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在明面見高市，絕口不提日本擴軍，反提一個和中國相關的要求

大家好，我是標叔。

1月13日，韓國總統李在明的日本奈良之行，戳中了東亞外交的“敏感神經”。

作為曾受日本殖民統治的國家，面對日本近9萬億日元的大額國防預算，他全程緘口不提；反倒在聯合記者會上突然提到了中國。

一邊是韓國民眾緊盯的歷史傷痕與鄰國軍力擴張議題，他輕描淡寫；一邊是急著敲定的經貿合作，他步步緊逼。

既想從日本拿到經濟紅利，又不愿得罪中國這個重要伙伴，李在明這場“避重就輕”的外交操作，到底藏著怎樣的算盤？

1月13日，韓國總統李在明訪問日本奈良，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舉行會談。

奈良是高市早苗的故鄉，也是歷史上日韓交流的重要節點，日方提前一周公布日程、高市早苗親自到場迎接，會談時長長達88分鐘，規格明顯高于常規雙邊交往。

但整場會談的核心內容，卻與外界預期大相徑庭，最引人關注的就是對日本國防相關動態的集體沉默。

就在會談前夕，日本剛剛公布了年度國防相關預算，金額接近9萬億日元，創下戰后以來的最高紀錄。

這筆資金將用于強化國防力量、推進相關安全政策調整，包括提升自衛隊裝備水平、優化防務體系等。

對于曾經歷過殖民統治的韓國而言，鄰國國防力量的大幅提升，本應是需要明確表態的敏感議題，韓國民眾對此類動態向來高度關注。

但在整場會談及后續記者會上，李在明及其團隊未對此發表任何公開看法，相關話題完全被排除在議程之外。

更值得留意的是歷史議題的表述變化。

此前李在明曾公開批評前任政府的對日政策，強調要維護歷史正義；訪華期間，他還特意參觀了具有特殊歷史意義的舊址，重申“不忘歷史”的立場。

但此次面對高市早苗，他僅用“存在未解的歷史傷痕”一筆帶過，對于強制勞工賠償、戰時相關遺留問題等核心爭議點，均未深入提及。

這一轉變引發韓國國內不少討論，有民眾質疑“此前的立場為何沒能堅持”。

回避敏感議題的背后，是韓國當前難以回避的經濟壓力。

近三年來，韓國旅游業復蘇乏力，半導體、造船、汽車等支柱產業接連遭遇出口下滑，貿易順差持續收窄，2025年前三季度貿易逆差規模達到近年峰值。

雪上加霜的是，國際市場波動加劇，部分國家的關稅調整和投資要求，進一步擠壓了韓國的經濟發展空間。

而在半導體制造、高端材料供應等領域，韓國對日本存在較強的產業鏈依賴，2025年前三季度對日貿易逆差就達200億美元，經濟層面的現實需求讓韓國難以采取強硬姿態。

在此背景下，日本急于通過經濟合作拉攏韓國，試圖構建更緊密的區域協作框架，會談中四次提及“美日韓三方協作”，就是希望將韓國納入其主導的合作體系。

就在日方著力推動“美日韓三方協作”、試圖強化區域綁定之際，李在明在聯合記者會上突然拋出關鍵提議：“韓中日三國有必要盡可能尋求共同點并開展溝通合作”。

耐人尋味的是，高市早苗在后續發言中并未回應這一話題，全程聚焦于美日韓協作機制，兩人的表態差異明顯，也暴露了雙方的核心訴求分歧。

這一提議絕非臨時起意，而是李在明基于韓國自身實力和區域格局作出的“平衡選擇”。

對于韓國而言，中國是重要的貿易伙伴和市場，半導體、汽車等核心產業的發展高度依賴中國市場的需求，一旦與中國關系出現波動，將直接影響韓國經濟的穩定。

同時，區域內大國的政策調整也讓韓國保持警惕。

相關國家在資源管控、技術出口等方面的政策變化，不僅影響日本，作為資源依賴型國家的韓國更是感同身受。

此前李在明曾嘗試在區域大國間發揮協調作用，但很快意識到，韓國的經濟體量和國際影響力有限，難以承擔“協調者”的角色，因此轉而明確“不介入大國間爭議”的立場。

此次在日本提出中日韓合作，本質上是為韓國搭建“外交緩沖帶”：既不得罪日方，避免影響剛達成的經貿合作；又向中方釋放友好信號，鞏固此前的合作成果，為自身爭取更大的外交回旋空間。

