉛筆能削到只剩兩厘米。1961年初春，毛主席得知此事，在一次匯報會上插話：“王范做事穩，當年我進北平，他的功勞不小。我看要認真查一查。”一句“我要親自過問”，讓調查組重新調卷。

1962年2月，中央批復：王范問題“確無事實依據”。同年4月，他調任江蘇省體委主任，遷居南京上海路舊營房。雖是平調，已屬不易。他見到兒女第一句話是：“飯照吃，事照做，人不能冤自己。”

可惜更大的風浪緊隨而至。1966年夏，他接受“隔離審查”。昔日警衛經驗派不上用場，無人敢出面佐證，他只能在筆錄里一遍遍陳述。“記住，”他對審訊人員說，“我不怕死，只怕誤了后來的史料。”終因積勞成疾，1967年1月12日凌晨四時，王范病逝南京，年僅六十二歲。

檔案里留下一行批注：“生平功過，待后評定。”若干年后，有關部門復查，認定其為受錯誤處理的公安保衛干部，其降級、審查結論一律撤銷。王范的名字最終回到他習慣的崗位——人民保衛者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