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難的知識分子們

在歷史上，知識分子往往是苦難的殉道者。

隋唐以前沒有科舉考試制度，民間的知識分子要到權貴家里做門客，為權貴出謀劃策，立功之后才可以接受封賞。而權貴從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本身就是高級知識分子。他們壟斷了天下的優質資源，尤其壟斷了官場的資源，要實現權力和財富的世襲。而民間的知識分子想分一杯羹，卻只能到權貴家里做門客，有的甚至出賣人格。《戰國策》寫了一群作為外交家的書生，周游于各個國家，朝秦暮楚，朝三暮四，鼓三寸不爛之舌，謊話連篇，還被稱為有智慧。他們為主人辦成事之后，就可以接受封賞。蘇秦居然可以身掛六國相印，卻最終沒有挽救六國的頹勢。孔子周游列國，想兜售自己的“仁”的學說，卻不被諸侯重視，甚至像喪家之犬一樣游走，還在陳蔡之間遭遇了困厄之苦。連同他的學生都懷疑他的學說，但孔子信心堅定，認為自己的學說本身沒問題，只是時代出了問題。后代的君主利用孔子的學說治理天下，但并沒有原原本本依照他的學說來實行，而是改造了他的學說，剔除了其中的民本主義思想，改成了封建迷信思想，用神權統治老百姓的頭腦。所謂的帝王之術就是外儒內法之術，表面上以德治國，推行儒家“仁”的學說，確定禮教傳統，溫文爾雅，實際上卻擁有強有力的法律手段，甚至不惜動用軍隊來剿滅起義的農民。皇帝會一手軟一手硬，軟的就是道德和禮教，同時宣揚迷信思想；硬的就是法律，是軍隊，是縣太爺手中的驚堂木。

知識分子并不僅僅是統治階級內部才有，民間也有很多知識分子。三國時期，很多知識分子歸順曹操，只是為了效忠漢獻帝，卻被曹操一一利用。只要反對曹操稱帝的，就被曹操殺掉。即便如此，還是有很多知識分子歸順曹操。因為曹操手中握有王牌，那就是大漢天子。知識分子大多愚忠愚孝，要忠于皇帝，就要給皇帝賣命，其實已經給曹操賣命了。曹操本身也是知識分子，會寫詩，而且寫得沉雄壯闊。歸順他的知識分子有比他寫得好的，但最終要讓著他。知識分子必須依附于權力系統，不然自己的雄心和抱負就難以施展。那時候的知識分子大多學習儒家的學說，要確立修齊治平的理想，當然就要像孔子一樣依附于權力系統，不然只靠自己來宣傳，累死也不能昭告天下，不能推行自己的思想。悲哀的是，知識分子為了宣傳自己的學說，竟然削足適履，要適應權力系統的需要，主動修改自己的學說。不管是變法的商鞅，還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董仲舒，都沒有原原本本宣傳自己的思想，而是改編之后，適應了當權者的需要，才獲得了當權者的認可，依靠權力推行以后，就會迅速火遍天下。

能夠被權力系統賞識的知識分子成了御用文人，不得不屈從于權力系統，但他們在權力系統做了官，就成了老百姓心目中的官老爺，成了被羨慕的對象。而那些不肯和權力系統合作的知識分子，保留了自己鮮明的思想，可以成為民間的哲學家，可以成為某一學派的宗師，但他們仍然要被權力系統控制，甚至自己的學說在流傳的過程中會被隨意修改。就像孔子和孟子學說被修改一樣，民間很多學派的學說在流傳過程中都被修改，甚至出現了很多版本。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老子》和市面上流行的《老子》有很多的不同，除了流傳過程中以訛傳訛的抄寫問題，就是權力系統的肆意修改造成的。做了御用文人的知識分子，往往會喪失人格，會依附于權力系統。而一旦想要匡復天下，拯民于水火之中，就要指斥皇帝的缺點和毛病，要為民請命，卻往往橫遭打擊。不管是韓愈，柳宗元，還是歐陽修、蘇軾，都有過這樣的經歷，甚至歷史上絕大多數的文學家都有過這樣的經歷。知識分子本身就是要做知識的殉道者，不但要傳播知識和文化，而且要為民請命，要為天下老百姓過上好日子而奮斗，而不是為了維護權力系統的利益，而不顧老百姓的死活。儒家學派的人總是以天下為己任，有積極入世的思想，卻往往成為權力系統的祿蠹，不然就會成為被排擠、被打擊的對象。

知識分子要做社會的良心，因為他們擁有知識和文化，可以成為老百姓的代言人，也可以成為向皇帝匯報的人。但他們要據實稟報，卻不能報喜不報憂。而事實上卻完全相反。很多知識分子背離了自己的良心，成了體制內的御用文人，只會忙于官場的迎來送往，知道如何搜刮民間財富，用于官場運作，即便寫詩作詞，寫文章也不能表達自己真實的想法，而是用了科舉考試琢磨的那套功夫，琢磨皇帝的意圖，琢磨當時流行什么思想，琢磨主考官的想心思，就要寫出來，卻只是增添了文字垃圾，毫無個性可言。而有的知識分子獨樹一幟，在民間傳播自己的思想，卻往往受到權力系統的控制。他們要做知識的殉道者，要忠于自己內心的想法，要帶領學徒研究社會和人生，而不能完全受到權力系統的操控。可是他們的學說流傳了很多年，就會逐漸改變。康熙和乾隆帝都編訂過“四書五經”中的書，都曾經修改其中的內容，刪掉了民本主義思想，增添了愚民的內容，以至于很多國人都喜歡做無聊的看客，都喜歡隨大流，都喜歡知足常樂，而不思進取。魯迅棄醫從文，提筆寫作，是為了“將舊社會的病根暴露出來，催人留心，設法加以療治。”但他又把自己的作品叫做“遵命文學”，只是說明“我所遵奉的是那時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契訶夫認為：“文學所以叫做藝術，就是因為它按生活的本來面目來描寫生活，它的任務是無條件的、直率的真實。把文學的職能縮小成為搜羅‘珍珠’之類的專門工作，那是致命打擊，如同你叫列維丹畫一棵樹，卻又吩咐他不要畫上骯臟的樹皮和正在發黃的樹葉一樣。”

知識分子向來以天下為己任，而自身又沒有掌握權力，而掌握權力的人，如果算是知識分子的話，那么他們一定背離了知識分子的良心，并沒有真正匡扶天下。也沒有真正把占有的優質資源均分給老百姓，更沒有把權力分給老百姓。苦難的知識分子們會成為盜火的普羅米修斯，前仆后繼，不然就會變成愚昧而麻木的看客，變成為權力鼓與呼的御用文人。真正值得敬佩的是那些苦難的知識分子，哪怕被排擠，被打擊，也仍然忠于自己的理想，要為民請命，要探索社會和人生的真相，生命不息，探索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