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5日 人民論壇每日推薦 |（5篇）

來源 | 人民論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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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自主知識體系與全球化之辯證統一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李安山

“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涵義廣博，“中國”強調中國立場和精神，應為中國服務；“知識體系”指“以高度理論化系統化的學科、學術、話語等形態呈現的精神產品集群，反映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核心理念及其價值訴求”；“自主”可從三個層面理解，即精神自立、方法自覺、目標自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是中華民族立足于自身實際而構建的具有民族性、學理性、實踐性、包容性和創造性，并容納中國傳統精華與優秀外來文化的知識集合體。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背景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建構具有重要時代意義。該體系以全球化作為辯證背景，即從全球化進程吸收養分，同時為全球化貢獻中國智慧，通過互鑒和對話實現超越，助力民族復興偉業，促進人類文明進步。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強調在與全球互動中實現精神自立、方法自覺和目標自為，破除西方中心論的桎梏，構建立足于中國歷史與現實、兼具民族性與開放性的知識體系。

近代以來，中國知識界持續回應文化主體性與全球化之間的張力，并力圖在吸收世界先進文化的同時貢獻中國智慧。當前，中國面臨西方知識體系的消極影響、文明轉型的挑戰，以及傳統文化批判繼承的任務。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需通過學科批判、概念重構與全球對話，實現本土知識與普適價值的辯證統一。（選自《 學術前沿 》2025年第24期，詳見）

作者簡介

李安山，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中國非洲史研究會名譽會長，中國華僑歷史學會副會長。研究方向為非洲歷史、中非關系、比較民族主義、華僑華人史，主要著作有《非洲現代史》《非洲民族主義研究》等。

天竺葵

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歷史基礎與關鍵議題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 韓星

“四部之學”作為經、史、子、集四部構成的有機整體，不僅是中國古代學術分類的成熟形態，更集中體現了中華文化以人為本的人文精神、和合包容的融通智慧、以道為依歸的道德追求以及經世致用的實踐導向。這一體系以《四庫全書》為集大成者，強調學問的會通與整合，成為中華文明獨特性的重要載體。

立足于西方文化、以“七科之學”為代表的知識體系，逐漸取代兩千多年立足于中國文化、以“四部之學”為主體的知識體系，最終形成一套具有西方意義的學科分類體系及知識系統，并在中國教育科研體制中被確定下來。這一轉變，雖推動了中國學術的現代化與專業化，卻也帶來深重問題：傳統學術的整體性被碎片化，經史子集的內在聯系被割裂，學問的終極關懷從“明道”轉向價值中立的客觀分析。

面對數智時代的挑戰，建構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成為緊迫任務，應以確立中華文化主體性為基礎，以“兩個結合”為根本遵循，既要扎根“四部之學”所積淀的有機整體觀、人文精神與經世智慧，又要直面中國式現代化的生動實踐，融合“七科之學”之長。在文明對話中確立中國學術的獨特坐標，形成既能闡釋中國道路、中國之理，又能與世界文明對話的原創性理論。（選自《學術前沿》2025年第24期，詳見）

作者簡介

韓星，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國際儒聯理事，中華孔子學會理事。研究方向為中國思想史、中國文化史、儒學思想史，主要著作有《先秦儒法源流述論》《儒法整合——秦漢政治文化論》《孔學述論》《儒家人文精神》等。

世界中國學如何真正促進“文明對話”

——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中國學研究所所長 沈桂龍

全球文明格局正在經歷深刻調整，從全球視野看，以西方為中心的知識體系正在松動，全球文明關系也面臨新的緊張局勢；從中國自身來看，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為世界中國學構建奠定深厚基礎。如何以具有主體性的中國表達參與世界文明進程，已經不僅屬于知識生產的范疇，更關乎跨文化理解能否真正建立，以及文明對話能否持續展開。

