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三聯丨書城讀書會”第十三期活動在上戲藝術書店舉行。本次活動以“莫里斯·布朗肖:黑暗的閱讀”為主題,由上海三聯書店、《書城》雜志、拜德雅共同主辦,邀請該書的譯者、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尉光吉,與長期深耕法國文學、專研薩德思想的沈亞男,一同圍繞法國著名文學評論家布朗肖的著作《洛特雷阿蒙與薩德》展開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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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布朗肖:黑暗的閱讀”《洛特雷阿蒙與薩德》新書分享會現場。主辦方供圖
在20世紀法國思想的星圖中,莫里斯·布朗肖以其對文學“缺席”的研究,占據了一個既核心又隱秘的位置。他不僅是一位深邃的小說家,更是一位重塑了文學批評領域的理論家。在他看來,真正的文學批評并非價值評判,而是一場冒險——深入文本最黑暗、最悖論核心的探險。在這場冒險中,兩位極富爭議的作家成了他的向導:薩德與洛特雷阿蒙。
《洛特雷阿蒙與薩德》是布朗肖戰后出版的第二部文學批評文集,介于其早期大量批評實踐與后期更系統的理論著作之間。該書并非簡單的平行比較研究,而是布朗肖對其批評理念的一次集中實驗。全書由探討“批評何為”的序言和相對獨立的兩篇長文構成。書中,布朗肖以洛特雷阿蒙和薩德這兩位文學和思想史上的獨特人物為對象,通過深入一種巴塔耶式的“極限體驗”,將其文學批評與當時主要的思想潮流——超現實主義和存在主義——區別開來。
“絕對的否定性”和“惡的體系化”
活動現場,沈亞男介紹了薩德侯爵其人其作的復雜性。薩德出身貴族,一生有27年在監獄與精神病院中度過,其大量驚世駭俗的作品正是在禁錮中寫成。他的小說(如《新茱絲蒂娜或美德的厄運》《茱莉埃特或惡德的繁榮》《索多瑪120天》)呈現出一種固定模式:將極端的情色與暴力場景,與人物之間嚴肅、冗長的哲學討論交織在一起,主題涉及無神論、自然法、權力與革命的虛偽等。這種“淫邪與哲思的節奏”是其文本的顯著特征。
布朗肖評論的核心在于提出“薩德的理性”。薩德,一個被社會視為“瘋子”并加以囚禁的人,在其作品內部卻構建了一套冷酷、嚴密、自洽的“惡”的哲學體系。他筆下的施虐者以高度理性,甚至類似啟蒙哲學推論的方式,論證其非理性行為的“合理性”:在上帝缺席的世界,遵循自然最強烈的沖動(施虐與享樂)才是真正的自由與理性;同情與美德是弱者虛偽的產物。正如尉光吉所說,這種“惡的倫理學”仿佛是康德倫理學體系的黑暗倒影,以絕對的邏輯追求絕對的背德——只不過康德的律令指向“善”,而薩德的律令指向“惡”的徹底實現。
布朗肖的批評工作,正是要解析這套內部邏輯如何自洽運轉,而不是從外部進行道德譴責。他揭示了薩德理性最根本的悖論:它既是啟蒙理性推向極端后的自我瓦解,又是在瘋癲和非理性的名義下,被壓抑的某種“真理”的殘酷表達。19世紀末20世紀初,薩德在巴士底獄撰寫并一度遺失的極端作品《索多瑪120天》手稿被重新發現并首次出版。20世紀眾多思想家(如巴塔耶、布朗肖、福柯、德勒茲等)不約而同地研究薩德,既是由于其作品在特定時刻的物質性重現,更是因為其文本內部蘊藏的“絕對的否定性”和“惡的體系化”,與一個懷疑、反思并試圖重估一切價值的世紀產生了深刻的共振。
