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欠的7億多兩白銀爛賬如何處置，毛主席大手一揮：不會賠1分錢

1949年10月1日晚，天安門廣場上的禮炮聲剛剛散去，北平外交信使便匆匆趕到中南海，遞上一摞蓋著各國公章的文件。薄薄幾頁紙，每一行數字都沉重得像鉛——列強要求新政府接手清朝與民國留下的賠款，總額折算七億多兩白銀。

文件并非突然出現。要弄清緣由，視線必須回到一個世紀之前。1842年《南京條約》開了口子，隨后《北京條約》《辛丑條約》等接踵而來，關稅、領事裁判權、賠款，條條都是枷鎖。清廷為了籌銀子，不斷加稅、借債，外債一共兩百多筆，利滾利，成了無底洞。

甲午戰爭后，清政府向日本賠付二億三千萬兩白銀，為籌款又向英法德等國舉債，成本幾乎翻倍。1901年的庚子賠款更狠——4.5億兩白銀，本息合計近10億。直到1912年清室退場，欠條仍堆滿金庫角落。

北洋政府上臺，外交顧問大多是列強“老朋友”。怕丟面子，也怕被封鎖關稅，他們認下所有舊賬，甚至同意用海關歲入做抵押。蔣介石執政后，也延續同一路數。1931年前后，南京國民政府用于還債的歲入占中央財政四成，連軍費都要靠外國貸款周轉。對日本，他們則能拖就拖，畢竟戰火已起，賬目左右都算不清。

然而，不管北洋還是國民黨，再怎么還，也只是杯水車薪。到1945年，列強逐漸“退款”一部分庚子賠款——美國說要支持教育，英法圖拉中國出兵一戰。算來算去，等到國民政府退守臺灣，未結余額仍在七億兩白銀上下。西方銀行家認為，新政權終究要認賬，甚至有人預估：按照當時的國民生產總值，中國需要用十年才能填平窟窿。

1949年10月，新政府財政人員把這摞欠條呈交中央。當夜的會議氣氛并不輕松。有人擔心，一旦拒付，外交承認會受阻；也有人提醒，賠款若照付，新中國建設將寸步難行。燈光下，周恩來翻動文件，抬頭說道：“條約？不平等的，我們不認！”話音不高，卻壓住滿室雜音。

毛主席隨后發言，態度干脆：不給一文。理由只有一句——人民共和國不繼承帝國主義強加的任何枷鎖。會議形成決議，第二天即通過外交途徑告知各國。對方代表先是驚愕，再是惱怒，最后只能在電報里寫下“保留意見”。

決定不付錢，只是第一步。11月，政務院通過條例，宣布廢除一切舊式領事裁判權，外籍人員在華一律遵守中國法律。12月，公安部接管東交民巷兵營。面對荷槍實彈的解放軍，英美衛兵象征性抗議后選擇撤離。外電評論說：“北京在幾小時內完成列強半個世紀未竟之事。”

有人質疑：拒付會不會損害國家信譽？事實恰恰相反。對于真正的平等貿易和正常貸款，新政府一口價，分文不少。最典型例子就是對蘇軍火債。1950年朝鮮局勢緊張，蘇聯提供大批裝備，折合八十多億盧布。1960年前后，中蘇關系降溫，蘇方催債。中國在三年自然災害里仍分批還清，時間比協定提前半年。誠實守信與拒絕舊債，并不矛盾，關鍵在“平等”二字。

值得一提的是，毛主席訪蘇時還順帶談及旅順口問題。斯大林原想繼續保留海軍基地。毛主席擺出數據：旅順地處遼東半島咽喉，若常駐外軍，將嚴重威脅中國安全。雙方拉鋸多日，1955年蘇聯最終撤軍歸還港口。此事雖與賠款無關，卻用行動證明——新中國在主權問題上寸土不讓。

回頭看那七億兩白銀。列強索償未果，最后只能自行注銷。美國國內有議員感嘆：“清政府欠下的債，連利息都壓垮任何新興國家，中國卻一筆勾銷。”這句牢騷，恰好映襯了新中國的底氣：國家窮，但腰桿直。

幾十年后，研究者對這段往事仍津津樂道。有人統計，如果按照購買力折算，七億兩白銀相當于二十一世紀初中國外匯儲備的三分之一，可見當年壓力之巨。也有人注意到，拒賠并未帶來預想中的外交孤立，相反，1950—1953年間，瑞典、丹麥、芬蘭等國相繼與北京建交，商業機構依舊活躍在上海、廣州。

不能忽視的一點：廢約、清兵營只是開端，更深層的變化在國民心理。長久的“賠款思維”曾讓許多人習慣低頭，與人交往先賠不是。1949年后的態度轉折，讓普通百姓第一次明白：面對不平等，可以說“不”。這種自信，或許比任何黃金白銀都來得珍貴。

至此，那摞寫滿外文的欠條早已塵封檔案。紙張會泛黃，數字會作廢，但當年毛主席大手一揮留下的決斷，卻在后來一系列涉外談判中繼續發揮影響力——不平等條約，只能進歷史博物館，再無重見天日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