美國的壓力也是重要考量因素。

當前，部分美國政策傾向于推動盟友深化軍事與技術綁定，同時在經貿領域對韓國提出諸多要求，導致韓國陷入“兩難境地”：一方面需要維持與美國的同盟關系，另一方面又不愿被過度綁定，失去外交自主性。

李在明提出中日韓合作，也是想通過強化區域多邊合作，展現韓國的“獨立外交”傾向，避免徹底淪為他國的戰略附屬。

從經濟角度看，中日韓三國貿易額占全球貿易總量的近三成，若能重啟三方合作機制，韓國將在產業鏈、供應鏈中獲得更有利的位置，減少對單一國家的依賴。

但日方的訴求與韓國截然不同。

高市早苗政府的核心目標是強化美日韓三方協作，通過拉攏韓國，構建更廣泛的區域合作框架，進而鞏固自身在區域內的影響力。

但在核心議題上，日方立場始終堅定，日媒在報道中也刻意聚焦“日韓深化合作”，對李在明提及的歷史問題和中日韓合作議題避而不談，試圖引導輿論朝著日方期望的方向發展。

對于這場各懷心思的日韓會談，中國外交部的回應簡潔明了：“這是韓國和日本之間的雙邊交往”。

短短14個字，既明確了“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又暗含對區域局勢的清醒判斷。

中方的底氣源于兩點：一是中韓合作的務實基礎。

中韓互為重要貿易伙伴，2025年雙邊貿易額保持在3000億美元以上，韓國半導體、汽車等產業對中國市場的依賴度超過20%，真要放棄中韓合作，韓國經濟將遭受重創，李在明政府顯然不會冒這個風險。

二是對日韓矛盾的深刻認知。

中方清楚，日韓之間的分歧并非表面的“外交摩擦”，而是根深蒂固的結構性矛盾，短期的利益捆綁難以從根本上化解。

首先是歷史認知的分歧。

高市早苗政府上臺后，在歷史問題上的表態始終較為模糊，既未對過往歷史作出明確回應，也未采取實質性措施化解周邊國家的疑慮。

更引發爭議的是，日方對韓日爭議島嶼的立場多次引發韓國不滿，2025年以來，相關爭議已導致兩國多項雙邊活動暫停，韓國相關部門也加強了對爭議區域的管控。

李在明在會談中提及“歷史傷痕未解”，看似溫和，實則是對日本歷史立場的間接表態，這種認知分歧短期內難以彌合。

其次是產業競爭的白熱化。

日韓在半導體領域，三星電子、SK海力士與索尼、東芝等企業在存儲芯片、晶圓制造等環節直接對抗；汽車領域，現代、起亞與豐田、本田在全球市場爭奪份額，新能源汽車時代的技術路線競爭更是日趨激烈。

此次日韓達成的合作協議，大多是“避免惡性競爭”的框架性內容，比如建立產業鏈信息共享機制、協調技術標準等，并未觸及核心利益分配，這種“表面合作、實質競爭”的格局難以改變。

最后是三方協作的“虛假性”。

美日韓三方協作機制看似緊密，實則各有算盤。

美國希望利用日韓制衡區域格局，鞏固自身霸權；日本想借助美國的支持，提升自身在區域內的影響力，同時拉攏韓國孤立競爭對手；韓國則想借助這一機制，平衡大國壓力，獲取經濟利益。

這種“各取所需”的合作，缺乏共同的戰略基礎，一旦利益訴求出現分歧，合作就會出現裂痕。

高市早苗向李在明贈送鼓棒、向美國前總統贈送高爾夫球桿的“禮物外交”，看似是親近的表現，實則是利益交換的象征，根本無法掩蓋三方之間的矛盾。

而李在明的訪日之行，則是一場典型的“實用主義外交”實踐：對日本淡化敏感議題，換取經濟合作。

但在復雜多變的區域格局中，這種“左右逢源”的策略終究難以長久。

韓國想要在夾縫中求生存，僅靠“模糊立場”遠遠不夠，必須找到真正符合自身長遠利益的發展路徑。

而中日韓三方合作能否重啟，關鍵不在于韓國的“居中協調”，而在于日本能否拿出誠意，正視自身問題，與鄰國建立互信。

未來，東亞格局的演變仍充滿變數，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任何基于利益交換的短期合作都難以持久，只有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礎上的合作，才能真正實現共贏。

而那些試圖通過拉攏盟友、孤立對手、擴張實力來謀求利益的做法，最終只會自食惡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