批評何為?布朗肖的“黑暗的閱讀”
相較于薩德建構的“理性”體系,洛特雷阿蒙的《馬爾多羅之歌》呈現的是一個更加彌散、意象紛呈、由語言本身驅動的世界。這里沒有系統的哲學論證,有的是人與獸的變形、對上帝的猙獰詛咒、海洋與腐尸的意象,以及一種永無止境的暴烈抒情。布朗肖用“體驗”一詞來把握這部作品的核心。
這種“體驗”,在布朗肖的解讀中,是一種存在的黏著狀態。它仿佛一個無法醒來的夢魘,一種被拋入后便永恒輪回的折磨情境。如同《馬爾多羅之歌》中那個被蜘蛛侵入臥室、在恐懼中被困十年的角色,詩歌的敘述者也深陷于由仇恨、欲望和詩意本身構成的牢籠。意象在這里不是象征,而構成了一種現實;重復不是贅述,而化作了存在的節奏。
對此,尉光吉闡釋道,布朗肖對洛特雷阿蒙的批評,是其方法論的另一典范。批評家不是居高臨下的評判者,而是讓自己沉浸到文本內部的運動中去。布朗肖的批評實踐,在面對洛特雷阿蒙時,化身為一種極致的細讀與沉浸。他追蹤意象的變形,研磨語言的重復,讓自己批評的思維運動與詩歌內部那股黑暗、洶涌的“力”同步。批評家仿佛也進入了那個“十年夢魘”,在其中感受、掙扎、分析。布朗肖在該書的序言“批評何為”中,認為批評家就應如此:不是居高臨下地評判,而是讓自身思考的雪花,輕柔地落在文本的巨鐘上,以期引發哪怕最細微的共振與鳴響。
無論是剖析薩德的“理性”,還是沉浸于洛特雷阿蒙的“體驗”,布朗肖的實踐都指向一個根本問題:批評究竟何為?在布朗肖看來,傳統的批評常常忙于為作品定位、賦予歷史價值、進行道德或社會學的闡釋。但這本質上仍是在既有的價值坐標系內工作。而真正的、他所呼喚的批評,應該懸置所有外在價值判斷。它應該勇敢地進入文本那些看似空洞、無意義、矛盾或令人不安的區域——正是這些被常規閱讀所忽略或排斥的“虛空”,可能蘊藏著文學最核心的奧秘。
薩德作品中那些令人不適的、重復的哲學囈語,洛特雷阿蒙詩中那些荒誕不經的暴力意象,在世俗眼光中或許是該被刪除的“糟粕”。但在布朗肖的“黑暗的閱讀”中,這里正是批評應該駐扎并工作的前線。批評的任務不是照亮文本,那往往是用已有的光去同化它,而是進入文本自身的黑暗,去理解那種黑暗如何生成、如何結構自身。這種批評是謙卑的,因它不宣稱掌握真理;又是大膽的因它敢于踏入無人之境。
布朗肖對現代文學的重要界定
尉光吉將薩德置于20世紀法國思想史浪潮坐標中審視。與薩德的復興幾乎同步并交織的,是尼采思想在法國的強勢回歸與重釋。他們都致力于探索傳統價值崩塌后的虛空。布朗肖將薩德與洛特雷阿蒙并置閱讀,最終導向了對文學現代性的一種深刻理解:這兩位作家的共同點,在于他們的寫作都發生于一種“不可能”的條件之下。
薩德在監獄與精神病院的禁錮中,以寫作對抗乃至享受他的不自由,失去手稿的絕望反而催生了更龐大的寫作計劃。洛特雷阿蒙內心充滿對寫作本身的苦悶和沉重,卻恰恰在這種痛苦中爆發出驚人的創造力。他們的文學產生于失敗、阻撓、沉默,甚至毀滅的邊界。因此,布朗肖認為,現代文學的本質或許就源于這種與不可能性的糾葛。它不再追求古典時代的和諧與完成,轉而開始坦承自身的匱乏、困境與碎片化。偉大的現代作品,往往是在承認“我無法寫作”的焦慮中,倔強地寫下的那些文字。這是布朗肖對現代文學做的一個重要的界定。
通過《洛特雷阿蒙與薩德》,布朗肖不僅為我們提供了解讀兩位艱深作家的鑰匙,更是發出了一份關于閱讀本質的邀請函。他邀請我們放下成見,卸下急于道德評判或獲取信息的焦慮,學習一種“黑暗的閱讀”。這種閱讀不承諾溫暖的光明或輕松的答案,而是要求我們與文本的晦澀、矛盾、不適共處,在其中耐心地聆聽、分辨、思考。顯然,在這個信息過剩、意義速食的時代,布朗肖的“黑暗的閱讀”是對淺表化閱讀的抵抗,是對文學內在復雜性與尊嚴的堅守。
