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老總回憶錄中曾稱：朱德同志在南昌暴動的時候地位并不算重要

1962年6月的一天，總政小禮堂里座無虛席。會后散場前，陳奇涵忽然向朱德提了句：“老總，當年南昌那一仗，你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一句隨口的提問，把在場許多年輕參謀的目光瞬間拉回三十五年前。朱德笑笑，沒有立刻回答，他抬腕看表，輕聲道：“從南昌到井岡，時間其實很短，可路異常長。”這句似答非答的話，讓不少人暗暗嘆服——倘若不曾親歷，那種迂回與艱辛根本描述不出。

翻開陳毅的回憶，每到講南昌起義時，他總會先抄錄陳老總的一段評語：“朱德同志在暴動當時地位并不算重要，大家只是尊重他是個老同志罷了。”這話聽上去冷冰冰，可放進1927年的大背景里，卻并不突兀。那時的指揮鏈條以賀龍、葉挺為主，朱德僅被安排為新編第九軍副軍長；手里不過五百公安隊，兵源年齡偏大，多是一聽“南下”就心生猶豫的“上有老下有小”之輩。換句話說，他連一支像樣的連隊都難以絕對掌控。

起義當晚，劉伯承負責參謀調度，周恩來總攬全局，朱德的任務卻是“請客打麻將”，穩(wěn)住守城兩個團的主官。到后來叛徒趙福生告密，幾個團長拔腿就跑，麻將桌瞬間散伙。朱德笑呵呵送客，心里卻明白——定時炸彈提前啟動了。前委隨即將總攻時刻往前撥兩小時，槍聲剛響，朱德已帶軍官教育團壓制小花園守敵，完成了預備隊職責。此處看似邊緣，實則關鍵：若敵團及時回援，起義首夜很可能功虧一簣。

八一槍聲后，部隊沿用“第二方面軍”舊番號南下廣州。江西是朱培德的地盤，滇軍第三、九軍近在咫尺，追兵越聚越多。進賢失散、蔡廷鍇脫隊、兵員驟減，戰(zhàn)斗力與日遞減。朱德之所以未與滇軍硬碰，一半靠同窗情面，一半靠行軍線路選擇。可程潛、唐生智以及粵系李濟深卻不吃這一套，錢大鈞部合圍速度極快，前委不得不分兵：主力直趨潮汕，朱德率三千余人據(jù)守三河壩。

三河壩十天潛伏，第一天就貼出“周士第安民告示”，真正的指揮手卻是朱德。錢大鈞以為側翼空虛，傾一萬兵力猛撲，結果三晝夜連連受挫。第三夜起義軍主動撤離，只余兩千出頭。有人質疑：既然守得住，為何退？理由很簡單——彈藥所剩無幾，若繼續(xù)血拼，湘南、粵北的回旋余地瞬間被封死。朱德判斷準確，他必須帶著剩下的火種去找大部隊。

行至饒平，接到主力潮汕失利消息。隊伍合計兩千余人，士氣幾乎跌到谷底。周士第請示“需要中央新指示”之后離隊，走前遺憾地說：“沒有確切命令，實在不好再指揮。”朱德沒挽留，只說一句：“走的人多了，剩下的才是真想革命的。”話雖然硬，可當天夜里不少老兵偷摸離開，天心圩合攏時，只剩千余人，營以上干部寥寥無幾。

陳毅在這關口也動搖過，他后來坦陳：“那年我才二十六歲，心里真有去留兩可之念。”他找到朱德，想聽個準話。朱德邊整理地圖邊回答：“哪怕只剩兩百條槍，也得干下去。”陳毅略帶羞澀：“那就讓我跟著你。”這段對話沒有任何豪言壯語，卻成了多年后兩人共同回憶的拐點。

大庾一線再次整編，番號干脆改成“國民革命軍第五縱隊”。師、團全部撤銷，只保留一個能打的團；黨支部下沉到排，連指導員從黨員中產(chǎn)生。集中火力，聚攏人心，比虛高番號管用得多。有意思的是，整編那天恰逢陰雨，朱德站在田埂上說：“俄國1905失敗后不過十二年就翻身，我們也行。”不到八百人的隊伍，竟無人再言退路。

11月初，上堡地區(qū)成了短暫落腳點。贛南根據(jù)地的農會主動送來糧草，隊伍第一次吃上管夠的紅米飯。經(jīng)過三次整訓，軍心逐漸凝聚，從這里出發(fā)，朱德、陳毅率部北上湖南，與后來策動的湘南起義兵力匯合；再過數(shù)月，隊伍已恢復到萬余人。1928年4月，寧岡礱市，井岡山兩支紅軍會師——這條線索，從南昌起義最弱一環(huán)，生生延展成蘇區(qū)柱石。

回到1962年的小禮堂，朱德對陳奇涵那句遲來的追問終于補上一句：“南昌時，我確實說不上指揮。但如果當時沒人把散兵拾起來，也就沒有后面的事了。”說完他起身理一理中山裝，笑著離開。聽眾席上，一位參謀低聲感慨：“真刀真槍過來的老帥，話總這么輕。”此言不假，歷史并未因誰起步高低而提前蓋棺，真正的分水嶺往往藏在最狼狽的轉折處，能熬住那幾步，后面的路才有得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