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年，記者拍照把許世友和江青拍到一起，江青大怒：不要跟他一起

1973年8月24日晚十一點，北京西四的照排車間燈火通明。堆滿定影液味兒的暗房里，膠片上的影像剛浮現，值班編輯猛地捏緊了放大鏡：主席臺右側，江青的側臉旁，赫然是許世友。

那天白天，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剛開幕，媒體記者按慣例拍下主席臺及兩翼要員。會務處早已把座次排得滴水不漏，卻沒想到鏡頭隨手一晃，硬生生把最“不對付”的兩個人收入同框。

許世友出身鄂豫皖交界的貧寒山村。1905年生人，八歲進少林寺當雜役，既為填飽肚子，也為學拳護家。和尚不當，他卻靠扎實的功夫在寺里混出名堂。二十歲那年下山探母，一場誤會打死惡霸少爺，被迫亡命。

逃亡途中，他又因自衛闖下血案。山道艱險，饑寒難耐，他在小飯館門口聽到“當兵管飯”四字，二話不說跟著募兵班長走進營房。憑一身硬功，三個月升副連，先有口糧后有津貼，算是攢回了一條生路。

母親后來一句“共產黨來咱村鬧革命啦”，徹底改寫了這條生路。1930年，許世友在老家參加紅軍，豫東、鄂北的大小戰斗讓這個“半路出家”的連長愈打愈紅，屢屢奇襲建功。

與戰場上的豪氣相比，他對立場的執拗更出名。抗戰時期，他在新四軍集中訓練時出過一次事故——槍支走火炸傷自己，卻硬是不下火線，靠竹杖支撐指揮，打退日軍。戰士們背地里說：這人頭鐵心也硬。

1966年后，北京氣氛驟變。江青憑“文藝批判”聲勢正勁，許世友則鎮守南京軍區。一次匯報會上，江青指手畫腳批部隊作風，許世友沉著臉回了半句土話，弄得她當場下不來臺。這梁子由此越結越深。

1967年春，他索性躲進大別山，說是“檢查戰備”。山中工區口令森嚴，傳令兵上山前得先掛白布條示意，否則“站著來躺著走”。江青想指摘，無奈毛澤東、周恩來多次打招呼：“讓他安心養病。”

1973年黨代會開幕前夕，會務得知許、江座位相鄰，有人小聲提醒換位，結果名單已報中央，動不得，只能寄望鏡頭別作怪。攝影記者按部就班拍攝，沒想到膠片先“告了密”。

暗房內，編輯手忙腳亂把那張底片塞進廢箱，卻被夜班值班主任翻出：“副刊要多角度，這張刪不得。”沖印完畢，照片過審送至釣魚臺。剛翻到那頁，江青尖聲道：“我不要同他一起！”

一句話，印廠連夜撤版重排；排字工人守到凌晨，生怕再露紕漏。有意思的是，另幾家地方報社已接到套版，凌晨五點，電傳電話此起彼伏，一張張版芯被緊急撕下扔進碎紙機，場面堪比作戰。

江青為何如此惱火？除了舊怨，更怕“并肩”二字的象征意味。她清楚許世友的火爆脾氣。傳聞在京西賓館討論某文件時，他當眾拍桌：“老子打了一輩子仗，最討厭裝腔作勢！”場面一度膠著，靠周恩來圓場才平息。

毛澤東在世時，多次對身邊人說：“世友這人粗中有細，別惹急了。”許世友也將這份信任看得比命還重。毛澤東1972年讓他北上述職，他寫下遺囑式電報：若三日音訊全無，請把尸首運回新縣，不要火化。

1976年9月，天安門長安街沉默如潮。噩耗傳來，許世友跪在南京軍區禮堂失聲痛哭。消息靈堂布置事宜時，有人提議請四人幫成員前來指示，他把茶杯重重一摔：“別來煩我！”

同年10月粉碎“四人幫”，南京城通宵爆竹聲脆。許世友拎著壇子，痛飲自釀米酒，一句“機關算盡，何苦”飄進夜空。

1979年，他升任軍委常委，卻主動請辭回南京養病。中山陵8號成了他的“根據地”。三層西式小樓被改得土味十足：前院養豬，后院種甘蔗。警衛員笑稱“首長把花園打成生產隊”。

孩子們假日來訪，總能得到“巧力克”。許世友常忘記名字，每次遞出一塊前都問：“這東西甜不甜？”看孫女們點頭，他憨憨直樂。

一次，美國歸來的孫穗英想探祖宅，接待處愁眉不展：里頭如今滿地雞鴨。靈機一動，讓司機領著首長去郊外打獵。許世友聞獵心起，一桿五〇式步槍扛肩頭，樂得不想回家。孫家人悄悄走完院子，只說“保管得不錯”，便不再提舊事。

晚年許世友喜歡午后獨坐藤椅，聽收音機放老戲。街上汽車喇叭聲越嘈雜，他越覺得院內甘蔗葉沙沙作響，是大別山風聲。

1985年，老人病重住進南京軍區總醫院。病榻前，他對老部下低聲叮囑：“后事簡單點，別給組織添麻煩。”同年十月，他的軍銜與傳奇一同封入青山。

那張“同框”照片最終沒能見報，只在新聞檔案柜里封存。底片的銀鹽早已氧化泛黃，卻留下一段撲朔的暗流：兩種性格、兩種道路，在歷史快門里短暫交匯，又迅速分道揚鑣。