以下內容節選自《洛特雷阿蒙與薩德》,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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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特雷阿蒙與薩德》
作者:[法]莫里斯·布朗肖
譯者:尉光吉
版本:上海三聯書店 2025年10月
《馬爾多羅》的閱讀是一場眩暈
總有一刻,最封閉的書也被打開。長久以來,《馬爾多羅》備受贊譽,卻評論寥寥,為人所讀,卻未得解釋,它違抗著世人的驚異,而個中原因就位于這樣一部作品的核心。因為閱讀意味著欣然贊同一種狂熱的清醒,其包裹的運動不停地繼續,直到盡頭處,才作為一種絕對意義的完成,被人認出;而這絕對的意義,對所有臨時的意義漠不關心,哪怕讀者為了從完全的至高意涵中獲得安寧,而不得不經過那些臨時的意義。這樣的運動已夠獨特。但對此書的閱讀還要奇怪。有不少書,其意涵避開了詞語的理想清晰,最終卻只是驚人又心心念念地執迷于一種權力,那就是與一切可能的意義不合。在這些作品里,斷裂幾乎是由話語產生,斷裂顯而易見,但也危險,因為它過于可見,吸引了全部的注意,成了一種新理性的目的,而不是原則。
但《馬爾多羅》的各個部分都充滿了意義。沒有一句不清楚的話,沒有一段脫節的論述:沒有特技,沒有跳躍;就連形象的古怪和場景的奇異也取決于它向我們展示的主題。讀者遠沒有被不知不覺形成的連貫性引入迷途,他經受這些連貫性而不求理解。一份高度的警覺包圍了他,時刻準備著在他追問緣由時回答他,在他想要目睹時為他現身。不過,這份警覺也讓讀者徹底忘記了自己,以至于閱讀的激情在此似乎不受控制地將他推向一種根本的變化,推向一個出口,在那之后,一種迥異于理解之野心的全新的存在行動,將會取代他的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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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塔德莊園》(2025)劇照。
《馬爾多羅》的閱讀是一場眩暈。這眩暈好似運動加速的效果,就像人們身處火焰的中心,而四周的大火給人的印象,或是一片通紅的虛空,或是一片死氣沉沉又凄涼的盈滿。有時,我們發覺自己處在一種高度活躍的諷刺意識的腹地,這點我們幾無可能弄錯。有時,這無處不在的敏捷,這電光清晰的旋風,這滿載意義的風暴,不再讓人想起一種精神,而是讓人想起一種遲鈍盲目的本能,一種密實的物體:這等頑固的沉重,正屬于垮掉的身體、被死亡擊中的物質。這兩個印象彼此疊合,必定攜手同行。它們既讓讀者陷入迷醉,直至跌倒,也讓讀者順從呆滯,舉步不前。在此情況下,讀者怎會有心思和辦法,去恢復自身的平衡,找出其下沉的位置?他一邊前行,一邊淪陷。其評論就在于此。
所以,后文的評論不該被人誤解。它們并未構成對《馬爾多羅》之“正確”意義的探究,甚至沒有嘗試與作品陰險地對峙,借機追問它到底說了什么。我們只想體會:在何種程度上,我們既可以追隨文本,同時又可以失去文本,既可以是被它理解的人,也可以是理解它的人——因為人,處在世界之內,談論世界時,卻像是在世界之外。總之,我們只想借此奇人怪作——其作者之分裂,一如雙重之作品,既絕對清晰,又晦暗濃密,其意識無所不知,卻不知何去何從——造出評論的幻夢:它明知解釋不了什么,卻一心要澄清一切。