世界中國學的興起是從文明誤讀走向文明互鑒的時代產物，也是在國際社會對中國理解需求不斷增長的背景下形成的新型知識體系。作為推動中國與世界其他各類文明對話的重要平臺，世界中國學通過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跨文化表達能力的提升、以文明對話為導向的平臺體系與研究基礎設施的完善，以及青年人才與全球南方中國學的共同發展，正在形成面向未來的文明對話能力。這一能力依托中國文明的歷史深度，同時回應當今世界在理解、交流與合作上的實際需求，使中國經驗能夠在多元文明語境中獲得理解、討論和進一步延展。展望未來，世界中國學的重要性不僅在于解釋中國，更在于提供一種理解中國的方式，并在更廣闊的文明空間中促進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理解與彼此信任。隨著對話平臺不斷成熟和知識體系持續深化，世界中國學將在推動文明互鑒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進程中發揮愈加重要的作用。（選自《學術前沿》2025年第24期，詳見）

作者簡介

沈桂龍，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中國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研究方向為世界經濟、世界中國學，主要著作有《中國FDI績效研究——對經濟增長的辯證考察》、《世界中國學導論》（合著）。

廣東省惠州市巽寮灣鳳池島。 王初 攝（人民視覺）

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家治理教研部副主任 宋世明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指出，“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從2013年10月，在紀念毛澤東同志批示“楓橋經驗”50周年大會召開前夕作出重要指示強調，“把‘楓橋經驗’堅持好、發展好，把黨的群眾路線堅持好、貫徹好”，到二十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推進信訪工作法治化，及時有效化解各種矛盾糾紛”，習近平總書記對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重要批示、重要論述，提出了若干關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尤其是推進基層治理現代化具有原創性貢獻的重大論斷。

“楓橋經驗”本身是中國原創性本土經驗，也是解碼中國基層治理的重要樣本。隨著社會結構發生深刻變革，群眾工作環境日趨復雜，基層治理也面臨一系列新要求和新挑戰。在此背景下，以源頭治理消解矛盾、化解風險，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創新群眾工作方法，推進信訪工作法治化，完善預防性法律制度，堅持和加強黨組織對基層治理的領導，健全黨組織領導的基層治理體系，成為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的杠桿支點。唯有如此，才能盡快根除基層治理體系的碎片化，走出基層“小馬拉大車”的困局。（選自《學術前沿》2025年第20期，詳見）

作者簡介

宋世明，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家治理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國家治理現代化、公共行政學經典理論、公務員法比較，主要著作有《共治論——中國政府治理體系建構之路》《中國公務員法立法之路》等 。

全球治理中的數字外交

——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劉宏松

在全球化與數字化深度交織的時代，數字技術以前所未有的力量重塑外交生態，而全球治理又面臨議題復雜化跨界、行為體多樣化參與訴求高漲、傳統治理機制效能赤字凸顯、國際話語權博弈加劇等現實困境，雙重因素共同推動數字外交這一外交新形態興起。在此背景下，深入探討數字外交的興起邏輯、核心特征、對全球治理的賦能價值及實踐挑戰，并明確中國在推動數字外交健康發展中的使命具有重要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數字外交的興起，一方面得益于社交媒體崛起、大數據與云計算進步、人工智能與新興技術融合這三次技術浪潮的支撐；另一方面源于全球治理應對復雜挑戰的現實需求。其呈現技術驅動性（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為核心驅動力）、主體多樣性（打破政府壟斷，非國家行為體可參與）、傳播即時互動性（信息實時傳播且雙向互動）、形式創新性（催生虛擬峰會、VR/AR 外交等新形態）四大特征。在賦能全球治理方面，數字外交能提升治理效率與響應能力，如助力疫情數據共享與疫苗研發；提高國際談判效率，如人工智能輔助解讀文本、預測訴求；創新治理參與機制，為非國家行為體開辟渠道；促進全球公共產品理念傳播，通過多模態敘事擴大認知。同時，數字外交也面臨網絡安全威脅、數字鴻溝加劇治理不平等、國際法律制度滯后、透明度增強制約談判靈活性等挑戰。（選自《學術前沿》2025年第22期，詳見）

作者簡介

劉宏松，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國際組織、全球治理、中國外交、歐盟政治與外交，主要著作有《二十國集團、中國倡議與全球治理》、《國際防擴散體系中的非正式機制》、《歐盟外交政策》（譯著）等。

本期編輯 | 常嫦 張堯

音頻剪輯 | 孟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