一部包含了其自身之評論的作品
羅歇·凱盧瓦(Roger Caillois)在其研究的開篇說得好:“這是一部包含了其自身之評論的作品。”他不無道理地補充道:“談論它也十分困難。”但第三句話發人深省:“更準確地說,人們所能說的一切,作者已經說過,就在這作品本身里。”也許吧。不過,如果洛特雷阿蒙的“清醒”是如此巨大,如此“可敬”,那么它就不能忽視:它向我們提出的這內在評論,以一種可見的方式呈現于那么多段落,甚至不出現時,也依舊可以感知,以至于它似乎灌溉了整部作品,看起來就像斷斷續續、反復無常地流動的水銀,就像一種無限靈敏卻又比血液更為沉重的物質,這評論,屬于作品的一部分,沒法充當對作品的判斷或“準確”定義,因為它協助形成了作品,并因此更改了作品,而這樣的改動,它所引發的這一逐漸的變形,也改變了其自身的效用,剝奪了其向我們揭示作品之終極特征的全部能力,哪怕它就取自作品的中心。
我們在《馬爾多羅》里找到的各種“判斷”、各種“公式”不可能“準確”,因為即便我們只想從中認出一些諷刺的條紋,其意圖正是通過撕裂所見之物來開拓視野,我們仍必須考慮撕裂在徹底改變意象價值時留下的那些劃痕,考慮那必然錯誤的“準確性”,因為它考慮不到它自身。當然,洛特雷阿蒙的洞察力很有可能也屬于一種批評的判斷力;對此,我們在《詩》(Poésies)中找到了證據:不是在他斥責作品的地方,而是在他定義作品的地方;從中,我們看到,這位作者并未忽視他做了什么,也未忽視他是怎么做的。
但如果他的反諷是一位作家的清醒,因為這位作家能夠與他所寫的東西保持距離,并憑借一種計謀,從所寫的東西中脫離,那么我們就更可以確定,這些間隔,這些空虛,這些缺席,并未構成某種與作品無關的作品之澄明(éclaircies),而就是作品本身,并以此與一些完全相反的運動結合了起來。洛特雷阿蒙的清醒是什么,如果它還沒有在所有“準確”的判斷里得以察覺?這些判斷混入句子,就像是顛倒的同一批句子,由此就有一種無限篡改的權力,它曲解這些判斷,并從中撤銷了一切深思熟慮的概覽能力。
在《歌》中,他親自告訴我們,“不論巨細,一切都得到了解釋”(第四支歌,詩篇 40)。這句話不過是一聲至高的譏笑,因為它給人如此強烈的印象,即一切都被說出,“秘密得以發現”(正如他肯定的那樣),別處掩藏之事在此得以披露,以至于人們想要翻遍文本的每一個角落,就為了享受聽它呼應的快樂。
為了抵抗這一誘惑,闡釋者只能祈求洛特雷阿蒙自相矛盾。在第二支歌的結尾,有一段評論者幾乎忘不了的擾動人心的話:“不……”馬爾多羅說,“我們不要帶著驚恐的鎬頭組成的獵狗群穿越這首不潔的歌,到更深的地方挖掘爆炸性的礦藏。鱷魚不會對從它顱骨底下出來的嘔吐物改動一字。”哪位批評家不會覺得:如此狂暴的回音,這一了百了的直接回答,正是以他為靶子?但該如何考慮這一警告呢?從中認出馬爾多羅對《馬爾多羅》的合理回應,就是承認翻閱之合理,因而也就是同意進入此項“大逆不道”的挖掘工作,即進入全面的分析,并忍不住相信,其實“一切都得到了解釋”,哪怕一切都不該得到解釋。對批評家來說,結局無可避免,抵抗誘惑的他早已投降了。
摘編原文作者/[法]莫里斯·布朗肖
整合/何也
編輯/張婷
校對/陳荻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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